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讲座｜出国打工：东北“社会人”秩序的建立
这项研究最早于十年前展开，项飙通过在东北等地展开人类学调查，力图展示东北的所谓“社会上的人”是如何通过层层关系，最终以合法途径外出到海外打工的。在讲座一开始，项飙就这项研究的基本主题，和他此前的研究的一个主要脉络作了联系和区分。在项飙看来，讲座中提及的研究，着眼于“秩序”，而 “浙江村”研究更加重视“变化”，而从关注变化到关注秩序，项飙也试图厘清这种演变出现的原因。在他看来，从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经验出发的话，很容易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某种“失序”（disorder），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以及宏观视野下的阶层分化，与社会上“戾气”的盛行，似乎都在佐证这种失序。但反过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却又在走向一条正规化的道路，例如在购买火车票、飞机票时，购买手段是变得合乎规范了。项飙认为，这种规范秩序的达成，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治理手段的改进，例如电子技术的升级等。
这种正规化或规范化所折射出的秩序，也在他所关注的出国打工问题上得到了体现。就项飙研究的中国东北地区来说，这些地方出国打工的人，大多数是初高中教育经历，年龄介乎22岁至45岁之间，其中尤以25至35岁的年轻人居多；其中六七成打工者来自东北农村地区，其余大部分来自东北二三线城市，仅有一小部分来自沈阳和长春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出国务工的东北人，往往会去到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而在2000年之后，出国务工在经过了出国流程的规范化之后，其合法性也得到了保障。换句话说，至少在他这项研究的调查访谈范围内，如今的出国打工现象绝大多数都是走合法渠道。
就出国打工问题，项飙提出了“社会上的人”，或“社会人”的概念。这一个称谓在百姓日常经验里，并不是什么褒义词，所谓社会上的人一说，意味着这类人没有正当职业，没有从属单位，遑论拥有房产或其他特征来表明其稳定性。这样的一个群体，对生活有较高期望，但其生活状态又呈现出“不稳定”的一面。这样一群不稳定的“社会人”，在西方近年来社会运动中的主力，但是中国的社会人相对安稳。就这种安稳，项飙也特别提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方便”：网购和电子支付让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方便，而这种方便其实是作为悬置存在，它让人会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继续其惯常行为，过上一种“无摩擦化”的生活。而这种对方便的依赖，背后又是民众对强有力的治理权力的信任，换句话说，方便程度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指标出现。
在项飙的调查对象里，东北的出国务工人员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类社会人，他们无法进入到赋予其稳定身份的体制内，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他们需要在成为体制内人士之外另求他路，而出国打工则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道路，“能赚钱”成为了这些务工人员最大的目标。
在当下，已经正规化了的出国打工渠道需要通过层层关系，以一种项飙所说的“商业化”方式进行操作。一个东北“社会人”的出国打工之路，要经过身边的个人中介，找到本地区的相对有规模的中介，最后由具有合法执照、被称为“窗口”的中介公司与海外对接，并确定海外雇主，从而获得出国打工的机会。出国打工需要东北劳工向中介支付费用，按照项飙的调查和采访，有些窗口收取的费用可能高达六万块钱，包括两万块的押金。人们通常把这个过程描述为出国机会的“商品化”，但在项飙看来，用“商业化”来定义借助中介窗口出国打工这一行为更加贴切，因为出国机会、签证、工作准证等等并没有变成有明确价格、在市场上可以自由广泛流动的物品；在出国打工中，中介是靠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劳务人员的关系、他们和海外中介及雇主的关系来赚钱，在不同的具体情景下争取最大化的利益。他们赚取的其实是租金而不是一般的利润。事实上，这些出国务工人员和中介窗口签订的也是“商业服务合同”而不是意味着劳动商品化的劳务合同。这种规范的商业化运作背后，也有着某种秩序意识的形成。比如窗口公司——哪怕自身也有在灰色地带游走——坚决反对非法移民，因为这将有利于上层中介对下层中介的控制，中介对出国人员的控制。而这些控制是利润的来源。
根据项飙的论述，这种规范的商业化出国务工流程，其形成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国在对外援建时，由中央到地方的工人征召与派遣。例如铁道工人到亚非拉兄弟国家的援建工作，这其中往往要经历中央部级单位、东北分管单位、具体的地级市主管单位再到具体工人这样一个流程进行征召。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这种行政式的链条转变为商业化的中介链条，原先处理这种事务的政府单位，经过改制被冠上了公司之名，成为拿合法执照的窗口单位。商业化链条继承了原先行政链条的社会关系。商业化不像商品化那样让社会关系瓦解分裂，相反，商业化更加注重的是对社会关系的利用。
从行政链到商业链的转变，也让东北“社会人”的出国打工之路生成为行政化的经过。事实上，在项飙接触到的案例中，对接业务的中介窗口，由于是从政府单位改制而成，办公方式其实也继承了公务员般的处事逻辑。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中介链条里，一种非国家机构的“拟行政”关系也随之形成。
