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水浒传》里的“忠义”
李贽对《水浒传》中所体现出来的“忠义”大加赞赏，但是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水浒传》毕竟写的是一群山匪聚众造反的故事，是不忠，领袖宋江率领众弟兄接受朝廷的招安，最终落得悲剧下场，是不义，怎么能称得上“忠义”呢？因此，理解和认识《水浒传》里的“忠义”，是读懂这本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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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忠义
需要说明的是，《水浒传》的“忠义说”并非肇始于李贽，尽管李贽的评点让读者开始意识到“忠义”的存在。实际上自水浒故事流传之初，“忠义”就是其故事核心。龚开在《宋江三十六赞》自序中说：
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
龚开在序言中点出了宋江与乱世贼子之间的区别。首先，宋江虽为反贼，但立号“不僭侈”，他反的不是皇帝而是贪官。其次，龚开将宋江与“盗贼之圣”盗跖相提并论，认为他做盗有义。尽管龚开未直言“忠义”，但宋江一行人完全可以担得起这俩字，难怪钱锺书认为龚开为“后世李贽等对《忠义水浒传》的看法开了先路”（《宋诗选注》）。
到了《大宋宣和遗事》中，“忠义”的主题正式被确定了下来。宋江在九天玄女庙中窥探天书时，上面赫然写着“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这里特别强调了宋江等人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忠义”原则的，他们的对立面是奸邪，这样宋江等人就摇身一变，成为正义的化身，他们造反叛乱也只是为了消灭奸邪。宋江得天书旨意后返回梁山寻找晁盖，无奈晁盖此时已死，吴用向宋江传达晁盖遗言：“他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晁天王在临终之际仍嘱托吴用要“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可见梁山上两位首领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便是忠义。
晁盖中箭
选自陈缘督绘《水浒传》连环画之《大名府》。晁盖原是东溪村保正，绰号“托塔天王”。他的中箭身亡，对于梁山来说，是一次大的权力变更，此后宋江便权居主位。
尽管《大宋宣和遗事》借宋江与晁盖之口点出了忠义的主题，但在具体情节设计上仍有不少矛盾之处。如话本一开始就对宋徽宗进行了批判，指责宋徽宗“无日不歌欢作乐”，沉迷饮酒作乐，“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宠信奸臣，败坏纲纪。如果说晁盖、宋江等人的造反肇始于蔡京的生辰纲，那么杨志等人因失陷“花石纲”造反则完全是因为宋徽宗个人的荒淫。宋徽宗号称“道君皇帝”，因道教崇尚山石，宋徽宗便认为身处怪石之中可以帮助自己得道升天，所以派“花石纲”（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皇帝喜好的船队）在全国搜罗怪石，竟然“流毒州郡者二十年”。宋江窥探到天书上的“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奸邪”之中不只是贪官污吏，宋徽宗应当也在“殄灭”之列。后来晁盖托吴用传达遗言——“卫护国家”，宋江等人又是怎么做的呢？《大宋宣和遗事》说他们“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还是一副强盗做派。
宋江等人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忠义”的，那么为什么《大宋宣和遗事》中会出现这种“言行不一”的设定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其作者身上。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说：
在民族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有爱国的立场；在阶级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反对苛政，怜悯穷民，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过，假如人民受不了统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枪地对抗起来，文人学士们又觉得大势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
所以，我们在《大宋宣和遗事》中读到的矛盾，其实是话本小说作者所代表的普通文人内心的矛盾。正如钱锺书所言，《大宋宣和遗事》的作者也好，龚开也好，这些文人学士能够亲身体会到底层群众所面临的真切问题，也明白南宋宗室统治下朝廷的症结所在，因而能够在书中将矛头指向“奸邪”。但是身份所限，决定了他们在宋江造反的问题上必须将思想的倾向转为“忠义”，因而宋江一行人的指导思想就变成了反贪官不反皇帝。最终，这种思想倾向让《水浒传》的“忠义”至今仍有争议，但好处是让《水浒传》没有彻底变成一本造反之书，反而让平民百姓和士大夫阶层都很满意，流传至今成为经典。
《宣和遗事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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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忠义”主旨与造反题材的矛盾
