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江南︱衢州：孔夫子在江南

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这片坐拥江河湖海的鱼米之乡，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发达，中外交汇。

传统与现代的漫长相遇，让江南成为理解古老中国如何转型的绝佳窗口。

澎湃新闻记者寻访了苏州、无锡、朱家角、湖州、余杭、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兰溪、衢州、温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镇，用人文主义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视江南古今之变留在普通人命运中的真实轨迹。

相较于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衢州与孔子的关系鲜为人知。尤其是在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20世纪下半叶，很少有人主动提起，衢州是孔子后裔聚居的地方。

以衢州孔氏为中心的“南孔”，是孔子后裔中的一个特殊宗族。它的“特殊”缘于800多年前的一场政治变乱。在这场变乱中，政权南北对立，孔氏家族随之分裂，作为嫡系长孙的一支追随南渡的皇帝来到浙江衢州，被称作“孔氏南宗”，支脉遍布江南。

走在衢州街头，随处可见“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字样的宣传标语。从火车站出站大厅的广告牌，到市中心商场的LED大屏幕，乃至街道两边的白墙上，都密集安置了与儒家文化有关的宣传画和宣传片。中小学在最显眼的地方立起孔子雕像，以组织《论语》的诵读、演讲、辩论为特色；各种版本的城市简介提起孔庙，以其独特的历史和祭祀大典为荣；每一处有关城市形象的细节，都在不厌其烦地传递和孔子有关的信息。

《衢州市政府2018年工作报告》中这样写道：将“南孔圣地，衢州有礼”作为衢州城市品牌，启动“南孔文化的复兴工程”。以“南孔”为品牌的企业正在这座城市里涌现，从“南孔律师事务所”、“南孔中药有限公司”到“南孔爷爷的书房”，“南孔”正在成为衢州的最大“IP”。

但对许多外来者而言，“南孔”仍是陌生名词。许多人是在到衢州之后，才初次听说孔氏家族有“南宗”与“北宗”之分；在大部分时候，山东曲阜就是孔氏家族的代表。

这种落差，从孔氏南宗放弃爵位、走向平民的时代开始，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孔氏南宗：从“大宗”到平民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家族像孔氏家族这样，几千年来始终与最高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地位扶摇直上，孔氏后裔也获得了朝廷赐予的世袭爵位和特权。孔子嫡长孙被封为“衍圣公”，衍圣公一脉被称为“大宗”，并从中央王朝获得丰厚的地产、可观的薪俸和免税的特权。而即便改朝换代、江山易主，也没有统治者会松懈对“衍圣公”的拉拢和倚重。

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仓皇南渡，建都临安（今杭州）；当时的“衍圣公”是孔子第四十八代嫡长孙孔端友，他追随高宗南下，定居衢州。与此同时，占领北方的金朝不甘示弱地在曲阜另立“衍圣公”孔端操，于是有了一南一北两位“衍圣公”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宋、金之外，草原上崛起的蒙古人也在其统治区内册封了一位孔氏后裔为“衍圣公”——每一个试图统治中原大地的王者，都需要孔氏传人的支持，以彰显政权的合法性；至于血统意义上至关重要的“嫡长孙”身份，似乎也顾不上了。

对孔端友的后人而言，“大宗南渡”的故事固然惊心动魄，但更具转折意味的时刻还是一百多年后、南宗将世袭的“衍圣公”爵位拱手让出的那一刻。

那时元世祖忽必烈已经荡平宋、金，天下一统，新生的元朝也需要一位“衍圣公”。1282年，忽必烈召南宗第六代嫡长孙（孔子第53代嫡长孙）孔洙北上、“载爵归鲁”，但孔洙推辞了，并请求将爵位让给当时在山东曲阜的族弟孔治。

“让爵”决定了南北两宗此后数百年的命运。时至今日，尤其是在衢州，这个故事仍在被不断地讲述、演绎和解读。有研究者认为，孔洙拒绝承袭爵位的原因在于当时汉族知识分子不愿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的心态。但历史只留下谜团，答案已无从考证。

