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年间四川最大的结社组织，和那些不为人知的江湖往事
在长江上游，清代是秘密社会组织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
啯噜、袍哥、白莲教、神拳教以及它们的分支或变种，诸如青莲教、江湖会、龙华会、灯花教、顺天教、无生门教等，还有穿行草野的红钱客、黑钱客、刀客、烟客、马娃子等各种“流匪”，名目繁多，成分复杂，出没在长江上游地区各个角落。
它们的活动方式、内部组织结构、语言以及装束等都各有特点。它们中既有反对异族统治的壮士，亦有“劫富济贫”的豪杰，还有骚扰百姓的“盗匪”。它们始终是作为社会机体的异物而存在的。
其中，啯噜被称为是雍乾时期四川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啯噜被很多史学家认为是哥老会的前身，而哥老会在四川被称为“袍哥”，在长江中下游被称为“红帮”。后二者都是在清末以及近代对长江流域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组织。
尤其是在四川，“袍哥”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当其最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历史学家王笛在其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则对袍哥的“前身”啯噜做了介绍。要想深入了解袍哥以及清末的四川社会，啯噜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啯噜的发展历程
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啯噜最早出现在雍乾之际，先主要活动在川陕鄂交界的巴山老林地区，乾隆初年便有不少关于啯噜的记载。
如邱仰文《李蔚州先生墓志铭》称，由于啯噜的活动，致使“狱讼繁兴，囹圄充积”；绵竹知县安洪德《除毁贼象碑记》称：“……年年啯噜匪类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相谋而为恶也”。
乾隆中叶以后，史料上所见的啯噜活动更多了。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啯噜在陕西紫阳一带活动；四十五年（1780年）啯噜在陕西平利、汉中、兴安以及四川东部的梁山、垫江、太平、綦江和大竹等县活动。
乾隆四十六年南川知县禀称：“卑县防汛外委李文龙带领兵役轮查县属东路，闻有啯匪百余人在贵州婺川县杀伤盐客数人，经婺川县兵役追至贵州地方会拿，又被杀毙汛兵一名，并伤差役。”于是清兵于“各隘口堵截督拿。”可见啯噜的活动已使当局深为不安。
乾隆四十七年，为了严厉镇压啯噜，清政府订立《川省啯匪专条》，规定在场市抢劫和在野拦抢惩办办法，其在场市抢劫者，“凡五人以上不论得财不得财，为首斩决，为从绞监候；若拒捕夺犯伤人者，为首斩决枭示”。同年，重庆府将啯噜“为首各犯，均改拟凌迟，家属缘坐，随同从犯俱拟斩决在案”。
嘉庆初由于白莲教的兴起，大量啯噜加入其中。嘉道之后，啯噜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逐渐分化，除加入白莲教外，其主体部分日益与哥老会（袍哥）合流，后期几乎为哥老会所取代。
啯噜的来源及成员组成
关于啯噜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一是由“轱辘”音转之说。此说认为，彝族人在作战冲锋时，从山上一拥而下，口中长呼“轱辘”，后来汉人转以“轱辘”形容速度之快，啯噜因此得名。
但此说难以解释的是，啯噜产生于川陕鄂交界的老林地区，而彝族地区出现啯噜是在嘉庆之后，因此很难找到彝人与啯噜得名之间的必然联系。
一是“孤窭”音转之说，少无父为“孤”，贫不能为礼谓之“窭”，唐宋及明清均有收养“孤窭”的机构。啯噜最初成员多是无父无家的少年，贫困无以为生，遂相约袭击大户豪门，自称“孤窭子”。作案后官府围拿，禀报写为“啯噜”，以后孤窭子也就以啯噜子自称。
啯噜主要为外省入川流民和本地无业游民组成。乾隆八年（1743年）川抚纪山奏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
本地破产贫民也加入啯噜，以窃掠为生，如嘉乾间川督官多所奏；“川省五方杂处，游手最多，往往结党成群，流荡滋事，日久即成啯匪。”
另外，散兵游勇也是啯噜的来源之一，《清史稿》有记载：“四川自金川木果木之败，逃兵与失业夫役、无赖游民散匿剽掠，号为啯匪。”
啯噜的活动特点与区域
据巴县档案中乾隆三十九年《巴县正堂告示》称：“陆路啯匪成群结队，散布市场，拘摸剪绺，抢夺拒捕。一经查拿，伙党混杂于追捕之中，递送原赃，指引出路；逃脱之后，仍然聚集。”
啯噜“每凡一出，若不偷窃得手，断不分散”，各处“腰店”（四川俗称，即小客栈）多属其“窝家”，也于“孤庙随便歇宿”。
嘉庆十年（1805年）重庆府札文的记载显示，啯噜每一小帮仅二三十人，每一大帮不过五六十人，而且时聚时散。根据刘铮云对59帮啯噜的研究，有一半以上的啯噜帮都不到20人，有三分之一不足50人，超过百人的仅3帮。
根据一些研究得到的数据，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四川是啯噜活动的中心地区，在有啯噜案件的14个府直隶州中，四川占9个；在59次啯噜案件中，四川有48次。第二，啯噜活动主要是在川东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而以川陕鄂的巴山老林贫瘠区作为大本营。第三，交通要道是啯噜经常出没之地。
各地市场是啯噜经常光顾的地方。据资料记载，当时啯噜“各习拳棍刀枪，以资悍护，或夜劫富民，或昼抢场镇”。嘉庆十年八月巴县兴隆场场约有记载：“每逢三六九场期，近有不法啯匪，往往在于各场肆行擢窃，受害难言……现值各处掠毁盐店，肆闹不宁。”
由于地方政府管控无力，啯噜的活动几乎是有恃无恐，甚至带有半公开的性质：“每于州县赶集之区，占住闲房，时于集上纠众行强，酗酒打降，非赌即劫，杀人非梃即刃。”
组织内部“其长曰老帽、曰帽顶；其管事之人曰大五、大满；其兄弟辈所带之龙阳曰干儿，呼各兄弟曰伯、曰叔，伯叔相遇，不敢亵语，如犯之，拔刀相向，甚于调其妻妹”。
又规定，凡外出活动时若“遇兵役追捕，不许散党。如事急众议散去，测各逃如窜；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议共戮之。以此其艺既精，其党亦固”。可见其帮规还是较严格的。
啯噜子内部还“各有记号”，即有割辫与不割之分：“其割辫伙内，成群结拜。割下之发，烧灰之酒共饮，各护其党。其朋头因欲出头露面，故不割辫。”
在武器使用上也有讲究，李调元《续函海•榜样录》称：“蜀中啯噜多于裹脚中带蛮刀，刀长者曰黄鳝尾，短曰线鸡尾，象其形也。手执木棍，斗则将刀安棍头，即为矛。”
虽然有些啯噜曾卷入农民起义以及后来与哥老会合流，但嘉庆以前啯噜的活动恐怕还是以打家劫舍为主。从目前所有的资料看，还是没有发现它有明确的反清宗旨，也并非以“杀富济贫”为目标。因此，有些研究者把它列入农民的反清运动并予以拔高或溢美，至少目前看来是缺乏依据的。
编辑 | 子水 黄泓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