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动与城乡发展|人口自由流迁增添上海大城市发展活力

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2019-01-07 16:18
来源:澎湃新闻

原新在“人口变动与城乡发展”论坛上发言。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图

什么叫活力?就是旺盛的生命力。城市发展活力的本源,就是动力。人口作为最活跃、最能动的生产力要素,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海是一个超级大都市,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总格局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想用最基本的人口学原理和最简单的人口平衡公式,以上海市为例,采用历年人口统计资料、人口普查和人口小普查资料,解构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大城市人口变迁的轨迹,讨论人口自然变动、人口迁移变动和人口流动对大城市发展活力的积极作用和贡献。

外来人口是上海市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源泉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户籍人口规模为1098万人,2017年为1446万人,增幅32%,年均增长率为0.70%;同时期,常住人口从1104万人增长到2418万人,增长了119%,年均增长率为2.01%。与同期全国总人口增长相比,39年间,全国人口增长49%,年均增长率为1.02%(表1)。显然,上海市户籍人口增长幅度和增长速度都低于全国人口平均状况。但是,常住人口增幅高于全国平均值1.4倍,年均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倍左右。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户籍人口增长速度慢于全国平均,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基本可以判断,外来人口(含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促进了上海常住总人口的不断增加。

表1 1978-2017年上海市人口总量的变化。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上海统计年鉴(2017); 2017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作者制表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增长快得多。以下从结构上分析,这些净增加的人口是怎么来的。

第一,上海市户籍人口的自然变动几近停滞。分析1978-2017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发现,户籍人口出生率从1980年代的15‰左右降至世纪之初的5‰以下,2004年以后略有回升,2017年为8.10‰;死亡率水平呈现略微回升再下降的动态变化,从1978年的6.20‰升至世纪之交的7‰左右,2017年降为5.30‰;出生率和死亡率相抵,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93年开始转为负值,每年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自2005年以来,自然增长率虽然转负为正,但基本徘徊在2~3‰。综合判断,上海市的人口自然变动基本保持在零增长附近,已持续了24年之久,呈疲软状态。改革开放39年,累计自然增加人口约79万人,相对于人口总量超过2千万人的大城市,自然增加人口微不足道。既然人口自然增加基本停滞,上海市常住总人口却一直在膨胀,原因就是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活跃。

第二,净迁移人口基本稳定。理论上,用户籍人口减去自然增长人口,就是净迁移人口。1978-2000年,上海市年均净迁移人口为5-6万人,进入新世纪以来,年均净迁移人口为8-9万人,年度变化虽有波动但基本稳定。改革开放39年,累计净迁移人口总量约为281万人。

第三,流动人口快速扩张。流动人口是与改革开放伴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无论人口迁移还是人口流动都是被严格控制的,尤其是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流动。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的空间自由流动才逐渐放开,从默许、允许,到鼓励和引导,流动人口为大城市输送了大量劳动力资源。

1978-1990年,上海市年均净流动人口为3.9万人,属于探索性起步;1991-2000年增加到年均23.6万人,快速扩张;2001-2010年达到高峰,年均净流动人口为60.3万人;伴随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政策,2011-2017年,年均净流动人口规模有所下降,为17.8万人,而且,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负增长。改革开放39年,累计净流动人口数量达到973万人。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总人口的变化,户籍人口从1978年的1098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1446万人,扩大32%;流动人口从5.7万人增加到972.7万人,扩大约170倍;二者叠加,常住人口总量从1104万人增加到2418万人,扩大1.2倍。流动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比重从0.52%增加到40.22%。

根据统计资料推算,1978-2017年的39年间,上海市净增加常住人口的构成为:自然增加人口占5.94%,净迁移人口占21.06%,净流动人口占73.01%。换言之,改革开放39年,上海市常住总人口数量净增加量的至少94%是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贡献的,之所以说“至少”,是因为迁移人口加入上海户籍后,其出生死亡的变动就计入了自然增加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海纳百川,吸纳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各类人才和劳动力资源。如今,外来人口(包括迁移和流动)已成为上海市常住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增长的主要来源,极大增添了城市发展的活力,成为上海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

外来人口补给上海市劳动力资源并延缓人口老龄化

外来人口的年龄属性和其他属性是非同质的,一定会带来上海市总人口结构的变化。依据2010年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年龄结构的分析(图1)可得出以下结果。

第一,流动人口增加劳动力资源。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劳动力人口,流动人口增加了上海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2010年流动人口中15~64岁人口比重高达87.24%,大量补充了上海市劳动力资源供给,流动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占到上海市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59.2%,成为上海市劳动力资源的主力军。

第二,流动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上海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十分严重,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7.43%,正向深度老龄化迈进;而流动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只有4.18%,年龄结构相当年轻。在程度上,流动人口缓解了常住人口老龄化水平,常住人口老龄化水平为10.12%;在进度上,流动人口延缓了常住人口的老龄化步伐。

第三,流动人口增添未来人口活力。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中的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相近,约为8.6%左右,流动少年儿童人口已经超过户籍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占到常住少年儿童人口的54.9%。流动人口既增加了上海市的劳动力供给,又增添了上海市的未来劳动力数量,增加了上海市人口的活力。

图1 2010年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资料来源:2010年上海是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作者供图

