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楼爆破的一刻，告别我的伤痕童年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回到了童年的戚墅堰。我曾经也是如此这般，在深夜里醒来，害怕第二天去学校，害怕晨跑之后的羞辱，害怕仅有的珍贵的东西也被凌梦梦夺走。”

文 | 刘文

一 

去年创业期间，我一周之内去了三大洲的五个城市，足迹从中东一直到欧洲再到美国。窗外的空气时而湿润时而凌冽，天空蓝得不尽相同。

我置身于房间的黑暗里，反复思考自己究竟身在何方，直到思绪被敲门声打断——司机接我去会场演讲，在大幅标语面前和主办方合影留念，然后像包裹一般被投递到下一个机场，被下一个司机接走。

我参与的项目看起来炙手可热，每次演讲完，都有投资人排着队等待与我面谈。他们约我在会场楼下的餐厅吃昂贵的商务套餐，一边喝着香槟，一般谈论着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的投资金额。

工作间隙，我回了一趟位于戚墅堰的老家。坐高铁到常州北站下车，高铁站附近是新建不久的体育馆，稍微开出去一点儿是我从未见过的繁华的美食步行街。随着车子越来越驶近戚墅堰区，道路上的车辆逐渐减少，周围的楼房越来越矮，梧桐树越种越密集。等在绿灯左转之后，熟悉的地道出现在眼前。

我中学时在市中心读书，母亲骑自行车送我去7路公交车站。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前杠上，我们每天风雨无阻地冲下这个地道，有的时候风实在太大，上坡的时候母亲不得不站起来，把全身的重量压在脚踏板上。

“吃一碗鸭血粉丝汤吧。”母亲和父亲在小区楼下等我回来，我们踏进家门口麻将馆边上一爿没有名字的小店，店门口挂着厚厚的塑料门帘和棉被。大海碗被端上来，香菜和醋任加。

在这里的饭桌上，没有人谈论投资回报率，哪怕外面的世界里，创业，投资，P2P等已经在舆论的风口上飘浮许久。时隔一年半，我终于在童年时代睡过的那张床上沉沉睡去。

出国之后，我从未和人说起我是戚墅堰人。每次被人问起，我都说我在离上海开车三个小时的地方长大。

“哦，上海！我知道上海！”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纷纷竖起大拇指，“我喜欢上海，小笼包很好吃！”

总之，戚墅堰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地方——它是远离常州市中心的一个区，而常州，又是光芒被上海和南京掩盖的一个不起眼的江南小城。

在工作仍然靠国家分配的年代，许多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毕业之后被分配来这里。戚机厂的效益一直不错，单位福利也很好。刚入职的工人就可以住进被称为“五楼”的单身宿舍，穿统一的工作服，吃食堂提供的大锅饭，每天下午三四点之后可以去澡堂洗热水澡，晚上可以在工厂休息室的几张球桌上打乒乓球。

因为生活中接触到的全是同事，所以很自然的，年龄相若的同事们结了婚，可以搬出宿舍搬进工厂分配的单元房里面去。有了点儿余钱，可以到工厂的疗养所去切点红肠，方腿和腊肉，揣在怀里，坐上7路公交车去市中心，看看天宁寺，在红梅公园里坐着野餐。

但市中心毕竟太遥远了，7路公交车常常久等不至。周末，当所有人都无事可做的时候，去戚大街上唯一也是最大一家百货商店逛街便成了一项很郑重的娱乐活动。六层楼高的百货商店在周边修鞋、打毛衣的一众小摊贩里鹤立鸡群，大家走到商店门口就不由放低了声音，心情也颇为郑重起来。

百货商店门口投币进去就会左右摇晃并且发出声音的木马旁边，一到周末就排着长队，带着孙子的老人们干脆带着小马扎，坐下来，一边等一边打牌。后来，百货商店里安了一些新颖的糖球机，不同颜色的的泡泡糖球沿着各种各样的轨道转动着，我每周都带着好不容易攒下的零花钱，虔诚地等待着属于我的那颗糖。

戚机厂的福利设施还包括医院，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我小学读的是子弟二小，同学要不是工厂职工的子女，要不是周围农民的孩子。大家都穿着看起来非常丧气的藏青色的校服，和过于肥大的校裤。市里面的老师哪肯来戚墅堰教书，而不得已被分配来这里的老师，要么性格暴躁，时不时打学生（我四年级时，老师打学生甚至上了市里面的法治新闻），要么对学生不闻不问。同学之间打架惹祸是常事，因为父母之间都认识，闹大了之后干脆直接捅到对方父母那里，常常有父母在我们午休时突然冲进教室，拉起自家孩子就扇一个耳光。

