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一座江南小城脑洞大开

文︱刘德科 图︱李颀拯

1st  雨水

公元757年的寒冬，杜甫回到了长安，气愤难平地写了一首题目巨长的诗。

照理说，他应该很高兴才是，写的本该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毕竟，两三个月前，大唐帝国的军队收复了陷落多年的首都长安。

杜甫气愤的是，他的一位忘年交，受「安史之乱」牵连，蒙冤被贬江南。他亲自跑去送别，写了一首诀别诗：「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那年，杜甫47岁，他的忘年交67岁。在平均正常死亡年龄只有50多岁的唐代，67岁已算是很老了，还要被贬去一个叫做「台州」的遥远地方。这不是「永诀「是什么？只能九泉相见了。

杜甫的忘年交，是当世饱学之士郑虔。安史乱中，郑虔和王维等一大批官员，一起被叛军劫到洛阳。安禄山给了他一个「水部郎中」的官职，他假装病重，一直没有就任。洛阳收复后，唐肃宗却给他定了「罪」，贬为台州司户参军。这是一个芝麻小官，差不多相当于现如今地方上的民政局局长。

在当时，郑虔的名声不亚于王维。和王维一样，曾深受唐玄宗赞赏。唐玄宗曾御笔亲题「郑虔三绝」，向世人昭告郑虔的画、诗、书俱绝。

唐玄宗如何青睐李白、李白如何戏弄高力士基本上都是野史，郑虔与唐玄宗的君臣佳话，可是见诸杜甫写给郑虔的追悼诗之中。杜甫非常严肃地写过一组《八哀诗》，追忆郑虔、张九龄等八位当世大家，他是这么追悼郑虔的：「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

唐玄宗专门为郑虔设了一座叫做「广文馆」的国家学府，特命他为「广文馆博士」，以教授他的饱学。这个官职，上下几千年就出现过这么一次，郑虔是首任也是最后一任。「广文馆博士」虽是冷官，但因此倍具殊荣，以至于后世的儒学教官都自称「广文「。

唐玄宗的这个任性决定，无意间改变了千里之外的一个江南小城。

谁也不曾想到，出身中原簪缨世家的郑虔有朝一日会被贬去台州。这一贬，把「广文馆」也带到了台州。

台州虽已撤「县」升「州」，但由于山水阻隔，仍然称不上是教化之地。除了东晋的南渡士族偶尔纵情一下山水时才提及一下，这片海边的葱郁江南，差不多仍然还是文化的沙漠。

当时，台州的州治在今日的临海市。清贫的郑虔，在67岁被贬时，能够随身携带的财富，恐怕也就「广文馆」了。他那已成传奇的大脑，就是一座永不落幕的「广文馆」。

他在偏僻的江南小城，兴致勃勃地挑选民间子弟，亲自执教。临海这个民风闭塞的地方，竟然一时「弦诵之声不绝于耳」，「自此民俗日淳，士风渐进焉」。

郑虔就像一枚学识导弹，在临海炸出了一个深坑。从盛唐到南宋的五百年间，「举进士者逾七千」，文风敦盛，名人辈出，赢得了「小邹鲁」之称。

一地之文脉，究竟是地理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

郑虔在临海活了八年，最后死在了临海。那暂短的八年，令一座江南小城脑洞大开，受益百世。

今天，如果你在临海转悠，或许还能偶遇「广文路」或「若齐巷」这样的街巷。你知道的，那个年迈的郑虔，字若齐，世称「广文先生」。

你也可以感喟一下：一位饱学之士，被皇帝贬到一座江南小城，无意间绵延千年的文脉。

正史《新唐书》专门写了一个章节的《郑虔传》，并且记载了「采叶练字」的故事。据说，年轻的郑虔曾住在长安慈恩寺里，由于买不起纸张，贮存了好几屋柿叶，每天取柿叶当纸，刻苦练习书法。日复一日，竟然把几间屋的柿叶都写完了。唐玄宗说他画、诗、书三绝，不是盖的。后世评价他的草书，说在怀素之上，达到了「如疾风送云，收霞推月」的境界。

