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世界历史研究院：学者聚谈“春天”来了吗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也逐步走向并融入世界，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也在此背景下进入了新的时期。11月24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成立了世界历史研究院，召开“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研讨会”，与参会的五十余位国内世界史学者共同发起“关于加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倡议”，希望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世界史学者共同努力，直面学科发展中的问题，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直面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这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共同主办，聚集了国内世界史学科的一流学者和中坚力量，可谓是国内世界史学者的一次大聚会。社科院世界史所原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于沛就在发言中说，“这是世界史学者的又一个盛大节日”。

2004年12月16日，在余伟民教授的主持之下，由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全国三十多所高校联合发起，华东师范大学和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了“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这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史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最高层次的会议”，因而被誉为世界史学者的盛大节日。

于沛教授回忆说，在十四年前的会议上，齐世荣先生在开幕上发言上说，要在半个世纪内把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提高到世界水平。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一辈一辈学者不断的努力、积累和突破。回顾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齐先生曾总结说，“有三个阶段，经历了六代人”：19世纪末到1949年，是世界史的草创时期，经历了两代学者，以陈翰笙、雷海宗、周谷城为代表的老先生，语言功底深厚，通晓古今，开创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1949-1966年是第二阶段，是中国世界史学科打基础的时期，学科体系开始建立，研究领域从西洋史扩展到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全球范围，出现了学科的内部分工，但因为受苏联影响很大，有创见的成果不多，即使如此，这个阶段的努力为现在培养了大批的学科骨干。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世界史研究走向专精方向，著述丰富，人才济济，但也出现了年轻人知识面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够扎实的问题。齐先生说，希望中青年学者扩大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守岗位，加强合作，努力培养后继学者，更好地承担起推动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努力把我国世界史学科提高到世界水平——“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首届年会综述》）

2011年，国务院学科委员会学科目录调整，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对世界史学者来说，这无疑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新起点。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汪朝光说，现在是世界史学科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过去研究世界史，能够看到的资料，能够走到的地方都很有限，但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了。他建议，世界史的研究在史料运用上应该更多元，并在大尺度和长时段的学科意识去思考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侯建新则说，2011年以后，世界史学科获得了新的发展平台，与此之前的十年相比，世界史学科的人才队伍有相当的发展，华东师大世界史研究院的成立也是这个发展背景之下的一个证明，“一个学校四十人的世界史学科队伍，在十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与此相联系，世界史研究在地域和时间维度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侯教授也指出，“我们还是要清醒地看到，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2011年，学科目录调整之后，我们在天津召开了一次世界史学科带头人的会议，当时《光明日报》的会议报道，标题是‘走在春天里’，但回顾这几年来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发展的事实很多，但仍不如我们的想象。”在2011年的会议上，一个提到了世界史学科需要承担国家“智库”的角色，另一个提到发表园地有限，只有《世界历史》一本专业杂志是不够的。侯教授说，就这两点而言，一来研究成果的发表平台还是有限，二来，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现状还是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在外交、外贸、军事等领域的研究还很欠缺，语言使用的问题依然存在。此次华东师范大学成立的世界历史研究院，虽挂靠历史系，但实际上由历史学系、政治学系、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艺术研究所、外语学院等院系的相关教师组成，而且，据了解，世界历史研究院积极开拓海外交流与合作，已经在美国、日本、德国、越南、坦桑尼亚建立了“华东师大海外世界史研究工作站”，希望在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更全面的成绩。

踵武前贤，不负时代

说当下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好时代，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则可说是这个好时代的起点。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史讲座教授陈兼曾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本科生，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如今还是华东师大“紫江学者计划”讲座教授，回忆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求学时光，满满的都是阳光，“遇到了最好的世界史老师，逢着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开始耕耘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

不仅是思想解放，在当时经济条件还很有限的情况下，老一辈学者在支持学科发展上也是颇有魄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蓝在发言中提到，如今华东师大冷战史的研究在学界颇受瞩目，特别是在资料建设方面，学校和学者做了很深的努力。在这方面，华东师大是有传统的。八十年代，潘人杰先生就率先申请买入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资料的微缩胶卷，当时买这些要花一万美元——三十年前当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在世界史所时任所长朱庭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资料得以买入，这奠定了华东师大在二战史方面的研究基础。付出是有收获的。陈兼教授就是同辈学者中最早出版二战史著作的。

在这次会上，沈志华教授谈起他与朱庭光先生、齐世荣先生的交往。在他的讲述中，投身学术，是他个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放弃的追求，同时也是他面对二位前辈老师的期望，不敢辜负的责任。这段故事大概不是沈教授第一次讲起，2015年齐世荣先生去世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曾转载纪念文章《沈志华忆齐世荣：哀悼恩师，追思先生》，其中就有这一段回忆，情感真挚，而这一次当场听到沈教授谈起，更加令人动容。谈学术之更新迭代，可以谈的很多，但落到实处，无外乎是——追随前辈学者的脚步，在好的时代，创造更好的条件，尽自己的一份力，推动这个事业向前一步，再向前一步。沈教授长期以来在周边国家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上颇费心力，他介绍说，团队刚完成中国和东欧国家的档案汇编工作，正在进行汇编、翻译的档案有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即使在现在的环境下，有些工作仍面临困难，但能做、要做的，还是得继续做——这不仅是学术研究、进步之需要，也是国家之需要。沈教授说，历史研究对政策咨询来说是大有可为的，“历史研究可以给中央决策提供支撑，输送历史知识”，这个作用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遇到问题立时三刻就能解决的，需要预先、长期的研究积累。当然，历史学研究本身不完全是智库研究，二者是有区别的。

