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知识分子批判 | 新书
德国知识分子批判
[德]胡果·巴尔 著 曹旸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4
【内容简介】
一部从战争罪责问题出发，对德国的历史、现实、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进行全面反思的“战斗檄文”。胡果·巴尔以犀利的文笔和辩证的思维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行追溯 到16世纪由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对包括路德、康德、黑格尔和尼采在内的德国知识分子及其思想中的弊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与揭露，指出正是路德创立的新教使 德国在观念上脱离了与基督教普世精神的联结，在世俗统治和神权统治的高度合一下走上了对内专制、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欧洲的罪人”。同时，也论证了闵采尔、巴阿德、魏特林等基督教神学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思想功绩。
【作者简介】
胡果·巴尔 （1886—1927） 德国作家、诗人，达达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声音诗的先锋实验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反对德国的战争政策、信奉无政府主义而被认为是叛国者，流亡瑞士。1916年发表《达达宣言》，1919年发表《德国知识分子批判》。
【目录】
中译本说明
序言
导言 论知识分子的党派原则：自由与封圣
第一章 闵采尔反路德
第二章 新教哲学与法国革命的自由概念
第三章 巴阿德与法国和俄国的基督教复兴
第四章 德国犹太人密谋毁灭道德
后记
德文版本说明
同时代人的书评
德文版编者后记
译后记
【选摘】
中译本说明
刘小枫
1924年，新生的德意志民国动荡不安，胡果·巴尔在天主教的文化学刊《高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刚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施米特的四部少壮之作。20世纪90年代末，我读到晚年的施米特说，“那是一篇精妙绝伦的文章，我这一生几乎再没看到过比它更好的文章”。我随即找来这篇文章，读后果然感觉精妙。当我得知巴尔以先锋诗人闻名时，不免惊讶他何以有如此广博的学术阅历，何况他还是一位钢琴演奏家。施米特称巴尔为“破碎时代的诗人”，他身处的那个时代“如此分裂、充满悖论、如此支离破碎”，而他“怀着天赋的良知经历着这个时代”（《诗人》，页301—302）。巴尔在1927年就英年早逝（年仅41岁），并未亲历德国彻底“破碎”的时代。第一次欧洲大战爆发那年，巴尔才28岁。这场战争据说发生得莫名其妙，而第二次欧洲大战的爆发反倒有显而易见的缘由。当然，史学家有理由把这两次欧洲大战连起来看，并称之为20世纪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它与17世纪的那场德意志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有历史的连带关系。欧洲的政治成长始于16世纪，在随后的500年里，欧洲地域战事不断，而这两场三十年战争尤其让欧洲生灵涂炭。
战争爆发之初，巴尔欢欣鼓舞。但他很快就变成了反战的和平主义者，携妻子亨宁斯（Emmy Hennings）迁居瑞士，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与一群反战诗人和艺术家建立了“达达”团体。当时，有人用小刀随意刺向一部法德词典，刀尖碰巧戳到Dada一词，其法语含义是“玩具木马”，也指没有意义的象声词。于是，它被选定用来表征这群诗人和艺术家的政治主张：
达达了解一切。达达鄙视一切。达达说“明白事儿”，达达没有固定的观念。达达不捉苍蝇。达达嘲笑一切成功的、神圣化的……达达从来不正确……，像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一样，达达是没有用的，一切都以愚蠢的方式发生着……
我们不能严肃地对待任何主题，更别说是这个主题：我们自己。
“达达”诗人和艺术家通过创造没有意义的语词或前后摇动的“玩具木马”崇尚非政治的政治。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1814—1876）是他们的精神教父。巴尔一生留下九部文学作品（诗集、小说、剧作），还有三卷书信集，绝大部分由他妻子整理出版。而他身前出版的著作，以这部1919年初出版的政治思想史论《德国知识分子批判》最为著名。巴尔宣称，新教的普鲁士王国应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承担历史责任，而路德引发的宗教分裂则是这场战争的最终根源，正如它是17世纪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的直接导因。人们能把这部大著视为没有意义的语词或“玩具木马”吗？在欧洲的主要文化民族中，德意志知识人的自我批判最为显眼，这与德意志民族迟迟不能凝聚为统一的政治体有关——人们仅需想起马克思和尼采的德意志批判就够了。写作《批判》时，巴尔刚从天主教改宗新教不久。仅仅过了一年（1920年夏天），他又回归天主教的怀抱。两年后（1922年），巴尔转向了早期东方基督教神秘主义，次年出版《拜占庭基督教：三圣徒传》，从东方基督教的立场批判西方的基督教。在一份笔记中，他把此书称为“对我第一本书（《批判》）的补充”：