我们知道的，就是南宗后裔从此形同平民。尽管1506年明武宗朱厚照恢复了南宗的世袭爵位（“五经博士”），但此时的官职从级别到实际影响力都远远不如北宗。后来再有几次艰难的复兴，也在时局动荡中草草收场。然而，孔氏南宗在客观上将诗礼相传的族学传统带到江南，并逐渐向社会开放。

家庙兴衰：从“批林批孔”到城市名片

孔庙遍及全国，但孔氏家庙只有山东曲阜和浙江衢州两处，是孔氏嫡长孙（宗子）家祭的场所。

南宋以来的900年历史中，衢州的孔氏南宗家庙经历过多次毁损、三建三迁。现有格局基本定型于清代道光年间，后来遭受过两次严重的破坏：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日军占领衢州、洗劫孔庙；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孔庙作为“批林批孔”的对象被冲击，文物被砸毁。那时，原本作为孔氏族人住所的孔府也被拆改为平房，仅保留一小部分建筑。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大潮涌起，各地开始各显神通寻找经济发展的商机；包括孔子及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重新得到重视。

在这种背景下，1980年代末，一批衢州知识人在《衢州报》上发表文章，疾呼“加强南宗孔庙的开放利用”，从“开发文化旅游”的角度，办“孔庙物资交流会”、办“孔子节”，“借南宗的牌子振兴衢州”——“就像金华人说说火腿，泰安人说说东岳，十堰人说说汽车那样”，衢州人也热切地希望打造一张城市名片。

1996年，国务院公布衢州孔氏南宗家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久，衢州市人民政府在浙江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对孔庙与孔府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在完成公房、民房和部队房屋拆迁后，终于在孔府原址上恢复建筑；孔府从不足4000平方米扩展为1.3万平方米，并建设了后花园。

如今的衢州孔氏南宗家庙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并作为景点对外开放。门票十元，附赠一本微型的《论语》（上册），寓意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孔氏南宗家庙管理委员会则是一个九名工作人员的市级事业单位，几位各有专攻的年轻人包揽了整座孔庙的导览、维护、清洁。

在孔府花园里走着，时常听到从角落里传来长号或圆号的声音，细问才知道，是孔庙的“掌门人”在这里训练了一支铜管乐队。这支“孔府铜管小乐队”，自2007年6月成立以来坚持了十多年，由这些从未学过音乐的工作人员组成，每天提早一个小时上班训练，已经办过十余场演出。

这位孔庙上上下下尊称“孔爷”的“掌门人”，是孔子第75代嫡长孙、孔氏南宗的传人孔祥楷。

自他从2000年5月到衢州孔庙主持工作起，访客便络绎不绝。有中央领导人，有文化界名流，有市里的教师，也有附近的农民。孔府花园中设了“有朋堂”，内有茶室，还有三角钢琴，“孔爷”便在这里会客。

在友人的引介下，我见到了这位传奇老人。他乐于谈论自己为孔氏南宗创作的话剧、乐曲，他的艺术天赋使得孔庙的许多活动具有一反传统的西洋艺术元素，管理创意也使得孔庙的运作与一般的事业单位相比显得高效许多。在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主导下，衢州孔庙这样一个承载了厚重传统的空间显得颇具新意。

但了解孔祥楷早年的经历之后就会发现，他之于这座城市的意义，远不止“南宗家庙的管理者”这样简单。

孔祥楷：从“末代奉祀官”到“终身公务员”

孔府是孔祥楷少年时生活过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孔府名副其实的“掌门人”。

在衢州市档案馆，大厅显眼处的玻璃橱柜中用于展示的几份民国档案，透露了孔祥楷显赫的童年。1948年，年仅九岁的孔祥楷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奉祀官”，薪水由国民政府拨款。这是国民政府废除“旧爵位”后改授孔氏嫡长孙的新称号，也是孔氏族人最后一个世袭的封号。

