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风云四十年 | 亲历“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下）

口述 | 牛文元

整理 | 潘飞

首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的出台

随着“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进一步深化“可持续发展”研究，我在1998 年建议：对应国际标准编制一套系统的年度报告，深入研究、追踪“可持续发展”问题。我的想法得到了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院士的大力支持，他说：“老牛，你要真下决心做这件事，你的团队就必须心无旁骛，也不要找什么机会到社会上去搞创收，就要稳定方向和人员，一心一意追踪全中国、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把研究做深、做透、做系统，如果这样行，我就支持你！”我说：“院长，有你这番话，我这个决心就算是下定了！”

同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正式成立，由我任组长并兼首席科学家。从那时起，我和我的团队就一门心思走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世界前沿研究道路上，始终未曾离开一步。1999 年，第一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新鲜出炉。当时，我对路甬祥院长说：“咱们这份报告，主要就是为了向国家决策层传递最新的科研成果，以更好地为决策提供科学支持。您要是有这个魄力，咱们就在每年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免费赠送，人手一册。”在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坚持每年出一本研究报告，到今年已经连续出了16部。通过这份报告，我们希望把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内涵、理论体系、战略要求、战略目标、战略路线图、独立的指标体系等提出来，以期在此基础上推动创立具有战略咨询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体系。事实证明，报告发布至今，引起了全社会极大的轰动和反响。每年，报告中所披露的内容都会引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以及各方的热议。在报告中，我们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综合性、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社会性的系统学研究方向；提出了“生存、发展、环境、社会、智力五大支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构架；利用了“可持续发展”的资产负债分析方法；建立了独立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资源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指标；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零增长”目标；开展了“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专题性研究。

这些年来，《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也已经与世界接轨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好评。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认定的全球最受重视的247 份年度研究报告中，《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位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 年人类步入新千年之际，我们《报告》的研究团队专门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就“国家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引起了国际上同行的兴趣。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围绕中央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采用了“模拟追击”理论：假设以发达国家作为现代化的第一梯队，以发展中国家为第二梯队，发展中国家要追上发达国家的过程，至少取决于“目前差距”和“追赶速度”这两大变量。根据这两大变量，我们计算出了中国追上或者进入发达国家所需的时间，并且由此细化出中国各个省级地区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表，例如北京大致要在2018 年。当然，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永不停歇的过程，并不是说我们赶上了发达国家，就不继续往前进了。这套现代化发展指标的设计比较严格，而且可以定量分析，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国际学界对此很感兴趣，专门在报纸上刊发书评进行介绍，并将它命名为“牛式指标”。

参与起草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2001 年6 月5 日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宣布正式启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这是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银行等组织资助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当时预计耗资2100 万美元、为期四年完成。作为世界上首个针对全球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开展的多层次综合性评估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祉间的关系，从而推动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决策者、研究者和广大公众提供可靠的地球生态系统的变化信息，以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这个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担任项目理事，赵世洞教授、刘纪远教授、欧阳志云教授和我等人也受联合国邀请，与来自95 个国家的近1500位学者、非政府组织代表等一道，参与了研究工作。2003 年，在51 位各国不同领域知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研究报告首先完成并公开出版。我和上述几位中国学者也作为作者参与了报告起草。这份报告是MA 各项报告中最早出版的一部，作为全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奠基性文本，它的出版为整个评估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由于报告在“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间相互关系及其评估框架”方面的创新意义，它的问世也成为生态学发展到“全面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这一新阶段的里程碑。

2005 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圆满完成，其成果在北京、伦敦、华盛顿等全球八大城市同步公开发布。研究成果向人类提出了严重警告：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大部分正处于不断退化状态，生态服务的支撑能力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未来50 年内还将进一步加剧。为此，徐冠华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在北京发布会上郑重提出：生态是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中国将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态恢复和生态建设，包括建立节水型社会、实施荒漠化防治工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东西部生态补偿机制等，以实现西部生态系统的良性恢复，为促进中国乃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作出贡献。

“绿色GDP”构想：不断追求“好品质”的GDP

由于在“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2002年我在届内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此后又连任两届。2003 年，国务院正式下文聘请我为国务院参事，希望我为国家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

2001 年新千年到来之际，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研究，总部设在意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2012 年起更名为世界科学院）筹备创立社会经济学部。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国科学家，我成为首批十位院士之一并参与了社会经济学部的创立。2007 年，我被世界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高规格奖项“国际圣弗朗西斯环境奖”委员会授予个人年度大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发展中国家人士，另一位获得个人大奖的是意大利前总统钱皮。评奖委员会在给我的颁奖词中说：“自1988 年以来，牛文元教授在中国最早发布了环境预警系统的报告，主持了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开创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设计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揭示了发展行为的基本规律。”我想，这些殊荣的获得，其中固然有个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中国这些年来在现代化发展中的科学理念、文明意识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为世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2007 年，我在向全国政协提交的一份提案中，呼吁加快研究建立绿色GDP 核算制度。我在提案中提出：政治意愿与管理手段之间的不匹配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真正转变的根本原因，开展绿色GDP 核算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全景图示展示于整个核算过程之中。

