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 | 23岁发表《沉香屑》 惊动上海文学界

编者按：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可她横空出世地来了后，又悄无声息地走。木心说她：活过，写过，爱过。余秋雨说：“张爱玲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一样。”作家王芸整理了大量资料，用诗意的笔调回顾了张爱玲的一生。

本文讲述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后初试投稿，就在上海引起轰动的经历。

市声

带着满腹的委屈回到上海，可以包裹她疲惫身心的只有姑姑的家。母亲还在海外不知哪个地方驻留。与弹丸之地香港相比，张爱玲更喜欢上海的人与事，那一种丰白充盈的圆润，那一种热烈喧腾的繁华，那一种不过分的世故精明。上海人的世故是讲究平衡的，有根底，不浮泛，不清浅，不诡异。

张爱玲随姑姑住在静安寺赫德路192号一幢公寓的6楼65室。自从日本人进入上海租界后，姑姑就离开了工作的洋行，日子自然过得节俭。公寓的房间也租了一部分出去，两人只能挤住在一间卧室里。

张爱玲抵达那天，姑姑为她备下了一桌饭菜，不算隆重也不寒酸，第二日姑姑有些抱歉地对她说，“我现在就吃葱油饼，省事。”张爱玲赶忙说，“我也喜欢。”她真的可以适应，这几年经历的种种，让她已顾不得挑剔世间的种种。姑姑托人给张爱玲介绍了两个女中学生补课，她住进来后分担了公寓的一半膳宿费。

姑姑雇了一位女佣，每天迈动一双裹过的小脚，爬上8楼来洗衣服收拾屋子，用煤气灶为她们用油煎葱花薄饼。女佣总感叹楼层太高，不接地气。战争让生活消费水平空前拔高，煤价涨得离谱，公寓里的热水管就成了摆设，偶尔放冷水时错开成了热水管，那常年不通水的管道就像肢体朽坏的老人，发出轰隆轰隆的凄怆啸声。有时，无缘无故地，不知哪里的管道会发出“嗡——”的长鸣声，接着是“轰轰——”几声，直让经历过战争的张爱玲疑心是飞机在头上盘旋，而后扔下炸弹。那一种声响已经在几次有惊无险的逃亡中，刻在了她的耳膜上。

到了梅雨季节，公寓门前总是积很深的渍水，须得花钱乘黄包车送到楼梯口来。雨大风狂的时候，雨水就从门窗处蜂拥而入，任她们用旧毛巾、麻袋、被单、褥子来堵也是堵不住。为了不让屋子里泛滥成灾，每隔一会儿，她们就得将这些堵水的物品清绞一次，污水盛在水盆里，再倒进马桶。昼夜难以安歇，墙根积了一圈水，墙纸上也蜿蜒着水渍印子。雨季太过漫长，眼见得霉点子从墙面一个个渗出来，满墙的斑斑点点，触目惊心。一次黄昏落雨，张爱玲比姑姑先回家，进门只见一屋子的风雨，从敞开的窗子看出去，是湛蓝而渊深的夜，几点灯影在雨中婆娑摇动……

张爱玲喜欢听市声。虽然住在六楼，下面的市声一样清晰可闻。不远便是电车厂，每晚都有排着队“回家”的电车，一辆紧跟着一辆，拖着两截黑辫子，齐齐响着沙哑的铃，车厢里的灯雪亮，仿佛一群吵闹的孩子。从楼上望下去，偶尔有一辆电车孤单单地停在路边，仿佛在月光下晾晒着自己的白肚皮。离此不远有个军营，每天晚上照例要吹喇叭，音调缓缓地上去又下来，悠悠的、长长的，不疾不徐。有时，还会听到有人吹响口哨，哨音正合着喇叭的旋律。吹喇叭的人从不间断，仿佛还在磨炼中，张爱玲喜欢这不纯熟、不完美的音色，因为之中有挣扎、有焦虑、有慌乱、有试探，“人”的成分浓厚，所谓“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凡是与人相关的，即使不洁净、不可爱、不光滑、不宏阔，但洋溢着活泼泼的生命的力。

听见楼下门口有人叫卖臭豆腐干，忙抓起一只碗跑下去，一路跟着吆喝声找过去，在另一条街上才找到卖臭豆腐干的担子，又捧着碗跑回来，坐电梯上楼，一颗心在胸腔里扑通通激跳。开电梯的男人颇有涵养的样子，知书达理。大热的天，也必得在汗衫背心上面套一件纺绸小褂子，熨得平平整整。他不肯为衣冠不整、不修边幅的人开电梯，他也不许儿子做电车售票员，觉得不体面。电梯往上走，人字形的铜栅栏外面，交错着不同色度和亮度的黑暗，有时是墨黑，有时是染了灯光的黑，有时是淡影交错的黑。衬着那忽明忽暗的光色，看得清他花白的头发，安稳而单调地竖在那里。托他买豆浆，没多久歉意地告知，牛奶瓶丢了，再过几天，又换了小一号的牛奶瓶送了豆浆来。他做事总是一丝不苟。