凌梦梦总是置身于这些闹剧以外。没有人会在搞恶作剧和打架的时候招惹她。相反，他们成群结队从我们班门口走过，装作在讨论什么，却忍不住拿眼睛瞟坐在靠墙的第四排的她。她总是穿精致的泡泡袖蕾丝裙和一尘不染的黑色皮鞋。她桌子上的铅笔盒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换新的，她的桌子上，练习册，教科书总是排列地整整齐齐，包着美丽的书皮。她能感受到窗外灼灼的目光，但她是凌梦梦啊，所以她从未扭头去看窗外，而是将背挺地更直一些，把双手板板正正地平放在桌子上。

凌梦梦的父亲是那家六层楼高的百货商店的经理，常常要去全国各地考察，进货。连小学校长都要央求凌梦梦的爸爸给他留一些稀罕商品。

很长一段时间，凌梦梦在我眼中，代表着戚墅堰以外的世界。大家都还在歪歪斜斜地削铅笔的时候，她已经在用自动铅笔。大家还在用铁皮铅笔盒的时候，她已经在用芭比公主图案的两层塑料铅笔盒。她总是落落大方地坐在座位上，任由大家翻看她的各种文具用品。

她偶尔吃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零食，比如夹着果仁和焦糖内陷的士力架，比如瓶子中间放了一颗弹珠的汽水。她很好地消化了来自握着咪咪虾条的我们羡慕的目光，吃得优雅又泰然自若。但是她仍然长了一张轮廓分明、充满生气的脸，深褐色的眼睛像小鹿一样，又鲜活，又好奇，又灵动，一看就是顺遂长大从未经过挫折的孩子。

“你的辫子真好看啊。”我不止一次对凌梦梦说，情不自禁地抚摸她硕大的蝴蝶结。 “谢谢。”她轻轻地侧过头，避开我脏兮兮的手，然后继续正襟危坐。

我哭着让母亲也给我编和凌梦梦一样好看的辫子，但是母亲总是坚持给我剪不需要打理的男孩子一般的短发。母亲和父亲都是研究所的工程师，他们忙于工作，晚上常常在客厅里画图纸。

每年六一儿童节，百货商店都会举办活动，那是整个戚墅堰的盛事。每个小学生被分到一定数量的活动券，然后参加射气球，套圈等摊位游戏以获得奖券，奖券最多的人可以得到会说话的洋娃娃，夜光手表等各种新奇的礼物。

而当凌梦梦上台时，颁奖仪式前的喧嚣就自动停止了。像大人一样穿着衬衫和铅笔裙的凌梦梦看起来落落大方，不怯场，先环顾一下四周，抬手理一下头发，然后镇定自若地念出获奖者的名字，在大家或庆祝或抗议的呼声中走下台去。

“这种家里教出来的小孩到底不一样啊。”家长们啧啧称赞。

有小孩输了游戏，连最次等的奖品都没有得到，赖在地上哭。大人一巴掌扇过去：“看看人家凌梦梦，再看看你！”

“我要是凌梦梦的妈妈就好了。”这句话我母亲也说过无数次。她在我考试没考到双百分的时候说，在我弹钢琴被老师骂的时候说，在我摔了一跤弄破了新买的运动裤的时候说。

印象中，凌梦梦似乎从来不需要担心成绩如何。她的名字永远都在光荣榜上，也永远都是三好学生。

从一年级开始，凌梦梦就是纪律委员，负责在做眼保健操时看有谁睁眼，然后把他们的名字写到黑板上。二年级，凌梦梦做了年级里唯一的大队委员——按常理，只有到了三年级才可以竞选大队委员。大家都以为班长俞欢会不服气，但俞欢很快和凌梦梦成为了拉着手一起去厕所的那种好朋友。

那年六一儿童节，俞欢的书法作品在百货商店被作为学生佳作展出。而到了三年级，俞欢也顺利当上了大队委员，她和凌梦梦越发同进同出，有其他人想要融进她们的小团体，俞欢总是尖锐地说：“我们在讨论大队委员的工作。”

四年级时，凌梦梦生病住院，全校学生都争相去探望，最后不得不互相投票，选出十几名代表。根据有幸得以探望凌梦梦的代表叙述，她住在优雅的二层别墅里面，饭厅比我们的教室还大。家里的钢琴是优雅的三角钢琴，就连她家的狗也特别洋气，和大家在田间看到的土狗绝不一样。代表们在凌梦梦家里吃到连百货商店里都没得卖的进口零食，最后还给班上每个同学带回来一颗金箔纸包装的巧克力。我记得那颗巧克力的入口即化的口感，和里面与众不同的果仁香味。