我认为，作为衡量国家或地区财富和发展实力的核心指标，目前的GDP 只是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数量，却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不能完整体现GDP 作为社会财富度量的核心要求，也使其在这方面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大打折扣。盲目追求GDP 的数量增长，从国家发展的整体层面上来讲显然并不健康；更有甚者，伴随“以GDP 论英雄”的泛滥，地方上还时而出现虚报GDP 数字的现象，甚至造成各省GDP 之和与国家GDP 总量相差达几万亿元情况的出现。当然，在清醒认识GDP 存在缺陷的同时也必须承认，GDP作为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出现近百年来仍是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积累的最佳指标，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替代它。因此，我们既不盲目崇拜GDP，也不盲目摒弃GDP，而是应当认真研究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GDP 的实质，对其加以精确化改造，这也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课题。

在此背景下，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自2010 年起创新思路，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独立研发了一套“中国GDP 质量指数”体系，包括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管理质量五大子系统及其分属的15 个要素。其中，经济质量表明GDP 生成过程中资源占用量及其对于物质、能量的消耗水平；社会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对社会进步贡献的能力以及社会和谐对于GDP 生成的反馈效应，强调公平对于效率的反哺能力以及社会状态对于GDP 生成的基础性作用；环境质量表明GDP 生成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代价及其成本外部化效应；生活质量表明GDP 生成过程中民众心理或意愿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管理质量表明GDP 生成过程中决策水平与管理水平的学习能力、调控能力、选择能力以及把握宏观经济走向的精准性、流畅性和前瞻性。

在围绕上述五大质量的理论建模框架下，我们完成了中国GDP 质量的定量测算。2011 年7 月，在中科院《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1》中，公布了中国省区市GDP 质量指数并进行了首次排名，北京、上海、浙江排名前三位。这一做法打破了按GDP 数量排序论座次的格局。以广东省为例，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而言，它的GDP 数量在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里排名最高，但是按照五大质量核算，它的GDP 质量只能排在第六位。这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不少专家和业内人士都表示，中国应该不断追求“品质好”的GDP以及“绿色GDP”的成长。

这件事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同年11 月19 日，创刊近160 余年、被誉为美国最受尊敬刊物之一的《大西洋月刊》专载了克里斯托弗·米姆斯的文章《修补世界的五种尝试》，其中提到的第五种尝试，就是“中国的GDP 质量指数”。文中指出：“牛文元教授认为该指数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可持续发展程度与社会和谐水平。”应当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壮大，世界上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言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原因之一就产生于对中国GDP 的怀疑。因此，“中国GDP 质量指数”的提出，对于世界打消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顾虑和怀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不仅如此，该指数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评也具有普遍、积极的价值。

融入新型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2006 年，我在全国政协委员任上提出书面报告，建议在成都设立城乡一体化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我的这一设想是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思考。公平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而城乡差异较大则是当时中国西部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借鉴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等成功经验，在西部搞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试点。

为此，我专门去四川成都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回京后在当年10月份起草了“以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为标志 建议国家设立‘和谐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报告，通过全国政协递送国务院。报告经温家宝总理阅批后，国务院即派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率领的调查组到成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调查认为我们反映的情况真实，进行这项工作很有必要。翌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在成都、重庆设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

从那时起，城市化就成为我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又一个关注方向。这里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和过去以农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相比，这预示着一种社会形态巨大变革时代的来临。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社会矛盾开始集中表现为城乡之间的矛盾，这以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为主要代表。再次，城市化向来是推动发展、促进消费的基本动力，它为工业化搭建平台，是国家财富增长的巨大引擎。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城市化之路接下来该怎么走？城乡差异怎么才能慢慢缩小？这是一个大课题。现在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要解决好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是“动力”，这也是新型城市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推动方式不同，城市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效果也会大相径庭。现在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实际上就是要让城市生产力水平在信息化、在新动力的驱动下提升到一个新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在现有投入不变的情况下，GDP 应增加2～2.5倍。第二是“质量”。人们来到城市、建设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就这个意义而言，城镇化的质量集中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不能超越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支撑限度。第三是“公平”。一个城市的发展成果能不能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即在人际之间、代际之间、城乡之间、城际之间能不能取得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这三大要素是新型城镇化中最基本的东西，缺了哪一个，都不能叫新型城镇化。这是我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第一个认识。