大概是这个原因，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临海新建的园林宅邸，会特意在园子里种几株柿子树。

从古式屋檐上滴落下来的雨水，似乎还在温习当年杜甫与郑虔在长安一起游赏园林的愉悦情绪。

是啊，红绽雨肥梅。就像杜甫所写的那样，那枚叫做「临海」的梅子，在郑虔的雨水中，肥了一千多年。

2nd  墙根

把城墙拆掉时，钱暄突然想起了祖上的基业。

他是末代国君的嫡孙。他的祖父把全部国土献给大宋帝国，已是快一百年前的事了。

现在，他已官至「知州」。他所主政的台州，正是当年他祖父的国土，「两浙十三州」中的一个。

这一年是宋神宗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钱暄刚刚赴任台州，就果断把一段城墙给拆了。

为的是根治城内的水灾。城墙之内有一个湖泊，诸山之水都汇集到这里，每逢秋潦，街头巷尾就洪水漫灌。

那个湖泊差不多算是在城墙根下。所以，钱暄的办法是，把湖边的那段城墙拆掉，然后向后退重新筑墙，这样就让湖留在城外，也就拒洪水于城外。同时，把湖挖得更大一些，以便蓄积更多洪水，挖出的土方又能作为筑墙之用，可谓一举两得。

湖没动，是城墙在动。

人心也在动，城里人世代感念钱暄浚湖筑城的德政。至今湖畔还有一条叫做「钱暄路」的道路，纪念他。

钱暄重筑过的城墙，就这么一直被固定下来了。此后的各个朝代，地方长官们只是对城墙增高补缺，加宽加厚而已。

当时的台州，其州治在今天的临海市。如今，我们依然还能看到钱暄时代的古城墙。

钱暄在拆墙重筑时，应该是感念万千：他的家族命运，曾使临海城墙一度消亡。

他的祖父是吴越国末代国君钱弘俶。在现如今流通的一元纸币上，你能看见的西湖美景中的那座古塔，叫做「保俶塔」，保的就是钱弘俶。

五代十国的最后一国便是吴越国。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钱弘俶自知不是对手，就亲赴汴京，主动纳土归宋。钱弘俶的臣属们为了保佑他能够平安归来，就在吴越国国都杭州的西子湖畔盖了一座保俶塔。

钱弘俶被软禁了一段时间，一同被软禁的还有那个风流词人南唐后主李煜。没多久，李煜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钱弘俶吓得心胆俱裂。为了表明绝不抵抗的心迹，钱俶下令拆掉了原吴越国境内几乎所有的城墙，「堕其城示不设备」。临海的城墙也不例外，城垛全部拆除，「所存唯缭墙」。

直到宋太宗赵光义驾崩，他儿子宋真宗即位之后，钱弘俶拆掉的城墙，才被陆续恢复。这已是三十多年的事了。

对于钱暄来说，这一切都是如烟往事了。他的父亲钱惟演还会填几首词，为故国神伤一下；但到了他这代，已经没有什么国恨家仇的感觉了。

在浚湖筑城之后，钱暄登上了城墙上的共乐堂，心旷神怡地写了一首诗：疏就湖山秀气浓，花林茂列景争雄……

城墙是抵抗的象征，但是钱暄赋予了它防洪的安宁。元灭宋之后，蒙古统治者又下令拆毁各地城墙，临海的城墙却因其防御水患的重要功能而得以幸免。

临海城墙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全部建在平地之上。临海古城的边界有山，城墙就穿山越岭，这在历史上都是极其少见的，遂有「江南长城」之美称。当代的古建筑学泰斗罗哲文先生，把临海城墙赞誉为北方明代长城的「师范」和「蓝本」。

