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119厂郭俊毅口述：我和苏联专家的那些往事

建国初期，中国和苏联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关系，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支援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沈阳在这方面最为突出，苏联援建了很多大型企业，派驻了大批专家。那是一段令人欣喜的蜜月时光，虽然短暂，却让沈阳119厂（后叫航天沈阳新乐厂）原副厂长郭俊毅久久难忘。他翻着泛黄的老相册，跟我们讲起与苏联专家相处的那些往事。

1959年，我们厂要研制生产新产品，工艺很复杂，特别是装配和特殊加工工艺，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当时也有苏联专家，但是不能完全靠他们，而且有些苏联专家对我们并不十分友好，我们也看出来了。组织上选了五个人，派去苏联学习，其中就有我。我当时是厂里面产品试验和总装两个车间的副主任，其他的同事有搞工艺的。全厂几千人，选中我们，说明我们是厂里面最优秀的。我写信给大姐说，我能有今天，都是读书的结果。母亲要是活着一定也会高兴的，她的儿子有出息了。

跟我们一起去的人当中，有一个是老厂长谢绍明（曾任沈阳新乐电工厂厂长）的夫人。谢厂长的父亲是谢子长，陕北的老革命。谢绍明早年就留学苏联，他的爱人是中苏混血，俄语非常好，她也跟我们一起去苏联学习，给我们做翻译。

出国前要讲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跳舞啦，饮食啦，吃饭的时候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等等。到了苏联也要注意纪律，注意保密，不能随便乱说话。临走前我们还发了服装费，做了几身新衣服。

苏联印象

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莫斯科，软卧铺，坐了七天七夜，然后又坐了一天一夜到列宁格勒。七天的火车生活，太累了！我们先到了列宁格勒，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当时是苏联第二大城市，后来又去了莫斯科。我们在苏联待了一年多，基本上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活动。

我对苏联的印象很不错，城市非常干净，道路房屋都很漂亮，我感觉我们的城市不如他们，尤其是建筑，他们的建筑在沙皇俄国时代就比我们要好，我们那时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马路上、广场上，青年男女之间拥抱亲吻很常见。我们觉得很好笑，这种事情怎么在马路上搞呢？你们应该回到家里面去吗？在外面搞多不好啊。

苏联气候还可以适应，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列宁格勒距离芬兰很近，处于北极圈，有一段时间没有太阳，基本上都要靠电灯照明。

学习生活

苏联人当时中专毕业的很多，反倒大学毕业的不多。我们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老师没有高级老师一说。我的苏联辅导老师很聪明，当时，苏联人对我们有特殊的照顾，每个周六都有舞会。我们推说有事不去参加，他们嘲笑我们是傻瓜，不会跳舞。但是，我们是有任务的，我们回国以后要独当一面，要当中国专家。

我们学习的地方主要在工厂里，产品并不复杂，产品原理、特性、操作都要掌握，更要掌握试验的设备。我在南昌航空技校的时候选修的是航空仪表专业，所以对这些都能掌握。回去以后我们就要负责产品生产，如果发生问题，只有去过苏联学习的人才能解决。

到老师家做客

我的辅导老师也是国家中心实验室技术副主任，是技术权威，名字叫阿斯特申科，他是苏共党员，当时有四十多岁。他待我们特别好，彼此之间合作非常愉快。他教给我们的东西跟工人教的完全不一样，我对中心实验室的业务很快完全熟悉了。那时我送给他一幅杭州出产的丝织品风景画，他觉得很宝贵。

有一次，他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饭菜非常丰盛，我们也送了礼品。我们的俄文水平不高，只好请厂长夫人一道去。她俄文讲得跟苏联人一样，他们听出来了，就问：“她是中国人吗？”我们不敢讲她是混血，也不敢说她是厂长夫人。

这位老师的老岳父很厉害，来过沈阳，曾经担任过苏军驻东北的司令官。他说，“我去过中国奉天，奉天是过去的说法，现在叫沈阳……我到奉天的时候，已经是后期了。你们沈阳没有高楼，最高的楼房就是三层。”他还说：“我们苏联红军为了解放东北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中苏友谊是用鲜血换来的。”他还对他的女婿说，“对中国人要友好。一定要把中国人教会教好。”那个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可是他还讲这些话。

这位老师的确手把手地教给我们，他做得很好。他跟我们说，他以后或许会来沈阳工作。我们119厂早就有苏联专家，他要是来的话，一定会到119厂的，我也希望他能来。

我们离开学习的工厂都受到热烈欢送，苏联人很讲情义，大家跳舞。要走的时候，一个车间的苏联同事还送给我一架相机。

苏联专家的工作

119厂的苏联专家来往很频繁，在我的部门有两名，整个工厂有十多名。

我的老师阿斯特申科是工艺专家，是厂子里面技术上位置很高的人，他回国后任列宁格勒仪表学院的教授，主要负责产品的破坏性试验，出了问题都是他负责。技术上，实际上是一长制，厂长说了算，苏联专家只是提建议。

苏联专家当时住在三经街的“安乐窝”（注：苏联驻沈阳领事馆，“文革”期间曾作为批判修正主义的展示场所，民间俗称“安乐窝”。现为沈阳迎宾馆。），那里是外国专家招待所，车接车送。中国政府很照顾他们，可以带夫人来，一起住。但他们没有带孩子来，很自觉，都留在国内。他们都吃西餐，当时国内自然灾害，中国人都吃不饱，给苏联专家供应的伙食非常好。那时普通工人拿三四十块钱，我拿六七十块钱，苏联专家比我的工资要高很多。