国民政府曾将“奉祀官”称号分别授予曲阜、衢州两地孔子嫡长孙，“北宗奉祀官”孔德成（1920-2008）后来去了台湾，终身再未回到大陆。由此，孔氏家族的嫡系后裔在继“宗分南北”后，又埋下了“两岸分离”的伏笔，孔祥楷也成了中国大陆“最后的奉祀官”。

在2000年前后，日本NHK电视台曾来中国拍摄孔子专题纪录片，分别联系到南宗嫡长孙孔祥楷，和在台湾的北宗宗主孔德成，希望能够在世纪之交拍到大陆与台湾、北宗与南宗在曲阜共同祭祖的场面，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族”实现大团圆的一个契机。可是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衢州市档案馆所藏记载孔祥楷被国民政府封为“奉祀官”的档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政府倒台，“南宗奉祀官”也成了“昙花一现”，而政治风暴山雨欲来。

孔祥楷在衢州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据同窗回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不过，他就读的“尼山小学”正是南宗后裔所办，其名源自孔子的出生地“尼山”，在五十年代初期改名“人民小学”，1980年代以后为了纪念孔子、提高衢州的知名度，恢复了“尼山小学”的校名。

1950年代，孔祥楷到西安上大学，学习建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的矿山，从基层做到矿长，工作了28年。这也是中国政治运动如疾风骤雨的一段时间，孔祥楷在燕山山脉深处安然度过。在“批林批孔”的高潮时，杭州来的红卫兵曾赶到衢州冲击孔家的“残渣余孽”，而孔祥楷当时正因工伤住在河北唐山的医院里。

“文革”期间，孔祥楷回衢州探亲，看到家庙“乱糟糟的，破破烂烂”，深感“无能为力”。他的高中同窗汪祖模描述过1966年前后衢州孔庙的样子：“殿堂与东西两庑布置着‘收租院’的泥塑，四周贴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大标语，以及一些‘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

孔祥楷曾回忆：“我在家庙附近徘徊，心惊胆战，生怕造反派知道我是孔子的后裔。但我还是装作游客偷偷拍了几张照片。”他还冒着风险去看望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中学老师。但那时能谈什么呢？“好像什么也没有谈，留下印象最深的，只是茶杯上一直在袅袅飘散的热气。”

孔祥楷指挥管弦乐队演出。 孔氏南宗家庙供图

1990年代初，时任衢州市委书记郭学焕找到孔祥楷，请他回乡工作。当时孔祥楷已是沈阳黄金学院的副院长，那是一个副厅级职务。后来他曾一再强调：“我不是借先祖之光回来戴官帽的。如果说官帽，我自己也是戴着官帽回来的。”

不久，孔祥楷调回衢州，任市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后到孔氏南宗家庙任职。他在南宗家庙接待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最喜欢讲的一段轶事是这样的：汪老问及“奉祀官”收入，孔祥楷答月俸430块大洋，但从未见过这笔钱，并戏言请汪老问问辜振甫先生：“能否把我的工资要回来？”

2002年，衢州市委书记向孔祥楷提出在孔庙恢复祭祀典礼，表示“社会各界对此事也有要求”。恢复祭孔于是提上议程，孔祥楷一手设计了不同于曲阜和台北的仪式风格：倡导“当代人祭祀”的理念，着现代服装。2004年孔子诞辰2555周年的祭孔典礼前夜，孔庙举行大型纪念晚会，共九十分钟、两项内容，分别是孔祥楷编排导演的话剧《大宗南渡》，和他亲自指挥的大合唱《东南阙里》，著名导演谢晋应邀前来担任艺术顾问。

此后每年9月28日的祭孔大典成为衢州城的一件大事，省市领导、各界代表悉数出席，纪念晚会也成了惯例。

孔祥楷坦陈，当时也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市委书记要不要参加，站在哪里？”“女同志能不能参加？”“类似这样想不到的问题会突然放在我的面前。”

但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如何看待他的祖先——孔子。

大成殿孔子像前原本有一块牌位，写着“大成至圣先师之神位”，制作简陋，是“文革”后匆忙重做的。孔祥楷到任孔庙后，用红木重做了一块。可是上面写什么字，始终没有想妥当，一段时间内都是“无字牌位”。