这种穿山越岭的城墙，钱暄的祖父的祖父也曾造过。他就是吴越国的开国国君钱镠，他的宫殿也不是完全建在平地之上，而是「自平陆至山岗，随其上下，以为宫殿」。吴越国的宫殿在杭州，后来被赵构征用为南宋皇宫。只是，杭州的宫殿和城墙早就被拆光了。

钱暄在临海写下「更瞻台殿倚层峦」的诗句时，不知道是不是他祖上的杭州记忆使然？

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建筑，大概也是记忆使然。今天，我们去看临海的古城墙，或者去看一座叫做「和院」的新院落，还是会拾得「更瞻台殿倚层峦」的景象。

我们甚至从未读过钱暄的优美诗句。记忆未必总是在人的脑海里，它一直深扎在脚下的土地之中。有时候，它会开出不经意的花。

3rd  滋味

乡愁的滋味，其实没那么玄乎，很多时候，差不多就是从小吃惯了的那些食物。

听闻临海这座城市文脉深厚，所以当他们在宴席上说起一种叫做「朝羹」的菜式时，不免敬畏三分。

南方人通常不分翘舌音与平舌音。其实并不是「朝羹」，而是「糟羹」。

为什么不是「朝羹」呢？这个词看起来分明要比「糟羹」文雅许多啊。但是，真正的文脉，往往并不是文雅的想象，而是世俗的浸润。

作为一种节庆食物，「糟羹」是在晚上吃的。每年的元宵节前一夜，临海人都要按传统习俗，吃上一碗「糟羹」。

关于「糟羹」的起源，有多个版本。听起来，还是与戚继光相关的那个版本似乎更有感染力。

据说，戚继光在浙东抗倭时，曾被敌人追到临海一带，躲在山洞里，一时粮草不济。当地的农民见状，东家凑一点西家凑一些地送给去青菜、萝卜、笋等蔬菜，却凑不出足够的白米饭。于是，有人想出了办法，用平时不常吃的薯粉或藕粉做主料，再把那些蔬菜切碎，搅在一起烧熟，竟然形成了意想不到的美味。

那一天，恰好是正月十四。「糟羹」这道美食，最终协助戚家军度过了困境。

从此，临海便保留了正月十四夜吃「糟羹」的习俗。

临海似乎善于接受一切大俗大雅。南宋的谢道清贵为皇后，但她在故乡临海的纪念地，却被命名为俗极了的「洗菜桥」，并且沿用至今；宋高宗赵构随口说出的「夫人」这个优雅称谓，却在临海的村野里成为村妇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彼此相称，历几世而不改。

回头再来看「糟羹」这道菜，从名字到食材，似乎都土得掉渣，但是它总是能够登上临海人的大雅之堂。

究竟是大俗还是大雅，不过是记忆的把戏而已。一件再普通的事物，一旦你对它熟悉到极致，大俗即是大雅。

4th  家藏

除了那些修史书的人，中国历朝历代著作最丰者，恐怕要属一个叫做「洪颐煊「的清代学者。

他写了《礼经宫室答问》二卷，《孔子三朝记注》八卷，《管子义证》八卷，《读书丛录》二十四卷，《平津读碑记》八卷，《续记》四卷，《台州札记》十二卷，《筠轩文钞》十卷，《诗钞》五卷，《校正穆天子传》六卷，《竹书纪年》二卷，《经典集林》三十二卷，《汉志水道疏证》四卷……

洪颐煊不仅著书，而且藏书。他晚年回到故乡临海，专门盖了一座藏书楼，取了一个优美的名字：「小停云山馆「。据说，他在这里藏书三万余卷，汉唐宋元碑版二千余通，以及钟鼎彝器、法书名画……

欧阳修写过一篇文章，表面上是在描写一幢气质非凡的房子，实际上是在赞美那幢房屋的主人，他用的逻辑是「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意思是说，看一个人的喜好，大概就可以了解他的品格。那么，洪颐煊的喜好究竟是书还是房子？