当时我信仰一个“知识分子的教会”，一切自由与生命力的神圣化都以此为基础，我至今仍怀有这个信仰。但是我不再跳出教条和法规去看这个理论……我不再跳出大教会的传统去看待它。（转引自《诗人》，页250—251）
天主教学界的权威学者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1885—1968）警告说，巴尔在此书中以诗人的激进言辞推荐一种业余神学，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本书是对自由思想观念的一次猛烈而凌厉的攻击，贯穿始终的不过是一个思想：通过心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粉碎有限中的绝对，消解自然中的超自然。他［巴尔］认为一切有限性都在绝对专制中分崩离析。（转引自《诗人》，页253）
巴尔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频频更换自己的宗教认信，其心灵的“破碎”到了何等地步，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巴尔对路德毫不留情的批判既不是没有意义的语词，也不是“玩具木马”。1924年深秋，巴尔发表了《德国知识分子批判》的删改本《宗教改革的后果》。如施米特所说，《批判》的“四分之三”被巴尔“搁到了桌子底下”。写作《宗教改革的后果》时，巴尔给妻子写信说：
我开始审视我的《批判》，只是我的进度并不明显。这本书让我如此不安，以至于无法仔细思考每句话。我必须让自己假意清静一下了。否则我看不懂，对此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只想认真看看我的文章，我的脉搏却躁动不安。就是现在，我还是在思考。我删掉了80—100页的篇幅。这本书的命运一定不同寻常。现在，我的心狂跳不已。（转引自《诗人》，页229）
巴尔因心灵破碎而无所适从，而这个灵魂本来企望理解德意志知识人的灵魂成长史，如今它已经不能认识自己，但仍“怀着天赋的良知经历着这个时代”。巴尔认定宗教改革给德意志人的灵魂教养带来的危害已经无药可救，转而求助于早期东方基督教与古希腊理念之间的平衡，这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出路。《拜占庭基督教》看似带有宗教史性质，其实表达了巴尔对欧洲政治成长的彻底失望——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宗教改革的后果》与《拜占庭基督教》“相互呼应”：
我的《拜占庭基督教》是对新教的一次更为严厉、更加彻底的攻击。人们早晚会看到的。《后果》里没有写的，都写在了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本书互为一体。二者辅车相依，互为解释。（《诗人》，页252）
离世前，巴尔从1914—1921年间的日记中挑选出涉及心路历程的部分，以《逃离时代》为名结集出版。其中有一段写于1921年的文字，解释了书名的来历：
逃离时代，在尼采那里已经（出于嘲讽者和无神论者的品味）得以实现。还有一个更坚定的逃离，必定跟基督教修院制度相一致。如此可以反对一个无药可救的疯狂世界。……自从乡下人先后变成诗人、哲学家、反叛者和花花公子以后，时序就给了他自愿的贫苦，最严苛的禁欲，假如不是他想要的消失——他在其中看到了最高境界的奇迹。（转引自《诗人》，页245）
巴尔撰写评施米特政治神学的文章时，已经心仪早期东方基督教神秘主义，这与他信奉无政府主义并不矛盾。令人费解的是，他何以会欣赏严肃关切政治秩序的施米特？在评价《政治的浪漫派》时，巴尔称赞说：
施米特的思维方式指向令人变得严峻的事情、指向政事，使那些令人云里雾里的东西一下子变得毫无吸引力。
施米特把巴枯宁视为“敌视专政的专制者”，因此，“凡巴枯宁以撒旦的名义否定的”，他“皆以上帝之名予以肯定”。既然如此，他何以与巴尔“私底下很熟悉”（《诗人》，页208），同样令人费解。如何认识欧洲知识人心灵的历史遭遇，迄今仍是我国人文学界的一大难题。如今的德国人显得既富足又幸福，但心灵敏感的德国知识人仍然会问：经历过分裂、充满悖论的时代之后，支离破碎的德意志灵魂深处真的感到幸福吗？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则是：若要深入认识欧洲的破碎历史以及由此带来的灵魂的破碎感，我们的灵魂做好精神上的准备了吗？巴尔的《德国知识分子批判》让我们意识到，除非我们与欧洲学者一道，重新深入考察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否则，仅凭单纯的文学爱好，我们很难透彻理解欧洲的文学作品。出版本书中译本的意义，就在于此。
曹旸博士的德文好，中文译笔更好。感谢他的译笔。
2023 年 10 月
原标题：《德国知识分子批判 | 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