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开国大典中飞行受检纪实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将四十周年之际，我不禁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如果说“祖国”这个字眼与“母亲”对仗，那么“祖国的天空”则与“母亲的怀抱”骈俪。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的飞行人员，我曾无数次遨翔在祖国的兰天。但只有一次飞行，象定格的电影画面，是那样清晰的留在我的脑海中，这就是——开国大典飞越天安门上空受阅的情景。

为了振国威，壮军威，党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除检阅30万群众的盛大游行和陆军部队外，还授命华北航空处组织年青的空军参加阅兵式，这一光荣的任务将由我所在的北平南苑机场飞行队来完成。

当时这个飞行队是为了打击国民党空军对我解放区的不断袭扰，和保卫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而于1949年8月15日组建的。

由徐兆文任队长，王平阳任政委。这是第一支能够作战和执行各种飞行任务的人民空军部队。

飞行人员除部分是由东北老航校调来，其余大部是驾机起义和通过地下党或由地面报到的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共约60余人。

飞机的种类计有B-24、B-25轰炸机、p-47、p-51战斗机、蚊式战斗轰炸机、C-46、-C47运输机、L-5通讯机、PT-19教练机等共约30架。

这些飞机也是由国民党飞行人员驾机起义飞过来和来不及撤走留下经过修复的。

当我们听到将飞越天安门接受检阅的喜讯时，飞行队全体成员无不欢欣鼓舞，尽管接到通知，已离检阅不到一个月，尽管飞行人员来自五湖四海，飞机的型号、速度和性能不同，但我们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将骄傲的在母亲面前舒展雄姿，向全世界展现第一支人民空军的风采。

当时全队上下，都废寝忘食，只有一门心思、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胜利地完成这次任务。

根据当时飞行人员和飞机的具体情况，经过群策群力，周密思考，最后确定参加受阅的飞机和人员的具体方案。

由速度较快的9架p-51战斗机组成三个分队，每个分队由3架p-51组成品字形为先导。

第一分队由邢海帆、林虎、孟进组成；第二分队由杨培光、阎磊、王延洲组成；第三分队由赵大海、潭汉州、毛履武组成。

第四分队是两架蚊式战斗轰炸机由邓仲卿、王玉珂组成。第五分队是3架C-46运输机由刘善本、杨宝庆、李学冕、谢派芬、王洪智、徐俊英、姚俊、黄文刚等组成。

第六分队是1架L-5通信机由方槐、杜道时和两架Pt-19教练机由安志敏和任永荣组成。

参加检阅的飞机共17架组成六个分队。飞行航线的选择，以通县双桥上空为航线的起点，飞行高度以便于首长在天定门城楼上检阅为准。

因为飞机的型号、速度不同，为了使飞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时队形整齐，并保持一定的时间和间隔，既不能过于拥挤，发生重叠现象，也不能过于松散，拖长检阅时间，所以又经过精确的计算，规定了各分队进入航线的起点和时间，高度和速度。

就这样我们在受阅前，在南苑机场上空反复由东向西进行模拟练习。并曾三次通过天安门上空。

有一次正值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召开，当时代表们听到飞机的呼啸声，感到不安，周恩来副主席当即告诉大家：“同志们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为保卫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和开国大典做飞行练习的。”当时与会代表，全体热烈鼓掌，这是事后上级转告我们的。

在全国人民的热切盼望中，我们以激动兴奋的心情迎来了这划时代的一天——1949年10月1日。

早上6点，晨光熹微，我们将在天安门受阅的全体空地勤人员，已在机场集合完毕。

战友们尽管朝夕相处，却从来没见今天这样高兴，在全国和世界人民所瞩目的神圣使命，将由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完成。

我们又把这17架准备参加检阅的飞机仔仔细细的作了最后检查，并待命准备随时升空受阅。

下午3点，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并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4点，阅兵式开始，我们17架飞机按预定计划，由速度较慢的运输机和教练机先起飞；速度快的P-51和蚊式后起飞，升空后按规定的航线和高度在双桥上空盘旋待命，当空中指挥员油江同志一声令下，我们即按高度分别为3000、2500、2000和1500呎编好的分队由东往西驶向天安门。

当第一批9架p-51飞过天安门，到复兴门后，即刻加快速度右后转弯，经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转向建国门，紧接在第六分队后面，第二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所以地面下的同志都以为我空军参加检阅的飞机是26架，实际为17架。

当时我在第五分队C-46运输机上，飞机飞临东单上空时，就看见天安门广场已成为人和彩旗的海洋。

解放军的坦克、骑兵、炮兵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一往直前。我们的民族，历尽了沧桑巨变，饱经了炮火战乱，今天如同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我的心情万分激动。

做为一个飞行过两千多小时的我，为能参加这伟大的开国大典感到高兴和自豪。

回忆起1949年开国大典受阅至今，快40个年头了，当年参加受阅的同志如今都已年过花甲，除少数同志仍在部队和航空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外，其他大都离休或退居二线。

这些同志在建国后为发展壮大人民空军和促进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辛勤地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付出了年青的生命。

赵大海在抗美援朝时与美机作战中壮烈牺牲。王玉珂和魏雄英在执行空勤任务中以身殉职，当时他们都是20多岁的青年。

更为遗憾的是在极“左”错误路线影响下，不少起义的飞行人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历届政治运动都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尤其十年动乱中受到种种迫害备受歧视。刘善本同志就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情况逐步好转，尤其“十三大”以来，党中央对这些同志，关怀备至，政策逐步得到落实。

当时参加飞行的各种老飞机，也早已退役，有的被送到北京小汤山空军博物馆，作为新中国航空发展史上的物证，以使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部发展过程，有所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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