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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欧洲史: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口增长

[英]蒂莫西·布莱宁(Tim Blanning)

2018-12-27 10:35  来源:《企鹅欧洲史·追逐荣耀:1648-1815》

“企鹅欧洲史”系列是企鹅兰登出版集团出版的一套面向大众的全景欧洲史。丛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坎纳丁(Sir David Cannadine)主编,全套共九卷,将公元前1750 年至今的欧洲史分为九段,展现欧洲近四千年来形成、兴起、衰落、变革、分裂、融合的历史进程。
近日,中信出版社出版“企鹅欧洲史”中译本,其中《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追逐荣耀:1648-1815》《竞逐权力:1815-1914》《地狱之行:1914-1949》四本率先于2018年11月面市。以下文章节选自《追逐荣耀:1648-1815》,作者蒂莫西·布莱宁选取“国家不断追求荣耀”和“公共领域兴起”两条主线,串联起启蒙时代理性与情感、进步与保守、新秩序与旧制度的交锋。

绘画作品《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伦勃朗)。16世纪,伴随着“人的发现”的时代精神,现代解剖学兴起。
1798年,欧洲两端出版了两本关于欧洲人口的重要著作。比较权威的一本是奥地利启蒙运动顶尖政治学者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Joseph von Sonnenfels,1732-1817)的《治国指南:关于我们时代的状况和概念》Manual of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s and Concepts of our Age,在书中,他对传统智慧——规模巨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是一件好事——进行了总结。事实上,他甚至断言,人口增长应该被当作“政治科学的首要原则”,理由相当充分:它能够推进公民社会的两个重要目的,物质享受和实体安全。在索南费尔斯看来,人口规模越大,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就越高,抵抗外敌和国内异见分子的能力也越强。他的论点之一是有越多的人承担国家的开支,个人要分担的税负就越轻。这种基于常识的分析方法得到了以下信条的支持:自古典时代起,世界上的人口就一直在衰减。索南费尔斯和绝大部分同时代人,包括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坚信这一点。孟德斯鸠沮丧地评论道:“要是人口的这种衰减不能停止,一千年里世界就将变成一片荒漠。”
同一年里,年轻的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论影响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中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他当时32岁,年龄差不多是索南费尔斯的一半,然而他对未来的看法至少要比索南费尔斯悲观两倍。他主要关心的是,怎样反驳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等进步论者关于人类可完善性的信念。马尔萨斯的两个前提是“对维持人类的生存来说,食物是必要的”和“两性间的激情是必要的,而且将差不多保持现在的情形”。然而,由于“人口的力量始终会超过土地出产人类衣食的力量”,这两条自然法则的效力并不相等。一对夫妇可以生下若干子女,他们的子女又可以生下若干子女,因此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农业只能以算术级数扩展。换言之,资源的增长数列(1, 2, 3, 4, 5, 6, 7, 8)无力支撑人口的增长数列(1, 2, 4,8, 16, 32, 64)。所以必然的结果是,不管早晚,当人们在这种矛盾所强加的“天花板”上撞得头破血流时,人口的膨胀将自然停顿。痛苦和“恶习”(马尔萨斯牧师指的是避孕)加在一起,会迅速修复平衡。
从长远看来,他们两人的观点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在1798年,两种观点好像都言之成理。在索南费尔斯的有生之年(他生于1732年),他所属国家的权力和繁荣的增加都同人口的增长齐头并进。约瑟夫二世(索南费尔斯侍奉过的四位皇帝之一)阐明了一条核心的公理:“在我看来,我政策的主要目的,也是所有政治、财政甚至军事当局都应该多加注意的,是人口。也就是说,保持和增加臣民的数量。国家的一切优势都源自尽可能多的臣民数量。”然而在欧洲各地,周期性的生存危机支持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特别是可能促成了法国大革命的歉收。要是马尔萨斯活得再长一点(他去世于1834年),他也许会带着些许冷酷的得意看到“饥饿的四十年代”的悲惨状况,特别是导致爱尔兰的人口在短短5年里从840万下降到660万的“马铃薯饥荒”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移民。这种矛盾暗示18世纪晚期在这方面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点上。我们将会看到,就人口而言,1648—1815年这一时段在很多方面都更接近15世纪而非20世纪,虽然它同样具备许多现代特点。
生育