“我总以为应该还孔夫子一个中国教师先祖的身份，不应该有一个‘神’字。” 孔祥楷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临近祭祀典礼时，孔祥楷决定在牌位上刻‘大成至圣先师之位’八个字。“有明白人在拜谒时发现牌位上那个‘神’字没有了，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为什么？这也是今天社会对孔夫子的一种认识，孔夫子是人，是老师，是思想家，不是‘神’。”

孔祥楷还致力于在在中小学推广《论语》，“小学生学《论语》讲故事”和“初中生学《论语》演讲”、“高中生《论语》辩论赛”均由孔氏南宗家庙发起，并承担组织工作。从2005年开始，孔府的场地用于开办少儿读经班。

孔祥楷在衢州是“永不退休的公务员”，这是衢州市政府给他的特殊待遇。最近，八十岁的孔祥楷还在忙着与孔子学院的合作事宜，孔氏南宗家庙将建立孔子学院研修中心和孔子学院师资的儒家文化体验基地。

衢州的孔氏南宗家庙和孔氏南宗传人，已不单纯是衢州的城市名片、统一战线上的特殊角色、或是儒学复兴的文化基地；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了孔子本身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沟溪村：一个孔姓村庄的身份追寻

孔氏南宗遍布江南。孔氏南渡以后，由于为官、谋生等不同原因寓居各地，形成了遍布南方各省的众多支派。在这些地方有修谱、祭祀等宗族活动，也有一些代表性的孔氏祠庙。

在衢州市区周边，有不少孔姓聚居的村庄，沟溪村就是其中一个。

当我来到沟溪村时，视线一下就被村口的巨幅孔子画像以及周边商店的招牌牢牢抓住。这些粉刷一新的招牌使用了《论语》中的经典章句，如一家饭店门口写着“三月不知肉味”，而小卖部门口写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村中心广场竖起了醒目的孔子雕像，墙上的农民画也以宣传儒家思想为主题。在这些农民画中，儒家文化被视为追求美好和谐社会的途径。这些设施都是近年新建的，作为沟溪村的“特色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官方支持。

据村民介绍，沟溪村有60%的村民姓孔，是孔氏南宗的支系后裔。他们的祖上在清朝年间迁到沟溪定居繁衍，1940年代曾有计划修撰家谱，但是遇到战争，辛苦搜集的资料毁在战火中。此后时局多变，直到1999年，几位村民终于决定发起族谱编修工作，历时两年，三次核定，编成《衢州市南宗沟溪支派孔氏宗谱》。这是一百多年来，沟溪支派第一次有自己的宗谱。

我见到了《衢州市南宗沟溪支派孔氏宗谱》的编纂人之一孔祥云。孔祥云出生于1938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孔祥云便和堂弟孔祥驹等几位族人一起发起族谱编修工作，并且得到家族嫡长孙孔祥楷的帮助。

修编完成后，和其他支派的族谱编修者一样，照例往衢州的南宗家庙送去一份，以表敬重宗子之意。

和古代的家谱不同，《衢州市南宗沟溪支派孔氏宗谱》收录了家族中的女性。“因为独生子女的出现，现在把孔氏的女性也收录了，但外孙就不再写。”这也是当下民间修谱的普遍现象，可以算是对父系时代传统的一种更新。

孔祥云翻到《衢州市南宗沟溪支派孔氏宗谱》的“五十字孔氏辈行”给我看：“全世界的孔子后人都按照‘孔氏辈行’来起名，比如我是‘祥’字辈，我的儿子是‘令’字辈。背不出这五十个字的就不是真正的孔家人。”

我问：“有假的吗？”

孔祥云笑着点点头。他说，去年认识一位按孔氏辈行起名的孔姓朋友，对方告诉他，自己并不是孔子后人，只是其祖上是孔子学生，为了对孔子表示尊敬，因此家族内起名使用孔氏辈行。

