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读的书︱范丁梁：德语阅读中的20世纪、德国与世界
又到一年年终，盘点今年读过的书单，发现现在的阅读面在很大程度上囿于自己的研究旨趣，有不少书买回来，仍静静地在书架上等待。年初的时候重读了两本老书：拉尔夫·达伦多夫的《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和米切利希夫妇的《无力哀悼》（Alexander u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 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这两本书都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倘若有人想要了解战后德国的政治、社会、道德和心态问题，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不少富有启发的线索。不过，更让我回味的，并非作者们的具体论断，而是他们在“时代诊断”上的能力与气质。假如我们给“知识分子专家”划分类型的话，他们应该属于雷蒙·阿隆所言的“介入的观察者”（spectateur engagé），而非于尔根·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先锋式的策划者”（avantgardistischer Vordenker）。当社会对知识分子和专家集团的力量不再抱有高度的期待与完全的信赖时，重新思考知识分子专家的行为模式，不但有助于辨识在“思想”的场域中专家与社会的沟通入口，也有助于各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专家——当然也包括历史学家——反思自我的职业定位。
无论评论者是褒奖这本书的通俗易懂，还是批判它的流于表面，无法否认的一点就是：其叙述方式的确对学院派哲学史书写提出了值得严肃对待的挑战。比如，作者这样描写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于1929年在达沃斯的交锋，这场辩论被认为是20世纪哲学的分叉路口：“来自柏林的犹太工业家后裔，遭遇了来自巴登州的天主教教堂司事之子；汉萨同盟的仪态面貌，遭遇了毫无遮掩的乡土气息。卡西尔是酒店。海德格尔是茅舍。熠熠发光的高山阳光下，他们在某处彼此相遇，他们所主张的世界就在此处以虚幻的方式互相叠加在一起。”这种语言风格，与其说来自一位哲学家，毋宁说更像是一位思想史家。这本书，与其说是对哲学史的总结与反思，毋宁说更像是为魏玛共和国的文化史或者知识分子史所撰写的篇章，或者说，是为“1920年代神话”所写的脚注。其目的，并非与同行争论德国哲学在20世纪的成败得失，而是要向人们展示哲学是有趣且有用的。
事实上，1972年出生的艾伦伯格代表着目前德国哲学界的一股新浪潮——超越大学的专家圈子，在公共领域传播和讨论哲学思想。2011年，通俗学术期刊《哲学杂志》（Philosophie Magazin）创刊，艾伦伯格担任总编辑。2012年，他的同行普莱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用自己姓氏命名的哲学类谈话节目“Precht”在德国电视二台开播，2013年就斩获“德国电视奖”。继“历史”变成新媒体社会畅销的大众消费品后，“哲学”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学科的执业者当然无法轻易地在精英与大众、深刻与流行、批判与认同之间作出抉择，也不应该草率地给艾伦伯格等人的取向贴上“屈从”或者“沦落”的标签。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的或许是：二战后的德国，各门人文社会科学都在“现实导向力”上彼此竞争；力量对比中的优势在六八学运后从社会学转向了历史学，现在又似乎开始向哲学偏移。
与《魔法师的时代》相比，海德堡大学当代史教授埃德加·沃尔夫卢姆的《分裂的世界：另一部20世纪史》处境更为尴尬（Edgar Wolfrum, Welt im Zwiespalt. Ein andere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Stuttgart: Klett-Cotta, 2017）。这本书被德国通俗历史杂志《当年》（DAMALS）评选为“2017年度最佳历史书籍”，但在同行那里受到的批评却比赞誉多得多。沃尔夫卢姆以研究联邦德国史和德国当代回忆文化而成名。2007年时，他与人合著了《20世纪的全球史》（Globale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在不到300页的篇幅中，他就将重心放在这个世纪各种极端对立的表现上。他的这种立场在《分裂的世界》中得到了更具体的陈述。对于一部涉及百年的世界史来说，这本书400多页的篇幅实在不算多。因此，要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向一个更广泛的读者群——即所谓的“副刊型读者”——提供一些全新的东西？
沃尔夫卢姆认为，20世纪的发展在全球史视角下不能被简单地统一在某一条主线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不同时之物的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 von Ungleichzeitigem）。因此，他舍弃了“战争—冷战—两极格局终结”的主叙事，也舍弃了灾难史或者成功史的线性模式，从而能够让自己的叙述“更全面、在至关重要之事上或许更不偏不倚”。他用16个主题串联起这百年，每个主题都是“分裂”的表现：战争与和平；民主与独裁；介于一二之间的第三世界；强大的国家与失败的国家；控制自然与环境灾难；疫苗与艾滋；驱逐与流动；种族灭绝与平民屠杀传统；艺术先锋与艺术压迫；爱恋的幸福与性别的不平等；世俗化与宗教的回归；知识与文盲；人口过剩与人口下降；经济增长与贫困；饥饿与富裕；木犁与芯片。
