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观察︱英国公屋的阶层区隔：正门和“穷人入口”并存

英国肯特郡，32岁的Claire Davies觉得自己像是个“二等公民”，自2016年3月，她和丈夫带着四个孩子搬进一间公屋租住。她告诉一家本地媒体，搬来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间公屋属于一幢混合大楼，2014年建成，大楼主体是商品房，开发商在获得开发许可时就承诺会配备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宅。能够买得起新建商品房的“富人们”和Davies这样的低收入者在同一幢楼内做起了邻居。

过去，许多城市曾尝试在远郊开辟一大片土地集中建设公屋，那里地价低廉，空间富余。然而，大型公屋社区常伴随一系列社会问题。有的缺乏配套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低收入者在空间上被边缘化，成了一座座“孤岛”。而随着城市空间被不断开发蚕食，要找到一大片未开发的空地也成了难题。

于是，许多国家都开始建设混合社区。开发商在拿下市中心土地时也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售卖商品房的同时也要建设保障性住宅。这样的混合社区也出现在了中国的一些城市。

尽管如此，对Davies一家而言，被边缘化的感觉并没有减轻多少，他们能以低廉的租金居住在市中心，这个小区还拥有一个高级酒店式的主入口。

但主入口属于商品房业主，开发商在楼内设置了两处大门，避免两个阶层的人打照面。公屋租客只能从边门进出。人们称这样藏在街角后巷的侧边门为“穷人的出入口”（Poor Door）。

Davies一家搬来不久，坏消息就一个接一个发生。最开始公屋的房门坏了，之后他们发现有个流浪汉干脆住进了公屋区楼层的公共区域。

物业对这一切置之不理，相比商品房业主，公屋租客缴纳的物业费有限。Davies愤怒地表示他们像是“隐形人”。

一次，女儿的自行车停在了室外，第二天他们发现自行车已被汽车压毁。当他们想拜托物业调取监控录像时，没人愿意搭理她。“每当你想寻求帮助，他们总是粗暴地拒绝。”

“在楼的这一边（公屋区），物业仅有的‘维护’只剩下荒谬，我不是在开玩笑。”

更让Davies们愤怒的是，最近他们突然被告知需要缴纳一大笔物业费，理由是物业需要增加人力和时间成本管理小区内的车流量。

11月底，这群公屋居民把物业告上了法庭。

混合小区和物业的矛盾并非新鲜事。

2014年，纽约滨河大道40号（40 Riverside Boulevard）就曾引发类似的争议，有人批判“穷人入口”是有形的贫富区隔，暗含歧视和污名化。也有人认为，能满足基本的居住条件已然不易，人们不应该过度苛责大门建在哪里。

最近，《卫报》在整个大伦敦区进行了一次调查。19个受访的自治市中，18个都设置了“穷人出入口”。

比如伦敦中区的Fitzovia，济贫院被改造成一处高档公寓，私人业主有自己独立的院子，主大街有入口可以直接进入自家花园。而低收入租客必须走到主大街尽头一处侧边门。

Hornsey位于伦敦北部，三座独立的塔楼组成了一个混合社区，其中一座是公屋，租客出入和垃圾清运使用的是同一个通道。

除了进出不便，更大的矛盾还在于低收入者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内使用设施和服务。有人认为，商品房业主支付了高昂的物业费，他们才有权使用游泳池或是健身房。

但Davies们则抗议，他们同样支付了物业费，虽然微薄，他们有权获得相应的服务。公屋不仅是遮风避雨，提供安全可负担的住所，居住的权利还包括未来的发展，租户和任何公民一样，有权平等地使用公共空间。

去年底，青岛发生了一次类似的冲突。青岛曾是中国最早实行“保障性住房配建制度”的试点城市之一。2017年12月，万科紫台小区内，商品房业主竖起了一道铁栅栏，将保障房区隔在外。

一名保障房业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保障房属于政府配建，按照规定，绿化、跑道这类配套设施应该是商品房共有的”。人为设置隔离等于将这些原本属于公共的权益不清不楚地划归部分人所有。

今年9月，英国宣布将在未来十年内投资20亿英镑建设公屋。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人们不该认为住在公屋里的人就该心存感激，有了安全就不能期待其他别的东西。”

特雷莎·梅称，希望能有一天，住在公屋里的人不再认为这是个污点，能骄傲地把它当作自己的家。

但距离这个美好的愿景，一连串有关公与私的争议尚待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