冒姓的情况在孔氏历史上确实屡见不鲜。其实，从孔子以降代代相继的血亲联结历经千年而不中断，这本身近乎神话。即便孔氏家族地位特殊、修谱严格，在公元10世纪也有过“孔末乱孔”的记载。在这个事件中，家仆杀死主人，冒充孔氏继承人，后被揭发，据称是由另一个仆人张妈以自己儿子的性命为代价保护了孔家真正的主人。这位新主人孔仁玉后来被称作“中兴祖”。

族谱记载了这一段故事，但血统意义上的“纯正”，已不是通过文字可以考证的。然而，从历史上曾有三位“衍圣公”并立的局面中，我们也可以理解，血统意义上的“纯正”，有时也并非最为紧要。

除去编宗谱，孔祥云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从2012年起发起盛大的祭祖活动。祭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南宗家庙的祭祀，同样以着当代服装演奏铜管乐、大合唱的形式进行，主要由村里的小学生进行表演。

祭祖在孔祥云家的老宅“通奉第”举行，现在这里是“沟溪村孔氏总厅”。老宅破旧，但精美的斗拱和雕花还在；墙上贴着村民自己用毛笔写的《论语》章句，下方附有白话译文。

“有了祭祖活动，不仅村里孔氏宗亲参与，流散在外地的宗亲也愿意赶回来。”孔祥云说。和中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沟溪村留守的村民以老人和妇女为主，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或者求学，只有在重大节庆时才回到家乡。

沟溪村的祭祖工作有详细的分工，孔祥云负责宗亲的报名登记工作。全村凡是考上大学的新生只要来登记，就可以领到红包，小学新生则可以领到新文具——支持教育，是他们认为最符合祖先思想的做法。

围绕孔夫子的“文化战争”

在过去两千年中，孔夫子的命运跌宕起伏，时而被捧上高高的神坛，时而又被丢弃到历史的垃圾箱；时而被视为民族的救世主，时而又是奴性意识的代表。

检视孔子“封神”的过程，他的地位逐渐攀升，是距离他去世两百年以后的事。《史记》中的孔子还只是鲁国都邑阙里的“本土英雄”，司马迁大概也不会料到日后孔子的声望将如日中天。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在一次演讲中吐槽：“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

在历史上，孔子和他的思想，的确有过很多“功效”。

公元8世纪，当“外来的”佛教势力日益抬头，唐代文学家韩愈写下气势汹汹的《原道》，强调从尧舜、周公到孔子所传之“道”，捍卫儒教，排斥佛教和道教；到了19世纪末，西方世界对古老中国的冲击从领土蔓延至文化，康有为在“维新变法”中提出建立“国教”，将孔子塑造为神圣的现代宪制改革先驱，又使孔子成为一个融合中国国粹的思想体系的中心，以对抗基督教与西方帝国的威胁。

在中国的现当代史上，几乎每一次政治力量的转变都伴随着对历史人物的还原、重新评价和平反。从“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到强调“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从“批林批孔”的“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儒学复兴运动”，二十世纪的每一次运动都要求重述儒家传统。

美国汉学家戴梅可、魏伟森曾在著作《幻化之龙》中回顾2000年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孔子，写道：“并不是说所有对孔夫子的利用，都只是机会主义者虚伪的操纵。与此相反，地位崇高的孔夫子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多重形象，证明了他是中国历史上一切重要事务的符号。”

的确，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风云中，孔子思想被反复应用、不断解读。只有一点一以贯之：不论他是腐朽愚昧的代表，还是锐意改革的典型，孔子都被中国的知识分子赋予了非同小可的重要性。而孔子形象的解读策略，包含了中国人对自身地位的理解，以及希望从中找到的精神依靠。

穿过岁月长河，当下的孔子，正又一次被恢复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标志。孔子在二十世纪遭遇的猛烈批判，这曾是中国文化传统迷失的象征；如今，“国学”兴盛，孔子和他的思想被再度强调，折射出中国在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后对自身定位的重新理解。而孔子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衢州这座浙西小城的起落沉浮，便是这个故事的绝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