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隆福寺街的旧书业

2018-12-23 12:24
北京

如果说琉璃厂是北京的一条文化街,那么,昔日的隆福寺街,也可算得是东城的文化街了。在文化街上,书市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四个人长期在北京的旧书业从业,其中有两个人(葛鸿年、张金阜)从小就在隆福寺的旧书业当学徒。兹根据所见所闻,把隆福寺街旧书业的情况回忆介绍于后,并就教于知情的同志。

在过去的科举时代,北京的书市是进京赶考的考生们常去的地方。这些考生如果考中了进士并作了京官,总爱去书市逛逛,买点书籍或字画之类;考不中的在返乡之前,也往往要去书市卖掉一部分书,以便轻装上路。相传有江西某氏来京会试不第,便在京设肆卖书营生,3年后再应试;他三次应试都不中,无面目回乡,只好在京长期落户,经营书业,以后同乡来投者日多,便形成书业中的江西帮。此外,北京经营书业的还有来自河北省南宫、束鹿、冀县等地的人士,他们又形成书市中的河北帮。江西帮与河北帮都曾在京建立过书业行会,并曾分别在和内文昌馆和火神庙建立了碑记。在隆福寺街经营旧书业的基本上是河北帮,只有个别户是江西人经营。

兴衰变迁

据清代乾隆年间李南涧(字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中记载:“城内隆福寺街,遇会期多有卖书者,谓之赶庙,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但未提到书店,只谈到摆摊卖书。

隆福寺街的书店最早开业的是三槐堂,清道光年间开设;其次是聚珍堂等七家,清光绪年间开设;问经堂是清宣统年间开设的;宝文书局等27家则是民国以后开设的。

据说清光绪初年,“士大夫风雅相尚,书乃大贵”。(震钧《天咫偶闻》)当时南皮张之洞有《书目答问》之作,供学生选购图书之用,那是书业兴旺时期。到光绪末年,国势不稳,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文化遭到空前浩劫,隆福寺街旧书业也因之衰败一时。

民国初年,除文人学士外,参众两院议员和一些军阀官僚,也争相购买图书。他们有的确属爱好,有的则为了装点门面,冒充风雅。如袁世凯之子袁克文等,也广购宋版精本,于是,集部书籍价格大涨,书业获利甚丰。1926—1927年间(民国十五、六年间),北京图书馆成立之后,大力购买清代禁书,外国人喜研汉学者和国外一些文化团体如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等,也纷纷来华搜购经史考据之书,如:《皇清经解》等,一次就购数十部;燕京大学还曾出重资收购明清两代的地方志等书,大部分运交美国哈佛大学、国会图书馆等处。当时隆福寺街的书商如文奎堂、文殿阁、修绠堂等经常为外商搜购图书,使大量珍贵古籍外流,实堪痛惜。由于当时市内旧书供不应求,各书店还大批派人去外埠收购。在1921年至1936年间,可说是私营旧书业的“黄金时代”。

1937年日本侵占平津后,书业又趋衰落。1941年后,日本在北京的侵华机关和伪地方政权相继建立,随即开始收买图书资料,连汉奸王揖唐等人也大量搜藏古籍,因之书业尚能喘息一时,勉强撑持营业。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挑起内战,直到北京解放前夕,是书业最困难的阶段。那时,书价大跌,1斤旧书还换不到1斤玉米面。书商为了维持生活,有的曾将《大清会典》、《七省方略》(现价均每部万元)、局版《九通全书》等论斤卖掉,成为造纸原料。

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曾拨款抢救图书,收购了一批古籍和地方志,免当废纸毁掉。1953年以后,国家机关和各大学的图书馆以及研究单位,开始大量收购图书资料,于是书业又兴盛起来。

1958年,隆福寺街旧书业共有12家参加了公私合营,以后并入中国书店。目前,仅在前修绠堂原址保留一处旧书收购点,其余门市部已全部撤销。

经营特点

在旧社会,每当战乱过去,社会趋于安定,文化教育事业兴旺之际,隆福寺街的旧书业就复苏、发达起来。狭窄的街道两旁,书店鳞次栉比,学士、文人、藏书家、科学家等,络绎不绝。他们或专程去买书,或公余、饭后、信步逛逛书店,随意浏览、翻阅。各家书店门内,大都站着一个年轻的学徒或伙友,恭恭敬敬地迎送顾客。偶有知名的学者或老主顾去,店主还要烟茶招待,让学徒在一旁侍候。机灵的学徒边招待客人,边听他们谈古论今,从中学得一些文化历史以及图书鉴别知识。旧书业的店员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丰富自己的业务知识,提高文化水平。只有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去摸清藏书家、学者、教授们的需要和研究项目,做到比较及时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图书资料。那时,各书店与许多知识界名人的关系至为密切,书店主动帮学者、教授们找书、买书,送书上门,节省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而书店的从业人员又可以从学者、专家们那里学到许多古书知识和比较、鉴别版本的知识,并通过他们的介绍扩大业务。双方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因此,互称“书友”。