我是多么希望也有那么多人关心我啊。与凌梦梦的风生水起相比，我的小学生活回忆起来甚至有些可怜。因为从小有哮喘的缘故，我被豁免晨跑，因此成了大家口中的“叛徒”。大家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回到班级之后，总是恶狠狠地瞪着默默坐在角落的我，他们用在电视上学到的台词骂我，在我走过的时候故意伸出脚来绊倒我，趁我埋头做作业时用圆珠笔在我衣服背后写脏话。我的桌子上被人抠了一个洞，在里面滴满了涂改液。整个冬天，我的校服上满是涂改液的白色痕迹，母亲一边用冻得通红的手替我洗衣服，一边骂我。

这些肆无忌惮的恶行只有凌梦梦站到讲台前监督纪律时才停止，他们都想要给她留下好印象，争相邀请凌梦梦和他们一起跳橡皮筋。她越发难以亲近，他们就越发想要讨好她。而我只有在大家找不到大树的时候才被允许加入，乖乖站着，像树桩一样让他们把橡皮筋挂在我身上。

我唯一胜过凌梦梦的只有写作这一点。我几乎不与同龄人交往，即使二十年后的现在也是如此。现实世界令我失望，小孩子身体里原始的恶让我不寒而栗。我只好把自己关在外公的书房里，看完了一本又一本世界名著。

每次命题作文比赛，我都能脱颖而出，得到第一名的奖状和来自宋庆龄基金会的奖品：在百货商店也买不到的全自动铅笔，三层的铅笔盒，热带鱼类图案的橡皮擦，米老鼠形状的削铅笔机等。拿奖之后的几天，我也能得到凌梦梦一般众星拱月的待遇，只有平时对我好的人，我才借他们削铅笔机用。

谁能想到，连拿了两年的作文第一名之后，班主任刘老师找我谈话，用商量但是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我，为了防止我骄傲，她要把这一回的第一名给了凌梦梦。

“还记得课本上孔融让梨的故事嘛？”胖胖的刘老师从上方俯视着我。

我嗫喏着点点头。

“是不是应该把第一名让给凌梦梦？”

我又点点头。

“怎么不让给别人，就让给她？”连母亲也帮我打抱不平起来。母亲去百货商店，给我买了最贵的一套文具，但是又怎么和来自上海的文具相比呢？

我有好一阵子都不肯去上小记者班，也不再写故事了。

被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第一名让争强好胜的母亲也感到绝望。她不顾周围同事的劝阻，让我参加了择校考试，并且交了大笔的择校费，让我去市中心念重点初中。大多数小学同学都直升了工厂设立的初中——戚铁中。我还记得我考进重点初中的那个暑假，我和母亲去菜场买菜，总是有许多阿姨围拢过来给我母亲出谋划策。

“你们家刘文现在成绩好，但女孩子嘛，一学了物理化学成绩就下来了。”

“你们现在就天天接送她去常州太辛苦了，等到中考之后再考去市里面念高中多好。”

“女孩子成绩好有什么用，关键还是将来嫁得好。”

我和母亲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争吵和矛盾，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无法互相理解。但是我仍然感激她在我的教育上的远见卓识。我的许多小学同学中专或者技校毕业之后，顶替了他们父母的位置在工厂工作。当工厂从铁道部脱离出来成为了企业单位之后，招人都要求大专学历，他们中的有些人下了岗，在工厂附近开了洗车店，或者奶茶店。

凌梦梦连小学毕业考试都没有参加，就去了收费昂贵的私立外国语中学。

“听说很多市领导的小孩也在那里读书。”

“那里的英语课都是外国人来教，一个个都是高鼻子，蓝眼睛。啧啧。”

在戚墅堰这个小地方，很多人没有看过真正的外国人，大家为外国人到底是不是蓝眼睛而争执了好一会儿。

除了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主持百货商场的活动，她不再在戚墅堰出现。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议论她。

我以为这辈子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过她了。

也就是那一年，家乐福，大润发，乐购，沃尔玛等纷纷进入中国。大型超市争相开设免费班车，专门停到小区门口，每家每户都能收到超市发来的优惠券。超市里的商品比百货商场的要高级很多，甚至比来自上海的文具礼盒更高级。有人买来包装上印着日文，法文，英文的冰淇淋，巧克力曲奇，成为坊间的热门话题。

周末，大家早早起床，坐上免费班车。去超市购物完之后，还可以在超市一楼吃一顿肯德基或者必胜客，看上一场电影，再坐末班车回来。戚大街上面修鞋的，打毛线的依然生意兴隆，但百货商店很快变得萧条，门口的木马已经不再发出声音了。到我初三那年，儿童节活动也停办了。

快中考前，我在新华书店里见到了凌梦梦。她小学的时候比我高不少，但再次见到已经比我矮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她眼神中的光茫黯淡了一些，没有那种不会被打倒的骄傲了。她没有穿泡泡袖蕾丝裙，而是穿着很普通的白色T恤，牛仔裤，依然穿着皮鞋，但不像以前那样一尘不染。神态里的落落大方消失之后，她不再闪闪发光了。