在描述这种拟行政关系时，项飙认为这种出国打工的中介链条呈现为一种“有序列的合法性”。他举了一个“连保”的例子。例如在东北某个县中，正好有五个不相识的人都要去日本务工，而他们这五个人，连同他们的家庭成员，会经过中介公司的介绍形成小组的形式。一旦五人中有某人违反了当地的纪律或法律，或是从雇主那里逃走往别处务工，那么日本雇主会告知日本方面的中介公司，再由日本中介对接中国这边的窗口，窗口则会通知对接劳工的“腿儿”，由腿儿们通知小组的家庭成员，如果违纪者不这若干天之内回到雇主处继续务工，所有五人都会被遣送回乡。这样，违纪者的家庭就面临巨大压力，他们会给远在日本的劳务人员通话施加压力，督促回到雇主处。
正是这种拟行政关系，让劳工管控行为变得跨国化、社会化，而中介的行为也呈现出了政府行政部门化的控制方式。于此，项飙也提出了一个初步概念，即“行政化社会”。在他的描述中，行政化社会是要与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以及印度学者查特吉的“政治社会”进行对话，尝试去描述既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也不同于像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组织形态。
而关于商业化、行政化的出国打工之路，项飙也特别提到了劳工方的应对。通过层层中介的转移，国家形象在每一层中介那里都被用于同自身的合法性做联系，这也造成了国家形象在中介链条中不断的再生产。意图出国务工的人们一方面信任国家权力，但同样也担忧权力存在无法解决问题的可能。对于出国中介普遍存在的“灰色地带”操作，劳工们则认同且仅认同持有合法执照的中介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手段。而一旦发生外国中介的欺骗行为，劳工们的应对方案也是找政府解决，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是签发本国中介窗口合法执照的权力机关，而如果当地政府无法应对或解决问题，他们会准备法律文档，但将其用于上访，并借助北京的中央权力，用以督促当地政府给予实质性的赔偿。换句话说，在面对高度商业化、行政化的出国打工中介链条时，劳工们采取的是某种机会主义立场，并仰仗对中央政府的强烈的道德预期。在项飙看来，这种强烈的道德预期，包括底层百姓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许也需要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们共同考量，思考如何将这种老百姓的道德预期转化为某种语言乃至制度。
在评议环节，清华大学的应星教授首先根据项飙教授此前的研究，进行了一番梳理。他认为，项飙的研究从浙江村到全球“猎身”再到出国打工，首先会让他联想到博兰尼的《巨变》中提到的“钟摆”，但就中国当下的视角而言，像孙立平教授过去所期望的，由国家力量出发释放出原子化的个人，从而将中国社会引向来自西方的“市民社会”是否可能呢？这或许意味着中国社会实情和西方理论在对接上的尴尬，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人”，无法起到西方历史上的社会力量那样的变革作用。应星也提到了项飙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即“流动”。在他看来，正是流动的过程会让原有的秩序和问题被抽出，从而让新的秩序的塑造得以可能，并对比了自己过去就水库移民所作的研究，认为流动是一个理解秩序的可行入口。
另外，应星也就人类学的演变和研究对象的局限问题作出点评。他梳理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中对远古文化的他者视角的关怀，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自己家乡和本土文化的重新审视，指出当前人类学界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的关注或许存在某种局限。应星认为，项飙所做的是某种“反家乡”的研究，而他在东北劳工问题中对中国研究的回归，其实是基于对世界和中国关系的重新思考。在应星看来，研究对象的家乡化或非家乡化，其实都不如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感来得重要。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人类学或社会学在研究时，如果不能够跳脱出“社会”这一层局限，那么对于民族、政治问题理解就会受到限制。同时，他也呼应了项飙讲座中提到的“行政化”问题，他认为像西方那样，国家与公民或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并不常见，而中国的“社会人”熟练地操练着行政化的文化，或许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具有自身存在的逻辑。
项飙在回应中提到，市民社会问题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的一大关切，背后其实存在和一般百姓理解的差异。对于百姓来说，“社会”一词意味着无序、可怕和欺诈性，这和知识分子思考的理想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别。另外，以出国到日本打工为例，行政化社会内部会尝试完成自身秩序的规范化，劳工在去日本打工前，需要回答是否去过日本、是否有在日亲属、是否了解日本的某某社会事件等等问题，而只有全部回以否定答案，才有可能获得去日本打工的机会，这是因为不能让在日劳工有与当地NGO或社会组织产生联系的机会。当然，项飙也表示，他的观察是一个对民间“操作”的考察，并不是某种大制度的阐述，但他也关注，百姓的国家想象和对中央权力的道德预期，是否能够把政治议题带回到日常操作之中。
随后评议人应星还补充提问道，在项飙的讲座中，“社会人”的面目多少显得有点模糊。他所好奇的是，社会人作为流动人群，其基本心态在项飙做的浙江村研究时期，与本次讲座所研究的十年前的东北出国务工人员之间，是否有什么区别？项飙回应表示，今天的社会人，相比于之前存在一种“末班车”心理，每个个体都存在着焦虑的心态，而出国打工之所以成为一大选择，也是因为中介在送劳工出国方面，工作效率极高，能够很好地填补社会人个体的时间焦虑，让他们尽快赚到钱。这或许是他两项研究里，社会人在不同阶段发生的最为明显的心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