亲历尼克松访华

文 | 廉正保（原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外交部档案馆馆长）

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华后不久，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受权发表公报宣布：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2月21日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

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来华访问，举世瞩目。接待尼克松访华成了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头等大事。我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工作，参与了接待尼克松访华的全过程。

周恩来明确规定了这次接待工作的基本原则，强调：我们是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国主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经周恩来确定的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

美方先遣组的口信“冒犯”了中方

尼克松1913年生于加利福尼亚，从美国西部起家。他1937年从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同年在加利福尼亚获得律师资格。二战期间，尼克松曾在海军服役。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当选为众议员，成为最年轻的议员之一。尼克松早期政治生涯以反共的强硬派著称。50年代初担任参议员期间，他紧密追随麦卡锡，积极参与美国当时的反共迫害运动。在尼克松担任副总统的8年期间，他竭力支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球干涉政策。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7届总统。1972年竞选连任成功，1974年8月8日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正是由于尼克松拥有“反共”的“老本”，在其调整对华政策时，才不担心会被人指责对共产党“心慈手软”。尼克松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功不可没，以后曾多次来华，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率领先遣组访华，为尼克松访华进行技术安排，解决访华期间与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有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黑格同姬鹏飞外长会谈时说，他要转达尼克松、基辛格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个重要口信。会谈很快结束。随后，周恩来总理会见黑格。黑格将军是军人出身，曾担任过北约盟军司令，讲话比较直率，不善外交辞令，他在转达口信时，讲出了基辛格两次访华想讲而没有讲出口的话。黑格说，苏联企图通过树立中国的敌人或其代理人来“包围中国”；美国同中国接近，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突然产生某种喜爱”，而是苏联的战略是先制服中国，再进攻美国，美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国家利益”才和中国建立关系的；越南战争的继续，只能加强莫斯科在东南亚的势力与苏联对中国的包围。黑格说，中国的“生存能力”正受到来自苏联的威胁，而美国将“维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华盛顿的口信是希望尼克松的访华不要给尼克松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加强总统世界领袖的形象”，“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周恩来表示，我们要对美方的口信进行研究后作出答复。于是暂时休会。   

美方此举的意图显然是想通过打“苏联牌”来迫使中国在最后阶段的谈判中作出原则让步。周恩来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以熊向晖草拟的答复稿答复美方。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对他转达的美方口信进行了严厉批驳。周恩来指出：一、中美会谈临近，敌对势力加紧反对是预料之中的；二、苏联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是其扩张政策的继续，说不上是“战略转变”，印巴形势说明次大陆形势的动荡；三、中美之间在越南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四、半年前，尼克松曾将中国列入世界“五大力量”之中，现在美方突然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这是令人惊讶的。任何国家都决不能依靠外力维护独立和生存，否则就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新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任何“孤立、包围、遏制、颠覆”的企图必定以失败告终；五、“世界领袖”不是自封的；六、美方由于国内某些势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求中方考虑公报草案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辞，中方不反对进一步磋商。但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怀有强烈感情的问题，如果美方真的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这一问题持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如果屈从某些反对势力的压力而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这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是无益的。

周恩来会见黑格，我在现场做速记记录。我看到黑格听了周恩来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话后很不自在，他无力地辩解说，他只是负责转达口信，无意冒犯中方。

美方的要求令人啼笑皆非

中美之间所谓的技术性谈判，也充满了政治色彩。美方代表提出，尼克松从始至终必须使用自己的专机和防弹车，即使是在中国境内。理由据说和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的一项权力有关，即只有美国总统本人有权宣布国家紧急战争令，所以美国总统在国外访问期间必须时刻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系，而总统的专机和专车里恰恰配备有这样的通讯设备。中方代表则明确表示，中国没有在其他国家元首来访时向对方的飞机开放领空的先例，迄今为止，凡是访问过中国的国家元首，只要在中国境内，都是由中方提供交通工具，因此美方的打算不在中方的考虑之内。经过谈判，中方代表提出，允许美国总统的专机作为副机跟随在由中方提供的主机之后，而副机可以通过乘坐在主机上的通讯人员随时与美国国内保持联系。美方对于中方这样的安排显然无话可说，但他们对中方用来作为主机的伊尔—18型飞机的性能表示怀疑。中方并不否认伊尔—18型飞机比不上美国总统乘坐的波音707，但是可以保证为这架飞机挑选出来的机长是最优秀的，况且中国总理也乘坐同一架飞机，人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总理的安全就不重要。在这样的安排和理由面前，美方代表只好放弃了原来提出的听上去盛气凌人的打算。   

美方提出，他们自己带通讯设备，通过卫星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不要我们付费。我们说，这不行，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出资买下来，租给你们用，你们付费。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我们的主权，另一方面我们在跟他们使用时还能学到一点技术。

美方还提出，让中方提供有关安全部署的详细计划，对宴会和游览场所进行反爆破检查，以及由美方派海关人员到中国海关检查美国记者和技术人员的行李等。他们甚至还提出要在飞机上准备一些机关枪和自动步枪，以便在发生意外情况时自卫。上述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代表拒绝。中方代表表示，中方有能力保障美国总统及其率领的代表团的安全。周恩来说，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一点不能让。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尼克松走下舷梯，将手伸向周恩来。当两只手握在一起时，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尼克松到北京的当天下午2时许，便接到毛泽东要会见他的通知。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美方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基辛格的得力助手温斯顿•洛德，他负责做记录。洛德后来曾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方参加会见的还有王海容、冀朝铸、唐闻生。那天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他初次见毛泽东的印象：