在旧时代,国家图书馆极少,即有,每天开馆时间也很短。因此,旧书店往往成为一些文人学士补充图书和参阅资料的重要场所。隆福寺街这块狭窄的天地,由于一些书店经营对路,服务周到,曾吸引过不少藏书家,如傅增湘、邢之襄、伦明、曹岳峻、甘鹏云、张元济等,和一些文化名人、大学教授,如阿英、向达、冯友兰、俞平伯等,他们都曾是隆福寺街各有关书店的常客。据说,隆福寺街旧书店曾为文化界人士提供过不少有用的资料。仅以修绠堂一店为例,曾为郑振铎提供过许多带插图的文集,如带有李白画像的《李太白集》、肖尺木编的《楚辞图》等,对郑编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很有用处;也曾为研究明清曲艺的满族学者傅芸子、傅惜华兄弟俩搜集到许多民间唱本,如“百本张”手抄唱本(其中有的是宫调小段)。此外,不少书店每周派人用包袱皮包上几十本书,骑上自行车去清华、北大等大学的有关教授家,挨门送书样,先留下供翻阅,如确属需要,下次去再订购、送书。这种经营方式,在公私合营初期还保留了一个时期。

隆福寺街旧书业从清中叶起,也曾长期经营过刻板印书的业务。如三槐堂刻印满汉合璧书籍甚多;聚珍堂前后刊行过《书经》、《孙子兵法》、满文《圣谕广训》等20余种书,还印过藏文、蒙文等书籍;文殿阁与燕京大学合作,刻印过一些外文图书资料,一些外国人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华需要,还通过文殿阁大量翻印我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史资料,如《契丹国志》、《皇明四夷考》、《辽东行部志》、《松漠纪闻》、《元史外夷传》、《满洲实录》、《边略五种》、《靖海纪略》、《粤海关志》、《钦定蒙古源流》、《万历武功录》、《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北虏风俗》、《蒙古律例》、《抚夷日记》、《大金吊伐录》、《大元仓库海运记附元海运志》等,约40部,远销海外。据旧书业老从业人员葛鸿年不完全统计,隆福寺街一些书店从清光绪以后,刻板刊行的书籍约70余种、五百余卷,印发册数已无法估算。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旧书业的高额利润问题。有句行话是:“三年不开张(不怕),开张吃三年。”有的私商用低价在外埠收购到的旧书,贩至北京,有时一转手就获利数十元、数百元。据隆福寺街旧书业一个从业人员了解,某店曾在山东济南小市上用废纸价收购来几张和尚用的《戒牒》,后卖给北京大学,作价百余元。

追求利润是过去私营旧书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出发点,这和一切私营企业一样。隆福寺街旧书业有几家开设时间较长、字号较大的私营旧书铺,为了追逐高额利润,曾与旧政权(包括日伪政权)的文化教育机关和一些大官僚、豪绅世家往来密切,并极力巴结他们。因为这些大户不但大量买书,而且有时大量处理图书或印书出售,和他们来往,有大利可图。据说日伪时期,趁书价大跌,徐世昌家一次就到隆福寺街书店买了壹万多元(大洋)的图书。修绠堂起家是靠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交通部次长陶湘的资助,陶湘曾将自己不用的藏书数百卷让修绠堂代卖,并交给该店1000元现洋做资本开展营业,还请人刻印了宋元47家诗词交该店出售。日伪时期,修绠堂曾为日本临川书店和一些英美书商收购古书,获取大量佣金。

隆福寺街旧书业还有一种小书店,类似坐地行商。他们往往靠一间小门面、一张包袱皮、少量本钱就开业,去外地用低价收购旧书,背回北京,以高价卖出,从中获利。小店时开时关,经营很灵活。如个体户大雅堂,业主名李拔元(三友堂店员出身),他常常背一袋子小米去山西、山东的偏僻小镇,住上小店,自己起伙,边做饭,边收购书。有时,用一、二角钱收来的书,带回北京就能卖几元或一、二十元。他的书店虽小,有些文化界名人也去光顾,还不时发现好书。