《水浒传》在成书的过程中，对《大宋宣和遗事》的诸多设定进行了修改，更加强调宋江等人“忠义”的言行举止。例如《忠义水浒传》的书名中即包含有“忠义”二字，或者干脆以《忠义传》命名。从现存资料来看，《京本忠义传》《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文杏堂批评忠义水浒全传》等多个版本都在题名中强调了“忠义”二字。“忠义”一词在《水浒传》中也频繁出现，无论是在正文中，还是回前诗中，都能看到“忠义”的影子。尤其是“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一回，“忠义”出现了十二次之多。此外，《水浒传》还删除了大量直接抨击宋徽宗的文字，对关键性情节进行了完善。如宋江受天书一节，《水浒传》将《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翻阅天书和晁盖做梦结合，设计了宋江梦中得天书与九天玄女传谕法旨的情节，要求宋江“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并且“去邪归正”，去掉心中邪念，回归正道。这些改动可以说都加强了《水浒传》的“忠义”思想。
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一百回卷尾
李贽（号卓吾）最后评道：“施、罗二公真是妙手，临了以梦结局，极有深意。见得从前种种都是说梦，不然，天下那有强盗生封侯而死庙食之理？只是借此以发泄不平耳。读者认真，便是痴人说梦。”由此可见他认为《水浒传》不过是作者的泄愤之作。
《水浒传》对“忠义”的凸显，主要与其绿林好汉的题材有关。在古代社会，《水浒传》的题材是敏感且危险的。试想一本俗文学作品，内容是写一群绿林好汉如何违反朝廷禁令，如何逃避惩罚，如何与朝廷对抗，对于统治者而言极有可能成为鼓动百姓造反的“教科书”，因而袁中道也坦言“《水浒》崇之则诲盗”。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种观点自然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今天仍然能看到许多人在探讨《水浒传》的暴力与反抗书写是否应该教授给学生。对此，汪道昆（天都外臣）在其为《水浒传》撰写的序言中说道：
或曰：子叙此书，近于诲盗矣。余曰：息庵居士叙《艳异编》，岂为诲淫乎？《庄子·盗跖》，愤俗之情；仲尼删《诗》，偏存《郑》《卫》。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
在汪道昆看来，《水浒传》本身并非在宣扬那些暴力、造反等有争议的内容，而是如同孔子删《诗》却留下了“郑卫之声”一样，用以警示后人。因此，《水浒传》并非是在教唆造反、宣扬暴力，而是在宣扬忠义的同时，树立一些反面案例，同样是可以说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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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对《水浒传》“忠义”的批判
《水浒传》的“忠义说”提出之后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金圣叹的批判。在为《水浒传》所写的序言《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中，金圣叹就李卓吾等人以“忠义”冠名《水浒传》进行了重点批判，认为其“名实”不副。金圣叹给出的原因有二：一是“水浒”之名即不可称为忠义。“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宋江等人盘踞梁山之上，本就是远离王土的“凶物”“恶物”，怎么能称得上“忠义”呢？二是宋江一行人的言行举止也都称不上忠义。“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倘若称这些人为忠义，那么会导致“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相当于变相鼓励百姓犯罪。所以金圣叹由衷发出慨叹：“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
金圣叹否定《水浒传》的“忠义”之名，并不意味着《水浒传》就是一部“诲盗”之作，恰恰相反，金圣叹极力否定“诲盗”一说，并提出《水浒传》旨在“暴露”。在金圣叹看来，《水浒传》对于宋江等人造反的书写，应当是“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即让前人明白成为“盗”的后果，继而断绝为“盗”的心思。因而从教化意义上看，金圣叹对《水浒传》也是充分肯定的，只不过与其他人的切入点不同，他更关注的是作品本身的艺术创作价值。
《水浒传》（四大名著 名家点评），施耐庵、罗贯中 著 金圣叹、李卓吾 点评
其实“忠义”的内涵本身十分复杂，它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但也融合着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它不是蒙在《水浒传》外面的一层道德正义的保护色，而是能让小说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基本精神。小说歌颂英雄，歌颂智慧，歌颂真诚。这种忠与义，假如不只是为封建皇帝与等级制度服务，那在本质上也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任何社会都期待着人们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能忠，对社稷苍生、对这片故土能忠，对家人朋友有情有义。这是《水浒传》之所以能得到百姓欢迎的重要原由。
《水浒传》究竟是在歌颂一种至死不悔的“忠”，还是在隐喻对专制朝廷“不可忠”？这正是《水浒传》留给读者思考的题目。所以明代李卓吾就特别提到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是“忠义之烈也”！“故有国者（即当政者）不可以不读”《水浒传》。金圣叹亦将《水浒传》列为“六才子书之首”，称“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
（选自吴兆路、高红豪著《〈水浒传〉通识》第二章《〈水浒传〉为什么又叫〈忠义水浒传〉》，中华书局2024年4月版）
原标题：《怎么理解《水浒传》里的“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