我们被引进了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座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落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但他的思维仍然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一刻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哲学问题谈起。谈及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及其他地区局势等问题，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作者注）跟你谈的事。”对于中美关系，毛泽东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观点。他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相互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就是啰。”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在回顾了2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状况后，毛泽东特别谈到最近两年中美关系接触的过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高兴像共和党这样的右派当政。”他又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能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还说：“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谈成了。”尼克松在临走时也谈道：“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席间，周恩来在祝酒词中说：“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有一个新的开始。”

尼克松在祝酒词中说：“感谢你的非常盛情和雄辩的讲话。”“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们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正如你在祝酒时讲的那样，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两国人民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的确是黑暗的了。”“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

尼克松最后引用毛泽东的诗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说“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尼克松还赞扬了演奏音乐的乐队，说：“我在外国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这么好的美国音乐。”是啊，这是周总理特别交代乐队演奏尼克松爱听的《美丽的亚美利加》。

周恩来给尼克松留下美好印象

尼克松在华期间，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五次会谈，主要是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看法。尼克松重申了美方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不鼓励“台湾独立”，逐步实现从台湾撤军等；同时又强调，美方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难”，希望在他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指台湾——编者注），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又说：“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

尼克松后来回忆到他对周恩来的印象：

周的仪表给人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开诚布公，善于自制又显然充满激情。……周的机敏胜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世界领导人，而且明显地带有中国人性格的特征。……周还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对细小的事情非常留神，但又不被琐事所缠住。……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73岁的周却始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求休息。

尼克松访华期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商谈如何拟定中美联合公报，这主要由乔冠华副外长与基辛格博士进行具体谈判。

基辛格1971年10月第二次访华同周恩来会谈时提出，美方要与中方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交换意见。事前，美方并没有说要发表联合公报，中方没有预做准备。当周恩来看过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后，表示不能接受，因为这个公报草案仍沿袭一般联合公报的写法，掩盖彼此间的分歧，回避实质性的问题，是一个用漂亮辞藻粉饰起来的貌似观点已取得一致的公报。同时，周恩来也没有否认美方草案中的可取之处。他指示有关人员起草对案，提议：可以按照过去重庆谈判时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的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在得到毛泽东认可后，中方起草了一份“各说各的”公报稿，其中美方意见空出留待美方自己写。起初，基辛格感到中方对案“用词尖锐” “立场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觉得难以接受，但冷静下来仔细研究后，发现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或许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经过反复会谈，美方终于同意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起草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提出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

这次来华，基辛格一上来就对周恩来说，中方曾表示黑格带来的方案可以考虑。周恩来当即敏锐地指出，当时他就表示不同意黑格带来的措词，而倾向于原来的方案。

乔冠华与基辛格就中美联合公报进行了九次会谈，谈判的焦点是台湾问题。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直到25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仍没有确定下来。谈判陷入困境。基辛格问乔冠华，如果双方寻找不到可为双方接受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回答说：这就难说了，达不成协议不发公报也可以。此话使基辛格有些紧张。这时，美方已在担心，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要求同周恩来单独会谈。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出来。基辛格马上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

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成“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的立场。事后，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们《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当晚，周恩来出席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由于公报尚未定稿，不一定能够发表，周恩来在宴会致词中只讲了中美之间的分歧，而没有讲共同点。

2月26日凌晨，双方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基本谈定。这时基辛格突然找乔冠华说，罗杰斯国务卿看了中美联合公报，对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些用词提出了修改意见。我们在场的人听后都吃了一惊。有人怀疑这是不是美方在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到最后关头，再给中方出一个难题。但仔细分析又不像。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罗杰斯本意并非想对公报作修改，而是借此对他在访问中没有参加会见毛泽东、没有参与商谈中美联合公报遭遇冷落发泄不满。为了安抚罗杰斯，周恩来与基辛格早已商定，专门安排罗杰斯国务卿与姬鹏飞外长进行双边会谈，让他感到有事可干。同时，周恩来还在从北京到杭州的专机上特意与罗杰斯进行交谈，对美国国务院和罗杰斯国务卿本人为改善中美关系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扬。罗杰斯对周恩来善解人意的亲切谈话感到满意，内心平静了很多。   

在杭州，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中美联合公报进行了最后的商谈，经过一番文字推敲和细微修改，罗杰斯也撤回了他的一些修改意见，基本达成了一致。27日，到上海最后定稿，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人称《上海公报》。

公报中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是：“美方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周恩来不久后讲解中美《联合公报》时谈道：

这是中美会谈中争论最多的一段。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时半才达成协议。这段第一句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称“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使他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

他提出种种方案，要我们承认和平解放台湾的义务，我说不行，你这样希望可以。我们要他承担从台湾全部撤军为最终目标。有人问：“美蒋条约”为什么不写上？你写上废除“美蒋条约”，他就要写上保持“美蒋条约”义务，这就不利了。军事设施都撤走了还有什么“条约”？所以抓问题要抓关键性的。有一些关键性措词要巧妙，使他们限于被动，我们处于主动。尼克松上台前17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以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一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前面有十一个共同点，台湾问题好像也是一个共同点。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

这份来之不易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尼克松显得心情格外舒畅。在上海市为他举行的送行宴会上，他发表即席讲话说，此次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离开中国前，尼克松还要国务卿罗杰斯当面邀请周恩来访美。周恩来回答说：中美目前还没有建交，我这时访美，似有不妥。

不过之后的中美建交，确实阻碍重重，一等就等了将近七年。

责任编辑：杨玉珍，原刊于《纵横》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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