我的第二个认识是要重视“人的城市化”，这一点可以分为四个连续的步骤：第一，人的解放。主要体现在打破农村、城市之间的户籍限制，形成人口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第二，人的就位，也就是人来到城市后要立得住脚，要有饭吃、有活干。第三，人的归化。主要体现在新老城市居民之间的融合、认同等。第四，人的幸福。通过上述几个步骤，最后目的是要让所有人在城市生活得舒心、幸福。

当前，在国内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智慧城市”是一个很热的概念。究其本质而言，“智慧城市”内涵与“可持续发展”在不断采用先进生产力的理念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首先，从城市健康发展的动力而言，“智慧城市”中无论是智慧产业、智慧交通等，都是希望通过充分借助知识、智慧和信息，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益来创造更多的“绿色财富”，从而达到少用能源资源、少牺牲环境的目的。这与以往单纯投入资源、罔顾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中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理念。其次，“智慧城市”内涵中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也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一致。“智慧城市”建设中提出要消除“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要从信息共享的角度，提供一个全社会共有的信息平台基础，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共享信息时代的发展成果，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开展竞争。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完全可以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注入强劲动力。如果我们通过城镇化既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又减少了对自然的干扰，同时还能够使大家公平地享受，这不就是可持续发展嘛。

大道至简

世间万象，尽管看上去纷繁庞杂、千变万化，但如果深入其最本质的东西，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朴素的，即谓“大道至简”。从事“可持续发展”这项研究30 多年来，我逐渐体会到“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其实并不复杂，概括起来就是“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个要素四位一体的相互协调和系统优化，如果把它们之间的协调和优化搞好了，“可持续发展”肯定就没有问题。

总的来看，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和优化包括两大关系，也就是“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的两大主线。首先，人和自然的和谐。我常说，我们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吃的粮食，都是向大自然的索取，大自然都给我们记着账呢。有索取就得有回馈，两者要取得平衡，这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否则就像恩格斯所说，人类迟早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其次，人和人的和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基于公平正义、宽容互助、共建共享，如果没有这一条，“可持续发展”同样实现不了。人和人的和谐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代际和谐，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二是区际和谐，国内不同区域要均衡发展；三是国际和谐，人类共存于一个地球村，各国对这个共同生活的家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就“和谐”这一点而言，“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是“可持续发展”的灵魂导向。因此，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时代意义正日益凸显。实际上，早在30 多年前参与联合国“我们共同的未来”议题时，我们的观点中就已经融入了“天人合一”“中庸”等中华“和文化”的优秀思想并获得国际上的认可。我们现在谈可持续发展也好、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好，都离不开“和谐”这一文化精神的感召。以智慧城市为例，信息化技术和平台只能是实现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和谐、共享的人文精神才是其“智慧”内涵之所在。达到城市信息化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社会和谐，这就是人文精神对智慧城市的指引。缺少了人文精神的城市，谈不上有真正的智慧，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个大题目，我非常赞成，文化也需要“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我们要传承好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的需求传承发扬、推陈出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融合，美美与共，共同繁荣，这样才能提升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共同的生命力。

计利当计天下利

于我个人而言，多年来能一直参与“可持续发展”这项事业，感到很庆幸。我受孔夫子“学以致用”的影响比较深。小时候家里穷，念书对我来说是件奢侈的事，当时就想，我这辈子到世上不能白来一趟，一定要做成点事，当然最初的想法还只是停留在“成名成家”上。后来，随着我理解的加深，认识到“学以致用”不能只为求个体之名利，而是要利己利人、达己达人，尽平生所学对国家、社会、大众作出一些贡献，即谓“计利当计天下利”。我之所以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事业方向，也是认为在这方面更能为推进社会进步尽点力。

我给学生上课，第一堂课一定不讲知识、不讲技术，讲做人。对于做人，我的理解也就六个字：头两个字是“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真理。敬畏之心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至于出格。接下来的两个字是“感恩”，感恩“天地君亲师”，这些都是扶助我们成长最基本的条件。“天地”指自然，“君”可以理解为令我们得以安身立命、赋予我们文化内涵的国家、民族；“亲”包括亲人，也包括更广泛的朋友；“师”指所有对我们有过帮助教益的人，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最后两个字就是“宽容”，宽容是一种修养，也是让自己时常感到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宽容一步，海阔天空。如果能够将敬畏、感恩和宽容融入“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观念和文化里，从而以此来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相信对于祖国、对于人类，对于“我们共同的未来”，将会非常有意义。而这，也是我的期许。

责编 | 潘飞 鹤焱（实习）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原刊于《纵横》2014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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