关于欧洲世俗人口的增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女性的婚龄提前导致其生育力上升。女性平均婚龄下降五六岁,就可能意味着生育子女的数量增加50%。事实上,托尼·里格利(Tony Wrigley)曾经提出,1750-1800 年英格兰3/4 的人口增长都是婚龄下降造成的。在英格兰结婚当然很容易,男孩的法定婚龄是14 岁,女孩则是12 岁,也不需要去教堂举行仪式,在见证人面前交换誓言,甚至只是交换有意结婚的声明然后发生性关系,都被看作有效的结婚手续。然而和欧洲北部和西部别的区域一样,在英格兰,实际婚龄往往在性成熟之后很久,人们的平均婚龄是24.5岁到26.5岁。虽然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婚龄确实下降了,但里格利提出,它带来的影响可能被女性更早停止生育抵消了。婚外生育没能抵消晚婚——在英格兰,只有1/8的女性结婚时不到20岁——的影响。按照21世纪的标准,婚外生育率低得惊人: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婚外生育率都不到5%,通常在2% 以下,英格兰就是如此(现在联合王国的婚外生育率超过30%)。在法国乡间,婚外生育率仅有1%,在巴黎也不过4% ~ 5%。然而毫无疑问,在18世纪的进程中,婚外生育率上升了。到1789年,在人口超过4000的法国城镇里,婚外生育率达到了4%,在发展程度更高的城市里达到了12% ~ 17%,在巴黎则达到了20%。同一时期在德意志,婚外生育率也出现了上升,从2.5%增长到11.9%。然而,这些数字体现的不算明显的生育力增长,对整体状况的影响可能相当小,哪怕所有非婚生子女都能够长大成人。而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非婚生子女特别容易夭折。
在那些教堂、行业工会或庄园主能够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的欧洲地区,晚婚的决定通常是由上而下强加给人们的。然而在北欧、西欧和中欧,它通常是人们对经济状况做出的自愿反应。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要是一对夫妇不能独立养家糊口,就不应该结婚,也正是在这些区域,终身未婚的女性数量最多。在欧洲西北部,10% ~ 15%(有些区域甚至达到25%)的女性保持独身,这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效果比晚婚更加显著。在东欧和南欧,女性独身的比例要小得多,她们也没那么不情愿接受在大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这相应降低了婚龄。在任何地区,嫁妆都是个问题,对女儿过多的父亲们——比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贝内特(Bennet)先生——来说更是如此。已故的英国社会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并不觉得威廉·坦普尔爵士(1628-1699)的这段文字过于愤世嫉俗:“我们婚事的订立和其他常见的讨价还价没有多少差别,只不过是基于对利益或收益的考量,同爱和尊重毫无关系。”波特为支撑这一概括而列出的报纸公告显然十分讲求实际,考虑到它们的宗教背景,这种感觉更加明显。
婚事
圣阿瑟夫(Asaph)的主教大人,同拥有3 万英镑的奥雷尔(Orrell)小姐结婚。
约克的牧师罗杰·韦恩德(Roger Waind)先生(大约26 岁) 同林肯郡一位超过80 岁的女士结婚,他将因此获得8000英镑现金、可以终身享用的300英镑年金和一辆四马大车。
天主教会的成员必须独身,因此没有举行此类婚事的资格。然而通过成立为贫穷女孩提供嫁妆的机构,比如意大利的婚事基金会(monti di maritaggio),天主教会为人口增长做出了微小的贡献。为了防止陷入贫穷,人们普遍决定“无土地,不结婚”,大批男女注定只能独身或守贞。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最常见的庇护所是修道院或女修道院。不得不变成基督新娘(而非男人的新娘)的未婚女孩也必须给女修道院提供一笔嫁妆,然而钱数明显少得多。我们往往想象不出18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有多么欣欣向荣。18世纪中期左右,至少有1.5万家男修道院和1万家女修道院,总共收容了大约25万人。伏尔泰不屑一顾地概括了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他们唱歌,他们吃喝,他们消化。”同伏尔泰大多数反教会的嘲弄一样,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许多修士和修女勤奋工作,扮演着各种各样要求颇高的社会角色。然而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做:生育。
修士和修女们通常不会生育(极少情况下除外),虽说可能暗中进行性活动。事实上,如果18 世纪那些越发下流的反教会文学可信,那么他们沉迷的可能只有这件事。已婚夫妇被明确鼓励(虽然并非被强制要求)进行性行为,但性行为并不总能造成生育。由于缺乏直接证据,避孕是人口统计学中迷雾重重的一个领域。然而在这个领域,人们达成共识的程度非同寻常。记述科利顿(Colyton)、日内瓦、贝桑松(Besancon)、鲁昂的文献在这点上是一致的:计划生育得到了普遍实行(特别是在精英当中),规模也越来越大。试举一例,1642—1792 年鲁昂的生育率一直呈现下降态势,只在18 世纪中期出现过短暂的中断。由于女性停止生育的时间提前,甚至完全没有生育(同一时段内,完全没有子女的家庭比例由5% 上升到10%,翻了一番),每个家庭生育的子女数由1670年的8个下降到1800年的4个,减少了一半。
由于任何形式的避孕都遭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强烈谴责,所以相关技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在售的草药和(或)巫术方子有很多,然而它们的效果很可疑。避孕套更加靠,但绝非不出差错。据说它是由一位名叫孔东(Condom)的医生发明的,意在限制查理二世私生子女的数量,虽然这个词更可能源自condus(拉丁语,意为“容器”)。19 世纪30年代橡胶硫化法发明以前,人们仅有的材料是布料(渗透性太高)或动物肠衣(敏感度太低)。虽说当然有人使用避孕套(如詹姆斯·博斯韦尔),但他们的目的可能是预防疾病而非避孕。1744 年,一位英国匿名诗人写道:
要是没有收效不错的安全套的友善协助,
就不要尝试她提供的欢愉。

人们总是设法将避孕套说成其他国家的发明,可见它有多受轻视,英国人叫它“法国信”,法国人却叫它“英国外套”……1662年的英国国教会公祷书指出,上帝设立婚姻是出于三个理由,一是“生育子女”,二是“防止犯罪,避免淫乱,让不具备守贞恩赐的那类人可以结婚”,三是“在顺境和逆境中相互陪伴、帮助和安慰”,这该如何解释?虽说存在上述问题,但性交中断法依然广为流传,许多非常流行的痛斥它的小册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企鹅欧洲史》,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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