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主义”转向“生产性消费”

上个月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双十一购物节，借着各大平台搞促销活动，我大约买了六七千块东西，其中仅买书就花了近三千块，今天差不多总算货齐了。作为一个以写字为生的人，必须时不时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以便维持一定的敏感度和分析能力，所以从本科阶段开始我就养成了买书习惯，至今已收集藏书几千册。不过，有两件我不太好意思承认的事是：第一，我的支付完全依赖我的建行信用卡和花呗分期，算是借钱消费；第二，因为大脑资源有限，所以大部分书其实我都没完整读完，顶多读了些篇章，看起来是浪费。

在文化批评者眼里，我的消费习惯属于典型的消费主义行为，即一种纯粹以通过获得更多商品和服务来提升生活标准的行为。从规模上而言，一个人的浪费只是微观行为，不会形成多大影响，顶多阶段性捉襟见肘，但是当无数个类似的微观行为叠加之后，宏观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比如垃圾成堆、环境污染等，若出现大面积信贷违约，那么经济危机就会爆发。更严重的是，各国政府似乎都无意面对过度消费所带来的风险，反而以“变本加厉”的方式鼓励这样的消费习惯，因为绩效——即经济增长——是民众考量政府合格与否的重要指标，鼓励消费有助于满足民众的绩效诉求。

文化批评者认为，我们应该停下脚步，遏制欲望，回归自然，从而改善自己的消费习惯，并让整体社会能从这场纯粹追求经济增长的无止尽游戏中挣脱出来。在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一书中指出，“这样的思想有着严重的不足之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不断上升的生活标准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人们如何生活所带来的具体改进，而且在于它如何形成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和最终的道德品性”。为什么经济增长能被赋予如此高的道德含义？为此，我们需要首先理解消费。

何谓消费

一般意义上，我们把消费理解成一种“要求欲望被满足”的行为，比如口渴了买水，肚子饿了买饭，身体觉得冷了买衣服。因为人们并没有自给自足的能力，所以他们需要从市场上通过交易获得水、饭和衣服。需求造就供应。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有一波人组织起来生产并销售这些产品。所以理论上而言，整个社会的生产与消费之间、需求与供给之间理应具备某种平衡或均衡。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去市场上瞧一瞧，都会发现几乎任何一种商品都有大量库存积压。马克思认为，库存是矛盾而非均衡，它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博弈的结果。

实践中的生产者通常会面临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确立市场需求；第二，如何生产出能够满足特定需求的产品；第三，生产出来之后，如何能将产品销售出去。这三个问题并没有完美答案，即便有也无法落实：一来是消费者并不充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再精美的调研也无法穷尽所有需要的信息，生产者只能通过消费者提供的有限信息进行“产品画像”；二来是由于各种限制性条件的存在，比如工艺技术的落后，使得生产者至多只能制造出接近画像的产品。这意味着，生产者在实践生产时，不得不迁就自己以及相关供应商的能力，否则就只好作罢。相应的，消费者一方也不得不面临类似的问题：第一，我到底需要什么；第二，哪些产品能够满足我的需要；第三，如何才能够买到这些产品。同样是因为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消费者不得不在自己的欲望、财力以及生产者之间做着某种取舍，否则只好放弃购买。

如果所有消费者和所有生产者之间都能够顺利“妥协”，比如消费者愿意购买自己不太喜欢的产品，或者生产者愿意统一降低价格，那么产品库存就能大幅度消失。但现实却是，妥协总是有限，尽管会有局部层面的发生，但从未在总体层面发生。在袁隆平声称他的大米能多养活几十亿人的时候，我们依旧可以发现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挨饿，为什么大米不会往他们那里流？为什么有些奢侈品品牌在对待库存的时候，宁可销毁而不是降价销售？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背后涉及到产权、交换手段、盈利算法、制度壁垒、配置效率等细节问题，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简单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博弈的故事。

作为生产者，他总是希望能将生产活动持续下去，所以他会为了降低每一次的潜在库存而不断努力优化生产；至于消费者，也相信自己的消费行为是长期的，但每一次的新产品都会抬高自己的期望，所以他会时刻通过心理上的克制来放弃购买，以便提醒生产者“你做得还不够好”——这里的好，不仅指产品质量、性能更好，还包括价格更能让人接受。这种反妥协的趋势意味着，在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博弈是不断演化和升级的。从积极的一面看，博弈使得双方都能进步、都能变得更美好，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进一步概括为双向的创造性关系，用以取代单向的服从关系，即要求和被要求的关系。