第四,外来人口对人力资源贡献最大。综合考察改革开放初期与现在的人口年龄结构,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17年最新统计,常住总人口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净增加27万人,增幅为12.7%,只占净增总人口的2.2%,变化极小;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净增加1032万人,增幅为117.1%,占净增加总人口的84.0%,其主体是外来人口,强有力地增加了上海市劳动力资源;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速最快,主要是户籍人口老龄化势不可挡,是人口发展的规律使然。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外来人口强有力地补充了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减轻了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有效延缓了常住人口老龄化进程。既为上海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提供充足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又保持了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延长了收获人口红利的周期,增强了收获人口红利的强度。

外来人口助力上海市人口受教育程度大为改观

相对于流动人口总体,流动到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比较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人口普查和最近一期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人口受教育情况(图2),上海市6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上过学和小学教育人口的比例断崖式下降;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比重跳跃式上升,接受过大专、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比重已经达到28.7%;而初中和高中(含中专)受教育人口结构变化较小。

这契合了外来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一方面,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高等教育发达省份,每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普通高校招收录取大量新生,同时招揽大量人才,作为迁移人口落户上海;另一方面,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结构变化不大,折射出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基本特征,因为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主要是高中、初中和大专及以上。

图2 1982年和2015年上海市6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构成的变化。资料来源:1982年上海市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2015年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作者制图

综上,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是经济发展更加强劲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增长最快的受教育人口是大专及以上人口,减少最多的是未上过学和小学受教育人口,初中和高中变化不大。外来人口不但增加了上海市的人力资源数量,也增加了上海市的人力资本积累,为新时代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结构优化、质量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保证。

就近迁移流动是上海外来人口的主要特征

采用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上海市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地为邻近省份,吸纳最多的省份依次为:安徽省,占外来流动人口总量的29.0%;江苏省,占16.8%;河南省,占8.7%;四川省,占7.0%;安徽省和江苏省的流动人口合计约占上海市流动人口总量的近一半。

就近迁移流动是人口空间位移的主要特征,符合人口迁移流动的一般性规律,既方便迁移者和流动者兼顾流入地和家乡两地,同时空间移动成本也较低。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为创造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做出了巨大贡献,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迈进。进入上海的外来人口主要就业于制造业和服务业。

结论和讨论

人口流动迁移政策是大城市人口活力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有着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和改革措施,如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走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以政治为中心走向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等。以此为背景,在人口领域的重大改革政策就是计划生育、人口自由流动以及灵活就业。

大城市首先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生育率水平率先走低,上海市成为全国第一个步入负人口自然增长的省份,是全国最早达到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省份,是全国最早实现超低生育水平的省份之一,显然,仅仅依靠上海市民的人口自然增加,已经难以维持大都市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对人口的需求。恰在此时,改革开放允许、鼓励和引导人口的空间自由流动转移,既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就业岗位,提高了劳动参与率,也为大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人口活力。在全国范围内,人口自由流动起到了削峰填谷、移多补少的作用,促进了劳动力的空间均衡。

就业制度的重大改革,从“统包统配”到自由择业,再到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改变了就业格局,提高了就业率。劳动力空间自由流动、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也激活了中国剩余劳动力的利用效率,同时大大增加了城市人口活力,增加了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口是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因素,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大城市率先完成人口转变,实现长期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甚至超低生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后继乏力,难以支撑经济社会全方位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必然趋势。外来人口则是保持城市发展活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吸纳、留住和用好外来人口,发挥他们的人口优势,是大城市持久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国外,大城市人口增加主要表现为国际移民加国内移民;在中国,则主要表现为国内迁移加流动人口。既不要夸大人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要忽视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影响。

要全面认识外来人口对大城市发展活力的作用。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外来人口,激发了大城市的人口活力、增加了大城市的人力资源活力、增强了大城市的人力资本活力、加强了大城市经济领域生产、分配、消费、流通的活力,强化了大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活力,已经为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将继续做出重大贡献,大城市发展已经离不开他们。当然,反过来看,外来人口增加城市活力也是有成本的。外来人口必然带来城市拥挤,生活极化,社会治安、管理、服务等压力增加。

虽然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正在不断改善,教育、就业、社保、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文体活动、残疾人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越来越广泛地向流动人口延伸和覆盖,然而,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大城市对流动人口“只取少予,只用少养”的现象。中国户籍管理制度,一直把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区别对待,长期形成的“二元三类人”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显。虽然制度设计上为城乡二元,现实生活却形成了农村人口、城镇人口和流动人口三类人。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和就业,但城市的各项福利制度、保障制度却无法完整覆盖他们。当然,他们也没有放弃农村的福利制度。

户籍人口、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包括制度的安排等待遇上的截然不同,已然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不均衡的新社会矛盾,已经掣肘了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居住证改革、蓝印户口、积分落户等制度探索都没有触及到城市户籍改革的根本,只是权宜之计,有些做法甚至与户籍制度改革形成了新矛盾。

改革开放永远不停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依然是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命题。积极推进大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大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必须坚持的方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走向各类保障制度均等化,实现人口自由流动到自由迁徙,最终到自由落户,才是大城市发展永葆活力的根本保障。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变动与城乡发展”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修订,有删减。)

    责任编辑:沈健文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