学徒生活

过去,隆福寺街旧书业的学徒,多是河北省乡下的贫苦农民,一般学徒期限为3年。3年中,主要是做沏茶、倒水、扫地、买菜、做饭等零碎活,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为了保住饭碗,普通学徒总是挤早晚时间学习业务,掌柜和师兄有的督促指导,大部分是不大关心,主要靠个人努力。业务知识首先必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并抓时间看书架上的书名,记住某种书放在何处,以备给主顾找书。还要记住各种书的卷数、著者姓名、几种版本,因为版本不同,书价各异,有时差价非常悬殊。要研究书的版本,还必须学会鉴别各朝代纸张的性能和规格。如宋代纸柔软、洁白,纸纹细密;元代纸粗糙,纸纹较宋纸稍宽;明代纸分为棉纸与竹纸两类,棉纸坚固,耐拉有劲;竹纸以竹草为原料,纸色黄,纸质不坚易碎;清代纸最好的是开花纸、罗纹纸,纸质很好,其余如竹纸等较劣。要鉴别版本的年代,关键就在于对纸质的考究。

旧书业的“整理图书”是一门专业,包括修补、装订、查找、整理、上架、分类、保管等工作。在过去,学徒第一步就学修补书。后来,有些较大的书店,因业务忙,一般学徒就不学修补书了,设专人担任修补装订业务。目前,旧书业掌握修补、装订、整理技术的人员不多了。据说北京图书馆堆积的旧书很多,按现有的技术力量,几十年也整理不完,这将使图书长期积压,无法使用。

掌握旧书收购业务是从业人员必备的能力。为此要多记书名及其基本内容,熟悉各种版本,记清价格。学徒还需不断提高文化历史科学知识,调查各文化教育单位及专家学者的需要,才能把购销业务做活。修绠堂老店员张金阜从1938年16岁学徒起到1958年公私合营止,20年间,利用业余时间记书名、记作品内容、记各种版本特点,边记边抄写,十六开200页的本子,记了12大本,足见其刻苦学习之一斑。

今昔比较和如何继承某些特点

纵观隆福寺街旧书业的历史变迁,说明只要社会安定、经济文化事业复苏,旧书业就大有可为。它在藏书家、学者、读者之间,能沟通有无,而且还在修旧利废、刻板印书,满足市场急需等各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往日,隆福寺街除10多家(多时20余家)书店外,还有5家照相馆,5家花店,1家毛笔店(兼作坊)和3家影剧院,街上熙熙攘攘,人物荟萃,确有文化街的景象;如今,隆福寺街依然熙熙攘攘,行人无非是赶着去看电影、逛百货商场,那里的文化生活设施,除两家电影院、1个俱乐部、1家照相馆外,旧书业只剩下1个收购点了。

旧书业由私营改为公私合营,后又改为国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确有体现:一是控制了古籍外流;二是废除了剥削,职工生活有了根本的保障;三是合营后曾一度扩大了古书、古字画的收购规模,深入到郊区、外县的村社,收购量曾超过行业的历史最高水平。“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书店曾在琉璃厂恢复了私营邃雅斋、文奎堂两家私营书店的字号牌匾,但它们以往的经营特点,并未完全继承和发扬。有的老人反映,旧书业门市部太少了。例如,东城区60万人口只设一个东风市场内约200平米左右的旧书画门市部(包括库房),和以往东安市场六、七千平方米的旧书摊店以及隆福寺街10多家(多时20多家)旧书铺的网点规模相比,悬殊太大,很不方便群众。其次,经过“文化大革命”内乱,目前市面上古版旧书几乎绝迹,即有新版古书问世,也数量少、价钱高,普通群众不易买到,如《清史稿》新版书,每部50余元,极难买;至于去旧书门市部翻阅、查找资料,就更谈不到;凭内部借阅证去国家图书馆查阅古书,手续繁多、极费时间。再次,过去旧书业对科举时代的举子、对新时代参加高考的学生,曾大批供应考试参考学习资料,还收售各类学校的旧课本,如今,这类业务已不经营或经营极少了,群众也感不便。因之,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继承和发扬旧书业的某些经营特点,是值得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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