每天订的报纸由他送来，英文、日文、德文的他不懂，很早就递送到各家门口，中文小报他看得格外仔细，常常要到十一二点才送来。没事的时候，男人用一只小风火炉在后天井那儿炒菜，烙饼子，他还教张爱玲煮红米饭——水烧开后，熄一刻火，十分钟后再起火继续烧，这样煮出的红米饭又松又软，嚼起来却筋道。

看门的两个巡警都长着相仿的黄木渣脸，穿短裤与长袜，中间露出黄色的一截膝盖。他们上班时，躺在一张藤椅上似睡非睡，紧挨着邮箱，取信时须得凑近去先打个照面。女佣的丈夫是个裁缝，撑不起门面的不成器男人。一天空袭过后，张爱玲在昏暗的马路上遇见他，慌慌忙忙的，奔公寓而来，急着询问老婆孩子是否安全，这一刻他忽然动人起来，仿佛也有了可取的闪光点。

住公寓不似在乡下，邻里朝夕相闻。这里的人大多不熟识，屋顶花园常有孩子溜冰，不分早晚地耍乐，“咕滋咕滋”的响声挫过来挫过去，听得人头皮发麻，牙齿发酸。隔壁住着一个外国人，受不住地捋了袖子跑上楼去，没一会软搭搭地走下来，交涉无果，楼上玩耍的是几个女孩，花样的年龄，且生得美丽。逢到一年一度最热的时节，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打开了家门，搬一把藤椅坐在楼梯风口处，谁家的佣人在熨衣裳，谁家的佣人在翻译电话的留言，谁家的主人在教学生日文，谁家的主人在“咚咚”地敲打琴键，她手指下的贝多芬仿佛咬牙切齿，谁家在煲牛肉汤，谁家在泡中药喝……在这一刻，各家各户的信息都联通起来，有了四合院邻里相交的层色。

试飞

姑姑又在德国无线电台找了份工作，是国语新闻播报员，每天晚上在旗袍外面罩一件藏青色的哔叽大袍，作为防护服，提一盏小油灯，穿过灯火管制的黑乎乎的街道去上班。玫瑰红的灯罩上满是细小的颗粒，防止打滑。经过了战争的街道到处是坑洼，黑暗中一不小心踩虚，还是将灯摔破了，只好摸黑回来。

张爱玲时常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只在黄瓷缸里点一只白蜡烛，瓷缸上的小绿龙在光影中似有若无地浮游，全上海仿佛都死寂了，只有一盏时钟的分针在“嘀嗒嘀嗒”响着。蜡烛放在水门汀上，正好照见开关，她就着微弱的灯光看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小心地咀嚼，看那什么郎什么翁在报纸上说着俏皮话，说着家长里短，什么都处在毁坏之中，可哪怕是毁坏的，也让人生出疼惜。她舍不得去睡，用铁钳将炭火基子戳碎，异常明亮的一刹那，热力也蓦地增强了，不肯离开，贪恋这最末的、即将消逝的温暖。

后来，在《天地》杂志上看到苏青的一篇文章，张爱玲才知道在同样的夜晚，同样的孤寂中，苏青也感受到世界末日般的难受。然而，这个夜晚终会过去，一天终会过去。一天又一天。到了早晨，听到隔壁房间拉窗帘的声音，“刺啦啦——”一声轻响，不知谁家的仆佣说话的声音，更深地缩进被子里，不去看未拉上窗帘的窗口那敞亮的天光。一天又重新开始了……

张爱玲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香港。大雨如注的深夜，她拎着沉重的皮箱走上山去，不敢叫醒守门人，缩在门洞子里过夜。潮湿阴冷的夜晚，兀自瑟缩着，斜风吹刮着冷雨一下下打在身上，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声，车灯的光影扫过来，是一位阔妇人带了女儿来上学，汽车夫“啪啪”地拍门，顿时宿舍里灯火辉煌。她趁乱钻进门去，遇见舍监怯怯地打个招呼，奔上楼进自己的房间。梦戛然而止。

第二天她涨红了脸讲述这一段，仿佛它真的发生过。后来又在信里说起这个梦，再一次哭起来。仿佛碰触了某根敏感的神经，泪水止也止不住。

想要自由从容的生活，经济上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张爱玲拿起了笔，仗着极好的英文功底向一本英文月刊《二十世纪》投稿。英文月刊的稿酬比中文月刊优渥，《二十世纪》是1941年底在上海创刊的一本综合性杂志，有时事报道，也有小品文、风光旅游、书评与影评，面向的读者群是在亚洲生活的西方人。杂志的主编克劳斯·梅奈特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了一个陌生作者的文章，题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洋洋洒洒一万多言，文中不乏对中国人生活与服饰的独特见解，还配有十二幅作者绘的发型与服饰图。他大为惊喜，很快刊发在1943年1月出版的《二十世纪》上，并在编者例言中予以推荐，称作者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这篇文章就是《更衣记》的英文底本。以前在学校校刊上，张爱玲就发表过英文习作《牧羊者素描》和《心愿》，大学三年为了苦修英文，她连写信都是用英文。