彼时我已经直升了重点高中的理科实验班。我看到她仔细地挑选中考模拟试题，幸灾乐祸极了。

据说，她后来进了一所普通中学。家长已经不再对他们的孩子说“要像凌梦梦一样懂事”了。一开始还有人嘲笑她小学时候拿三好学生都是靠关系，但很快，连提起她名字的人都不再有。

我如母亲所愿上了很好的大学，之后工作，读研，创业，算是和戚墅堰分道扬镳。我分别在香港，巴黎，罗马和洛杉矶长期居住，在之后的人生中遇到了很多像凌梦梦一般，甚至比她出身更加优渥，生活更加顺遂的人。但当我和他们讲起戚墅堰和戚机厂的时候，并不能得到太多的共鸣。我因此又重新开始写文章，不是为了超越凌梦梦，而是纯粹写给我自己，写给我想要记住的人和事。

住在国外的时候，有几次夜里因为饥饿醒来，看着窗外刚刚熟悉还很陌生的城市，月光照在对面建筑高耸的屋顶上，天空中有乌鸦飞过。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回到了童年的戚墅堰。我曾经也是如此这般，在深夜里醒来，害怕第二天去学校，害怕晨跑之后的羞辱，害怕仅有的珍贵的东西也被凌梦梦夺走。但是当早晨醒来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摆脱了戚墅堰。我一方面庆幸自己终于脱离了童年时被欺凌的阴影，一方面又有点儿感慨——我脱离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此后的生活便如同浮萍一般，再也没有扎下根来。

我和父母亲坐在小店里面吃鸭血粉丝汤，听他们说谁谁去世了，谁谁被子女接去上海住了。曾经教过我作文的刘老师退了休，开始在家带外孙女。子弟小学已经不再归工厂管理，新来的老师都有了公务员编制，据说还是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只是因为私家车的普及，在工厂工作的年轻人大多在常州市区居住，每天开车往返，他们的孩子，也都在常州市中心读双语小学。铁二小翻新了操场，有了正儿八经的体育馆和塑胶跑道，但是在里面撒野的孩子却越来越少。

“刘老师那天在菜场碰见你外婆，听说你回来了，非要把她买的苹果送给你吃，”母亲对我说，“她还和你说，到底还是国外好，能站稳脚跟的话就不要回戚墅堰来。”

“刘老师说她教了这么多年书，最喜欢的学生，一个是你，一个是凌梦梦。”

我最后一次见到凌梦梦是大一那年寒假。

百货商场要被爆破那天，很多人都赶过去看热闹。在巨大的爆炸声和满天飞扬的尘土里，儿童节的摊位游戏和五颜六色的泡泡糖机彻底画上了句号。我觉得我在人群中看到了凌梦梦的脸，她的眉眼还是十岁时候的模样，但是那种锐气，和因为被保护地很好而纯粹的天真都没有了，她穿着一件掩盖身体曲线的棉袄，带着一副框架眼镜，等我看完爆破之后再去寻找的时候，又怎么也找不到她的脸了。

“轰”地一声灰飞烟灭的时候，有人鼓掌，有人惊呼，但很快，人群纷纷散去。没有人觉得可惜，没有人脸上有惋惜的神色。

市中心的购物中心重新装修之后，开了许多奢侈品店，从LV到古驰到宝格丽应有尽有。物质贫乏的年代彻底过去了，工厂也从国有企业成了私营企业。在经历了短暂的低谷之后，效益重新增长，据说每年都能吸引到清华北大的高材生来这里工作。企业体制转型的当口，有些人认购了公司的股票，赚了些钱，成了市中心的奢侈品店的第一批顾客。

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戚墅堰只剩下退休的老铁路职工居住。人们曾经想要在爆破的百货商场的旧址上建豪华住宅楼，开粤式海鲜餐厅和健身中心，但广告宣传页上的蓝图从未兑现。到了2015年，戚墅堰区被并入了武进区，这个名字算是连住在这里的人们一起被遗忘了。

“等你公司上了市，我和你爸爸就一起搬到美国去住。”送我走的那天，母亲如此说道。我沿着那条种满了梧桐树的马路去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去机场，再飞回美国。

一年后，我在冷得吓人的密歇根湖畔的农场小住，心血来潮地，用人人网搜索起凌梦梦。我在上千个同名同姓的人中一页页看过去，却不知为何，没有发现她的存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 | 王迪

【作者简介】

刘文，美国南加大理学硕士，前普华永道高级审计师。从事写作十多年，擅长中英文翻译，散文和非虚构，热衷于发掘时代的洪流中常被忽视的个体的经历和命运。作品见于《上海文学》《香港作家》《ONE一个》等。出版有《这世上的种种告别》等书。微博 @刘文t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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