或许，我们只能说，洪颐煊把诗与远方，还有房子，融成了一体，在他回到故乡之后。

如今，小停云山馆虽然已经不复当年的模样，但我们还是可以在清代的绘画作品里继续遐想。有一幅《小停云山馆图》，如今依然安静地躺在临海市博物馆里，似乎在提醒我们，或许应该把自己活成一幅画。

在历朝历代的世俗社会里，房子从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当时，还有人借洪颐煊的小停云山馆，发了一通感叹：「夫人有忧患羁愁，饥驱四方，求一椽之自而不可得者矣。即或有位於朝，极富贵利禄之荣，老而思倦，作为园林，既成而不得乞身归里，或仅一至焉。」

把这些繁复的语句翻译一下：无论是「有闲没钱」，还是「有钱没闲」，都不可能真正拥有房子。潜台词大概是说，像洪颐煊和自己的人生旨趣融合在一起，才是对房子的最大拥有。

当时，有晚辈后生写了一篇《小停云山馆记》，除了宣泄上述的那些感叹，还用了两句生动的赞词，勾勒出了洪颐煊的精神肖像：「乡邦望若神仙」，「海内争重其名」。

5th 手艺

毕修勺没有成为革命家，而是成了翻译家。

1920年5月9日，十八岁的毕修勺登上了「阿芒贝尼克号」邮轮，从上海远赴法国。大约半年后，邓小平、周恩来也陆续去了出发。

他们乘坐的是不同的轮船，旅程却一样艰辛：这些穷学生买不起昂贵的船票，只能挨在人货混装的底舱，机器轰鸣、光线昏暗，空气混浊，伙食糟糕，一路颠簸了大约两个月。

当他们登上法国的土地时，还是展示了中国年轻人的朝气与风度。法国《小马赛人报》这样报道这群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他们的年龄在十五到二十五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穿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五四运动」之后的那一两年，是法国勤工俭学的高峰。1919～1920年间，先后共20批约1600多人到达法国。

他们来自中国 18个省。来自临海小城的毕修勺，是其中一员，心中谨记蔡元培「输世界文明于国内」的教诲。

毕修勺就读的是巴黎高级社会学院政治系，却没有成为革命家，而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

他钟爱的是法国大文豪左拉。左拉用浩瀚的卷帙，描绘了一个厚重的巴黎。用文学批评家的说法，左拉的小说建构了一整套的巴黎神话体系，足以媲美古希腊神话。左拉的巴黎神话，没有神只有人，令巴黎成为不朽之城。

毕修勺在巴黎读了五年的左拉。回国之后，他开始陆续出版了左拉译作，成为中国最早翻译左拉作品的学者之一。直到年已古稀，仍坚持译完了左拉的《三座城市》和《四福音书》。

翻译是一门手艺活。写作可以天马行空，但翻译却只能脚踏实地，逐字逐句地耕耘。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那些传统手艺活的工匠，也视为是一种翻译家。毕修勺的母本是左拉的著作，那些民间手工艺者的母本则是历代传承的记忆。

中国遍地都是老手艺，毕修勺的故乡临海也不例外。通过那些老手艺，泥塑、刺绣、织带、草编等等，你或许可以洞见一个更奇妙的江南古城。那些古老的记忆，在手上，更在内心深处。

技艺和记忆，读起来是一个音。

老手艺需要的恐怕不是保护，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更多运用。今天，你还能看到临海的泥塑老艺人，正在把充满古老记忆的窗棂装在崭新的院墙上，在毕修勺的故乡。

或许说，毕修勺高超的翻译技艺，受益于临海人娴熟的传统手艺活。他用故乡的手艺，译出了法国大文豪左拉的煌煌巨著。

1902年，毕修勺在中国出生，左拉在法国巴黎逝世。时间只是巧合而已，故乡的记忆却是整个世界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