沃尔夫卢姆的这种编排方式，就像是一副拼贴画，或者用更德国式的物品来比喻，就像是一本“密集图书”（Wimmelbuch）：没有中心，没有主线，没有有始有终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一个个没有交集的人物和一个个毫无关联的场景，翻过一页全景是另一页全景。批评者因此认为，他虽然激活了一些在传统书写中被边缘化的主题，但是在辩证法或者去中心化或者后结构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致于根本未能给读者就20世纪的矛盾之处提供任何深刻的见解。果真如此吗？
我觉得这本书深受指责之处，恰恰是它最有价值之处。沃尔夫卢姆不想建构任何可以拱架在过去这个世纪之上的论点；尽管他的视角受制于现实，但他也不曾将“回答这个世界的当下难题”作为写作的主旨。如果说过去的意义存在于时间进程观中，那么他想要提供的恰恰是一个可以将多面和矛盾囊括在内、从而证明人类世界所具有之延展性的时间进程观。“但是每个阴影说到底也是光明之子，只有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活过。”“20世纪，它是所有世纪中最糟糕的世纪，它是所有世纪中最美好的世纪。”——当作者引用茨威格的名言或者写下狄更斯式的语句时，它们无论如何不是史料考证式的，而是属于历史思考中的审美维度。
最后必须要提到的，是我今年阅读得最轻松的一本书：瑞士中世纪史家瓦伦丁·格罗布纳的《怀旧之地：历史旅游业和思慕真实》（Valentin Groebner, Retroland. Geschichtstourismus und die Sehnsucht nach dem Authentischen, Frankfurt a.M.: S. Fischer, 2018）。过去之具象化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古老主题，它是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才产生的。我们现在与中世纪在时间上的距离感要比19世纪初的人们小得多。从1970年代开始，在西方世界兴起了一股“乡愁”（nostalgie）浪潮，它推动“历史”成为了旅游业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时至今日，除了少数纯自然风光游外，古迹几乎是所有旅游安排中无法回避之物了。尽管如此，很多学院派历史学家对历史旅游业仍然不抱好感：在产业化的名义下，过去在旅游业中的“利用”被认为是肤浅造作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羞愧的。格罗布纳却并不这么认为。他绝不是一位文化悲观主义者，也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位游客去消费历史的经历。他是一位“时代诊断者”，从自己的旅行见闻和体验出发，他试图回答这些核心问题：过去为什么对人们有这么巨大的吸引力，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于探访历史悠久之地，人们究竟在那里寻找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首先在概念上对过去、历史与回忆之间做了厘清，然后根据时间顺序讲述了人们在旅游中对历史兴趣的发展：最初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以宗教朝圣为代表的历史旨趣；随之是19世纪伴随着现代旅游业之基础结构发展——火车、摄影、旅游指南、明信片和豪华酒店——而建构起来的新风格；继而是20世纪形成的“历史之后期制作”模式。他的视野最多地停留在瑞士，因为他认为没有其他一个国家像瑞士那样在现代旅游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如此典范的作用；其次，他的目光也投向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斯里兰卡等地。最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在历史旅游中渴求“真实”，最终目的是与个人的历史时间达成和解，并进而学习如何变成幸福；人们在历史旅游中追求“身份认同”，但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认同本身是被假定的、被创设的、被告知的情况下，它才能发挥作用。
柯普兰在《X世代》（Douglas Coupland, Generation X）中曾以批判的口吻描述一种历史旅游，他称之为“历史性地游贫民窟”（historical slumming），这是“一种造访诸如街边餐车、大烟囱工业遗迹、田园村庄等场所的行为，在这些场所中时间似乎已被冻结多年，这样一来，当人们重返‘现实’时，就可以体验到轻快之感”。恩岑斯贝格尔曾言，“真正的异国他乡是过去”。而格罗布纳则说：“旅行中最真实之物……本来就不是过去之残余。而是其他的旅者。”无论你觉得旅游是什么，如果你要前往欧洲度假，攀上一座座塔楼和城堡，走进一家家教堂和博物馆，穿梭在一片片仍然保留着古罗马或者中世纪建筑风格的小镇老城区时，你可以带上这本书，它会是一本与众不同的旅游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