弗里德曼以为，正是因为这种相互创造的关系孕育了“更多的机会、对多样性的容忍、社会流动性、坚持公平以及对民主的尊崇”。但是，消费的伦理意义并非自始至终都明晰，它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慢慢浮现出来的。

消费的伦理意义

消费在英文中的对应词是consume，意指“大量使用、充分使用”，现代英语中和use同义，区别在于程度不同，两者的关系犹如嗜酒和饮酒。Consume一词最早出现于12世纪的法语，直到14世纪末期才被引入英语词汇，最早指的是“通过分解的方式毁灭（destroy）、浪费（waste）”，含有比较鲜明的负面色彩，因为在当时的西方社会，教权强大、拥有几乎绝对的话语权力，整个社会所宣称的主流价值是基督教式的节制，作为主流价值对立面的consume自然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16世纪下半叶开始，consume开始出现“充分挖掘能量”的含义，价值色彩逐渐中性化，因为在这段时期，城市中产阶级兴起，他们造就了新风尚。中产阶级们为了模仿统治阶层，开始疯狂追求奢侈消费（luxury consumption）。任何一种行为如果只有少部分人参与，看起来总会显得很突兀，但只要有越多的人加入，它就不仅会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还会被认为是好的。虽然在统治阶层看来，中产阶级的模仿是“粗鲁的”，但由于中产阶级的群体足够大，所以他们使得consume成为了正当诉求。与此同时，欧洲的宗教底色也开始往世俗化方向发展，打破了主流价值的禁忌，追求消费得以被承认，成为了“平等”的象征。

20世纪，consume被彻底正面化，因为政治家们发现，强大的消费能力能够增加货币的流动性，提升经济活力，这与国家的强大密不可分。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遭受恐怖袭击，全国上下人民陷入一片恐慌，时任纽约市长朱丽安尼为提升士气，在出席公开场合的演讲时，大力鼓励美国人民来帮助重建受伤的纽约。但是他的鼓励方式并非劝人捐钱，而是劝人来纽约购物、旅游、吃饭，因为消费不仅能帮助输血，更能带来“希望”。

我这么说，并不是一味鼓励消费主义，而是想指出，消费本身具备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就曾指出，生产与消费可以构成直接的同一，因为生产行为需要消费原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力，而消费行为同时也会促进生产能力。在马克思看来，消费都有生产属性，生产也都有消费属性，消费不是浪费，而是为再生产作补给。一个人的经济行为总是遵循着某种预期，他的幸福感来自于对自我期望的实现，如果一个人对未来有希望，他就会努力地活下去，投资于未来，反之则会黯然失色，郁郁寡欢。在纽约市长的话语里，由游客消费所生产出的“希望”能让纽约重新回归常态、为纽约的再生产提供补给。

当然，现实中有无数案例都告诉我们过度消费所带来的危害，比如借钱买名牌包进行炫耀式消费导致最后债台高筑，但这里的问题并非消费本身，而是非生产性消费过度所致。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定的手段，鼓励人们将更多的非生产性消费转入生产性消费，消费本身就会变得更加积极。那么，什么样的消费可以算生产性消费呢？

生产性消费

无节制的消费是有问题的，但是主张“回归自然”却会带来更大的危机。人类整体的经济活动及社会活动是一场循环，不是扩张性的循环，就是萎缩性的循环。当循环呈扩张状态时，从最基础的衣食住行到最尖端的高科技都会不停的迭代，使得人能够免于竞争的残酷（尽管竞争仍旧普遍存在）、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等，但是当循环萎缩时，人会因为生活境遇的恶化做出互相伤害之事，比如战争、犯罪，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从这点来看，消费是必须的，基于消费的经济增长也是必须的。所谓的生产性消费就是一种能够使社会交往（intercourse）以及经济交换（exchange）能进入持久和稳健的扩张性循环的消费模式。