《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引起一时轰动，她自然是趁热打铁，又接着写了《Wife,Vamp,Child（妻子，荡妇，孩童）》，评论《梅娘曲》和《桃李争春》，是《借银灯》的英文底本；《The Opium War（鸦片战争）》评论《万世流芳》，《Mother and Daughters（婆婆和媳妇）》评论《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三部影片；《中国的家庭教育》评论《新生》《渔家女》，这些文章连续几期在《二十世纪》上刊发出来。文章看似点评的是电影，实际写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心态、趣味，以及中国人关于教育、人际关系、宗教信仰、文化趣味种种的姿态。对于这些中国人司空见惯的话题，张爱玲写来却让人觉得新意频出，不乏妙语，有自己独特的见悟。发表在1943年《二十世纪》最末一期上的《中国人的宗教》，克劳斯·梅奈特在编者按中点评：“作者神游三界，妙想联翩，她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却以她独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小时打下的古文根基，年少时接触西洋文化，这两种滋养一直在张爱玲敏感的内心世界里交融，发生着奇妙的化合反应，形成了她别一样的眼光，别一样的看法。对于中国人的一切，她不是一味地赏析，也不是一味地批判，而是抱以好奇的注目，说出之中的凸凹、明暗、宏阔与细小、高贵与卑微。

惊动

在用英文写作的同时，她也开始中文写作，毕竟更广大的读者群还是中国人。这时经历了种种幻灭百折而一直蜷缩着的自信心，终于在笔墨间获得了舒展，只是这舒展还有限，她有更大的野心，生怕来不及地坚信“出名要趁早”。她托母亲这边的亲戚、园艺家黄岳渊帮忙推荐，将自己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递到了《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的案上。这位被奉为上海文学界“泰斗”级人物的作家，主持过多本杂志和报纸的副刊。面对这位文学后辈，他怀着爱惜之心，对小说的标题夸赞了一番，读完全文更是赞叹不已。他并非古旧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卫道士，对西方文学也有所涉猎，曾翻译过西洋小说，他看出张爱玲的小说中有《红楼梦》的影响，也有毛姆小说的影子，很快拍板在《紫罗兰》的复刊号和第二期上连续刊发出来。

姑姑听说此事，自然也很高兴。念起旧事，原来张爱玲的母亲想逃婚时，恰好读到周瘦鹃小说中一位主人公的故事而伤心落泪，曾写信给周瘦鹃请他不要安排如此悲惨的结局。此举显然出于文学情结。对于这位面容清秀的作家，母亲看来是喜欢和欣赏的。姑姑让张爱玲请周瘦鹃来家中喝茶，这位长辈也不摆架子真的来了，三人在狭小的空间里落座，小圆桌上摆满茶具，三人几乎膝盖触碰着膝盖，这份局促却没有影响这次英国式见面的愉快。客厅里精致典雅的摆设，精心准备的细巧点心，后来都被周瘦鹃写进了文字，愈发触动了读者对这位文学新人的好奇。而张爱玲默念的也是这样一种效果。

《万象》杂志主编柯灵以内行的眼光，捕捉到这两篇小说作者的不同寻常，他是新文学的大力倡导者，曾在上海孤岛时期与几位友人创办《鲁迅风》旬刊，以杂文为剑力主抗日，反对投降。他接手《万象》后，一改这本杂志原来的鸳鸯蝴蝶派浮华娱乐路线，请了师陀、唐弢、王元化、傅雷等大家为杂志撰文，一方面他也在寻找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新人。张爱玲的“两炉香”让他眼睛一亮，他冒出过托周瘦鹃向这位新作者约稿的念头，正踌躇间，张爱玲却出现在了《万象》编辑部。

那时，《万象》编辑部设在中央书局，在福州路昼锦里的一个弄堂内，双开门的石库门房子，楼下是店堂，楼上的厢房就是编辑室。1943年7月，身穿素淡颜色丝质旗袍的张爱玲出现在这里，她腋下夹着个报纸包，打开来是她的又一部小说《心经》。这不禁让柯灵大喜过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小说很快发表在《万象》1943年8月号上。这以后，《万象》成为张爱玲发表作品的主阵地之一，几乎每期都有她的作品，《琉璃瓦》之后接着连载她的长篇《连环套》。这部长篇绵延刊登了一段时日，与此同时，张爱玲许多漂亮的作品也陆续在其他杂志刊发出来，《茉莉香片》发表在《杂志》上，随后又顺应读者的反映写了《到底是上海人》发在后一期的《杂志》上，文中慨叹“只有上海人懂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随着作品涌泉式地刊发，一时间张爱玲成了上海炙手可热的女作家。在上海几乎所有知名的杂志上随手一翻，都能看到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