陈兼教授则指出，如今全球化风潮已经把每个人都卷了进去，这是研究世界史的一个好时代，同时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学者如何做世界史研究，他认为要提出大问题，要有大思想，要有扎实的个案研究，要有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学术工具。所谓“大问题”，他谈了三点，一是要思考现存国际体系的问题。“现存国际体系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是体系的内在成员，还是外在的？我们是需要提出什么替代方案去改造这个体系，还是要进入这个体系？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中是什么地位，这个过程中一步步是怎么走过来的，如何面对这种局面？”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什么是全球资本主义？陈教授说，如今中国和美国正是全球资本主义中不开分割的两部分，在此背景下，中美在现代化和现代化之后的不同选择，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三是身份认同问题。陈教授说，亨廷顿的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Who Are We？）谈的就是身份问题。而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者同样需要思考在世界史、在全球化之下，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在发言中也谈到了亨廷顿曾谈及的文明冲突、身份认同等问题。王教授从冷战、冷战后到今天国际局势的变化，谈到这个大环境对于外交史研究、世界史研究的影响和未来。王教授说，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史学界，主要是美国史学界，外交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把国家看作是权力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权力关系，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文明的角度探究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源，探究国家之间相互文化的交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文明”等成为一时的热词。这种转向一方面和当时的学术潮流有关系，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

“首先，一个背景是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属于大国竞争时代的终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被公认为是世界的领导国家，负责国际安全与和平的维护，提供国际产品和国际秩序。在美国独大的情形之下，其他国家进行地缘的竞争，没有意义。当时俄罗斯在转型，中国还没有崛起，人们更多讨论的是文明，认同的问题。另一个背景是全球化的加快，伴随国家、人员、商品、信息的流动，人们越来越感受到的核心的问题是身份的困惑，于是有了亨廷顿提出的重要命题，所谓文明之间的冲突。所以，当时外交史的文化转向和那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曾经在冷战时期占有市场的地缘政治理论、威慑理论、核战略等话语都在冷战结束之后风光不再。但三十年后，国际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王教授说，第一个变化就是大国竞争时代的重现，俄罗斯的转型、强人政治的出现、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美国的领导地位，国际关系出现了权力转移的趋势。“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华战略的改变，基本上标志大国地缘政治争霸的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非常类似于三十年代，新兴国家的崛起引发的既有国际格局的变化。”第二个特点是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与全球化之下贫富差距的拉大，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关，还有一些国家出现强人政治，具有代表性的有俄罗斯、土耳其。美国力量的衰落、强人政治出现，还有民族主义的兴起，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些地方性大国在谋求地区性的霸权——中东最为明显。王教授说，国际局势的这些变化，即地缘政治争夺的重现、大国争霸的重现，带来的就是外交史研究的回摆——从冷战时代以权力为核心到冷战后的文化热潮，现在又回摆到所谓的权力和地缘政治的讨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史的热词可能又会是“国家安全”、“国家体系”、“地缘政治”等等。最后，王教授指出，这个时代的来临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国际关系的研究是一把双刃剑。利好的方面是，学者会被动员到国家的外交视野中去，可以有很多资源和机会，但同时，自由的空间可能会缩小。

这次会议上，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余伟民教授谈的是“苏联史研究的机遇和困难”，但其中也反映出时代背景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余教授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世界史研究在很多领域，无论是从人员队伍建设，还是科研水平上都有提高，但在苏联史研究这块却有点不同。原本，国内的苏联史研究基础很好，苏联史、东欧史尤其是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强项，建国后第一代的苏联史学者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可以找到掌握东欧不同国家小语种的学者。在这样的基础下，改革开放后，在东欧改革、苏联解体各种资源得以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者原本应该有机会在苏联史研究做出领先的水平。“我们曾经生活在类似的体制下，有这样的情感、关怀，研究队伍也有优势，跟西方学者不一样，我们对苏联的理解应该更深刻，但是在这样很好的形势下，目前苏联史的研究队伍在萎缩……”随着老一辈苏联史研究者的离去，曾经有研究传统的学科点出现了人才断档，加上苏联研究在发表上也有不少困难，原本的优势研究反而走得慢了。苏联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在俄罗斯、在西方学界已经展开研究，取得了成绩。而对于国内的苏联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余教授很是忧心：我们能够为年轻人提供什么样的条件，以积蓄力量，厚积而薄发？这个问题颇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