悲观主义者认为消费即浪费，为了免于浪费，人只需要满足基本需求即可。这是以一种单向度的静态视角来看待消费的方式，其假定人和社会的承载能力都有限，但是浪费带来的坏处会不断累积，直到遭遇不可承受的灾难为止。但双向度的动态视角提醒我们，虽然人和社会的承载能力有限，但都有阶段性，只要能够借助一定的力量——比如技术力量——突破“天花板”，那么增长将会继续可能。以我买书为例，我买了很多书，短时间内看不完，这是浪费，但当我要写某篇文章，需要获取其他证据支撑时，我就能相比于在没书的情况下，拥有更强的“能力”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因为从长时间看，“浪费”可以被阐释成“储备”。那么，什么是能力呢？

关于能力，我们可以借用芝加哥大学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的观点。纳斯鲍姆认为，能力是一种可以让所有人都过上最普遍意义上的幸福生活的条件，在其作品《创建能力》中分别列举了最基本的十项：

一、能够完整的过完一生；二、保持身体健康；三、身体完整，包括能够自由迁徙、免于受到暴力袭击的威胁；四、具有感觉、想象、思考以及理性推理的能力；五、情感能力，能够对其他人形成依恋，关心他人，可以体会各种情感，但不因恐惧和焦虑让自己情感枯萎；六、能够形成对善的认识，并对自己的生活计划进行批判性反思；七、处理友好关系的能力，既表现为能与他人共同生活，又能表现为被他人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对待；八、与其它物种共存并表现出对它们的关心；九、能够欢笑、玩耍和享受娱乐；十、对环境的控制，即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上既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并拥有一定的参与性。

在这十项能力里，一、二、三、四、六项能力属于内指型能力，旨在于提升自我之善，五、七、八、九、十项能力属于外指型能力，旨在于提升与他人或共同体之善。这意味着，一个人要过上好生活，不仅要关照自我，还要关照外部世界。纳斯鲍姆列举的能力是个人能力，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能力推论出相应的社会能力。比如，她认为一个好的人是一个能过上健康生活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相应地指出，一个好社会是一个能让人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社会；她认为一个好的人是能运用理性能力的人，那么我们也可以推论，一个好社会就是能提供最基本教育、使得人能够学会理性的社会，等等。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纳斯鲍姆的方法论来改造我们的消费观，即相信“如果消费有意义，那么消费就必须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让我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种观念要求我们在对待消费行为时保持审慎的慷慨，并认同好的消费行为既不会表现得过于吝啬，也不会显得过于奢侈，既不会为了短期的快乐而牺牲长久的养成，也不会因为惧怕风险而让自我陷入封闭之中，它是一种在必要时刻，让消费成为改善自身境况、增进与他人交往的正当手段。从微观层面看，就是个体在消费的过程中产生能力的提升，以便进入良好的成长阶段；从宏观的层面看，就是在基于广泛增长的交换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和谐、社会变得更安全，即社会整体能力的提升。

总结

最近几年，我国的金融业随着电子支付系统的普及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像支付宝这样的企业能够利用长期以来的数据积累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客户信用评分体系，并在此基础开发出了相较于传统银行业而言更为便捷、完善和全面的金融服务。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在政府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私人金融业务会更高走一程。

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这当然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在金钱方面能够表现得更加从容，可以不再受制于看急症、缴学费等燃眉之困，需要钱时，也不会再不好意思向亲朋好友开口。比如，教育有助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技能、视野，但好的教育都很昂贵，穷学生支付不起的时候，搞个花呗啥的就能帮助解决。在穷学生看来，虽然自己的债务在增加，但与此同时，能力也在增加，只要他的偿还能力能够随着教育的提升日渐覆盖掉他的债务压力，贷款消费教育就不是问题。在这个例子中，“限制性条件”是没钱，“突破限制性条件”的手段是贷款。“贷款买教育"短期来看是一般消费，但长期来看就是生产性的消费，它赋予了穷学生对未来选择的能力。选择即自由。

不过，自由度的扩大不代表我们可以随便胡来。如上所言，好的行为除了是基于自身意愿以外，还要表现为行动者愿为相应后果承担对等的责任。这意味着，自由度的扩大要求我们提升相应程度的审慎以匹配，否则最终只会令自己因催生的欲望而陷入不可自拔的牢笼，届时，除了承担物质层面的损失外，还会证明：我们确实不配拥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