厂里从苏联进来一批测试设备，大概有十来台，很贵，一台要好几万呢。当时我们能自己做这些设备，但那时候刚开始干，有点神秘感，不敢自己轻易去做，到时候不好使不行啊。

货到了后通知我，我告诉了阿斯特申科。他说：“好，明天礼拜天，我来加班。”同时他还提出，加班的事不能让另一个专家知道，免得有误会。他的意思是，我们购买的设备很贵呀！我要帮你验验，我们从来没加过班干活，让其他专家知道不好解释。我说：“我的天，真贵呀！一台都上万。”他说：“我知道这些设备，上千块就可以。我去，一台一台给你检查，一台一台都给你通电试验。”

当时中苏已经发生矛盾了，苏联专家也去听传达文件，负面的东西跟他们讲了。但中苏之间有协议，要帮助中国发展导弹技术、航空技术。所以，阿斯特申科依然帮助我们。我们两个人上了装配大楼，那时候六层楼，没有电梯，他爬上来爬下去，很让我感动。我说：“真谢谢你呀，你对我们中国还是那么关心支持。”他说：“应该的，我们的本分。”

关系破裂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渐破裂，矛盾激化。有一天，我们在112厂文化宫开大会，参加会议的有112厂和119厂的党员、干部、技术人员。大会内容是传达毛主席的讲话。

毛主席的讲话很简短，他说得很风趣。他说，洋拐棍迟早是要扔掉的，扔掉了不一定就是坏事。但是，要注意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破坏图纸、资料。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尽快把产品搞出来……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原话，我牢牢地记住了。

我听了毛主席的讲话，马上就想到，我们厂里面也有好几个苏联专家呢。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就有两个人。我去苏联的时候，他们还接待过我。后来我们在一起搞一个产品，叫电容式油量表。飞机上要用油，怎么测量油的使用情况呢，要通过仪表测量，很复杂的。

中苏关系好的时候，我们跟苏联签订了合作协议。后来有了矛盾，关系公开破裂，矛盾进一步恶化。我们有一个同志，他在自己的行李中携带批评苏联的文章“九评”等等，被苏联边检发现，苏联方面马上就把他扣留起来，并且驱逐出境。后来，我的老师还提起这件事，说：“你的同事对苏联不友好。”

破坏资料

和我一起工作的两个苏联专家，一个是我的老师，这个人很好，对中国很友好。另外一个，就不好了，他是工艺专家，苏共党员，就是他破坏资料。

情况是这样的，我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警惕性马上提高了，我想，我们的资料千万不要被人给破坏掉。那个专家，他借了一本资料，那是一本俄文原版的资料，叫生产说明书，里面什么都有，非常详细，什么技术指标，工艺流程等等都有。那个苏联专家把资料借去当天没有还。

我的办公室就在那个苏联专家的隔壁，我看到有两个翻译从我的门口走过去，我就问：“你们干什么去？”他们说：“苏联专家要我们去借原文资料。”我心想，情况不太好，因为头一天已经知道他借来原文资料没有还，怎么还要借。这里面不对劲呀！我马上来到苏联专家的办公室门前，平时都要敲门，因为情况紧急，我也没有敲门，直接推门就进去了。我看见他正在用刀片割原文资料上面的数据。他在破坏资料，刀片还在桌子上面。他当时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还不承认。他拉开办公桌的大抽屉，把桌子上面的资料、刀片一下子都放进去了。我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我说我来找翻译。然后我就用他办公室茶几上摆放着的电话，打给资料室，让翻译听电话。这个专家不懂中文，我告诉那两个翻译赶快回来，不要离开苏联专家这里，其他没有多说。苏联专家也不知道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翻译回来后，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慌，苏联专家在原文资料上面动手脚，你们不要离开现场，我去厂里面汇报，我负责处理这件事。”

初试身手

1960年后，中苏矛盾公开化了，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我们也举办活动欢送他们。苏联专家走了以后，研制产品的任务就都落在我们肩上了。

我很快就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厂里要我设计一个大型自控高低温设备，有两米多高。厂里面从来没有人干过这项工作，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设计项目。老厂长谢绍明找到我，说：“别人都干不了，小郭你去吧。你最起码看过用过。”我就去了，到第四设计院，那是中国专门设计高低温自动调节大型设备的单位。我其实也没有搞过这样的设计，因为在苏联操作过，知道这个产品的性能和技术要求，只有我来干最合适。我跟第四设计院主管设计的领导说，“我们是老乡啊，你可要帮帮我啊！我是一个新兵，是谢厂长要我来的。”这位领导也是上海人。他说：“你还需要别人帮助吗？你肯定行的！”他给我找了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弄了一张桌子，我就开始设计了。当时我还在119厂里面找了一个上海老乡，做我的助手，他制图比较好，也是老专业技术人员，最后我们合作成功了。

老厂长他点名点对了，我在苏联用过这种设备，所以设计的非常顺利，不是吹牛，真的没有人能够比我设计得更好。后来，我调到另外的一个工厂，看到厂里设备图纸上面有我的签字。一些工人就说，“这个产品是郭厂长亲自设计的啊！”因为有了知识，我就什么都不怕，我在学校里、在苏联学习过的知识，都派上了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