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迅：她丢过的东西太多了（连载1）

文 | lens

大部分时候，周迅都是即兴而简单的，仿佛没有过去。

“我是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很多细节的东西我都忘了。”她说。她提到前一天遇到一个导演的朋友，那个人说到在剧组里给她包饺子吃，“她一定是非常疼我才会给我包饺子吃，但是我忘了。真的忘了”。

但倘若你因此就认为她简单，那也不对。毕竟生活给过她那么多甜蜜与考验，她都经历了，也都接受了。她咀嚼这一切，然后吞下去，让它们化为经验和血肉，但事情本身消失了。

可能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擅长归纳、整理、通过逻辑思考得出结论；而另一种只是让事情在身边自然发生，置之不理。周迅显然属于后者，“我不觉得整不整理（记忆）有什么重要。我的记忆几乎都是碎片式的，不是串起来的。”她说。

遗失的记忆给了她某种任性的特权，她可以有无数种理想和可能性，她可以今天在海边酒吧弹贝斯，第二天又说想当街头摄影师，她可以今天喜欢一个什么东西，明天说不喜欢。她可以既真诚又轻盈，既谨慎又口无遮拦。反正都没什么重要。

她丢过的东西太多了，不仅是记忆，还有钥匙、手机、可能遗失的一切，似乎随时准备两手空空地离开，正如她轻轻袅袅地到来，这种特质让她显得有点脆弱，尽管她本人强大得几乎是个战士。

她曾经说自己比较像“金刚”，“金刚是用拳头的，比较原始，我身上没有武器，我正面挑战，而且金刚不把他的女人救回来，他是不走的，绝对是救回来”。她的朋友们称之为“犯轴”，她也在与之作斗争，现在的周迅习惯于说“顺其自然”，“我现在工作会带着一种玩的心态，做不成就算了”。

聊这些话题时，周迅穿着一件又大又旧的白T恤，吃打包回来的麻辣烫当午饭。就像她说的：“我基本上先把自己打开让大家了解：‘我是这样子的，你先看，你先看。’如果你觉得可以交我这个朋友，那我们就一起交。 ”

她否认了一些关于自己的夸张言论：“说我平时说话结巴，演戏时不结巴，其实演戏时还是会结巴，结巴了再拍一条就可以了。”或者，“哪有人是不老的呢？不老不就成干尸了，对吧？”“对吧”是她的口头禅。

她不太坐得住，可以想象她也不适合过于正襟危坐的场合，过一会儿就得站起来走来走去，攒着一股没处使的劲儿。日常生活中的她像一件没有上釉的瓷器，总让人感觉太素净，需要被装饰，需要一件戏服、一段台词和一些意味深长的往事。

可能好演员都会遇到这种状况，人们习惯性地把她的角色和生活混为一谈，包括她自己。“做了演员以后就不太能忍受平淡的生活了，会觉得无聊。我们拍戏，人家一辈子的或是几年的情感起伏，我们在一个月、两个月内完成。”她说。 

因为父亲以前在电影院工作，她从小往来于两个世界之间，不需要门票。“我一直生活得挺梦幻的”她说，她看黑帮片学会了讲义气，看《超人》学会了要做好事，帮助别人，她讨厌恐怖片，看恐怖片时母亲会捂住她的眼睛。她喜欢纪录片，喜欢在街上看人。“观察别人是很有趣的，比如在街上看到人吵架，就会觉得，何必呢？看到一个爸爸和儿子骑自行车，儿子踩在后面搂着爸爸的脖子，就会觉得，真好。我会被他们吸引，很容易就‘去了’，这就是我不开车的原因之一，我怕我开开开，然后脑子就去那儿了。

明亮如少女。“可能是因为脑结构只有那几条是通的。没办法，只有那几条是通的，其他的想挖，它挖不过去啊。”她倒不认为自己是在保持什么，“真的不是，它就是不通。”“我有很多种神经。大条的也有，非常细的也有，非常非常detail的也有，什么样的都有。”她捧住脑袋，非常认真地说。

她说话时会附加许多肢体动作，她在努力描述而非讲述，试图直击重点，但总显得吃力。对于许多事物的理解，她绕开了语言。不过话说回来，能诉诸文字的道理都是很简陋的道理，真正伟大的事实必然是失传的。

“人就是各种各样的啊，这世界就是没道理可讲，但是我也接受了。”她说。

她不适合讲道理，不过没关系，可以聊一聊她做过的事情，看一看她曾经走过的瞬间，想象她无所事事地叼着烟，坐在路边，看街头人来人往，不为任何目的。

在一起挑选照片时，周迅对几张剧组后台特别有生活气息的照片格外喜欢，因为那里有剧组，有日常，又有两者之间的空间，最能代表她的生活状态。

她最喜欢的演员凯特·布兰切特曾经说：“没人能成为他期待成为的那个人，那我就待在期待与真实的缝隙里吧。”布兰切特也说，她会把每一个角色都当成个人经历的放大版本。

周迅也待在某个缝隙里吧。就像童年时，她被家人罚站，盯着墙上裂缝，觉得自己是在看天上的闪电。她有一种穿透真实与虚幻、戏剧与日常的天赋。

那么真实，又那么会演。

本文摘选自《周迅·自在人间》，周迅 x Lens，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