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一定是正确的选择吗？看看中国的技工教育

中国和德国，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制造业大国。德国围绕着制造业建构的技工教育体系，无疑是世界的典范。这方面中国因为没有配套的制度框架，学起来非常困难。

但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技工教育不坚实就不可能有长久的竞争力。确立中国的技工教育体系，必须成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在这方面，我们正在看到希望。

首先，城乡的界限在不断被打破，外来人口转为合法的城里人的进程正在加速。

其次，按片就近入学，已经被确立为教育改革的核心。这些变化，都对技工教育有利。

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中指出，大家盲目地往大学扎堆，一大原因是大学文凭意味着城市户口。如果户籍制度不复存在，大学文凭在这方面的诱惑力就没有了。同时，市场一直不停地发出强信息：大学教育的投资回报持续走低，技工教育更划算。

另外，当大量农村子弟到城市的学校就读后，这些刚进城的家庭社会期求不高，更多的是希望孩子能有门实打实的手艺谋生。

一旦没有户籍问题，他们恐怕会比一般的城市人口更倾向于选择技工教育。在这种局面下，有一定的政策鼓励，技工教育有可能红火起来。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政策鼓励呢？

这方面，德国固然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北欧的制度也许更值得借鉴。北欧特别是丹麦的“灵活安全”性劳动市场，被欧洲视为新的范本。

在德国，工人通过“工作委员会”等制度、机制，保证了自己的工作稳定，颇有中世纪行会之余韵。这就使大量中学生愿意在具体的手艺上十年磨一剑。但是，这造成一个结果是劳动市场不灵活。企业不能随意裁员，雇人时就格外谨慎。

丹麦式的“灵活安全”则大异其趣。这样的劳动市场，几乎和美国一样灵活，企业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解雇工人。但是，工人一旦被解雇，马上被公共福利接过来：领取相当于原工资80%上下的补贴（这个比例往往是越低薪的人越高），同时免费进行培训，然后重新进入劳动市场。

北欧在这方面的福利是如此之好，乃至失业者面临新的就业机会时，如果新的职位比起过去的职位在技能等级和薪金水平方面都明显要低的话，就有权利拒绝接受，继续享受失业福利，以避免技能降级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一个失业经理相当于原工资80%的补贴可能比全职秘书的薪金要高）。这就给职工在灵活的劳动市场中提供了相当的稳定性。换句话说，职工未必是企业的“技术资产”，却是社会的“技术资产”，不能因为偶然的经济周期失业而丧失技能。

在这样的框架下，北欧的技工教育高度社会化、终身化，成为“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之一部分。

北欧的教育有个特点：高中一级的义务教育（包括与高中平行的技工教育）没有年龄上限，多大年纪也能回来入学。同时，北欧人工作一段再入学“回炉”的比例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终身教育的学习社会，保证了人口素质，并在此基础上缔造了非凡的竞争力。

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普遍的误解：长期以来，中国部分经济学家盲目崇拜美国，对于欧洲了解不足，乃至把美国经济视为最开放的。

事实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非常严重，特别是在工人中。每次选举，都使贸易保护的行情看涨，使“中国制造”成为众矢之的。相比之下，北欧则开放得多，特别是工会带头出来拥护全球竞争。其中的道理之一，恐怕还是人口素质过硬，不怕国际比赛。

大学要为农民工服务

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有几亿农民进入城市，国外一些学者称之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怎么把这些农民转化为适应都市生活的高质量产业工人，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其结果将直接塑造着中国的竞争力。

几年前，我提出高等教育要承担这样的责任，许多大学要走技工化的道路：培养进城的农民工。此论曾经受到不少讥笑：大学乃高端的教育，怎么能把为农民工服务作为使命？

然而，看看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再看看国际上的潮流，这样的道路恐怕是回避不了的。

中国的大学经过长年扩招，信誉下降，供过于求。

按照现在的人口趋势，高中毕业生人数逐年下降，城市中高产阶层的独生子女们纷纷以留学作为自己的高等教育目标。这样，传统的大学恐怕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曾预言中国大学的“空校危机”，现在已显得并不那么危言耸听。

大学技工化，即所谓vocationalization of tertiary education，是一股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这一潮流，被两大趋势推动。

第一，技术进步正在重新塑造制造业。工厂里的工人，已经不是那种拎着大锤铁钳、满身油污的粗汉，而往往是拿着笔记本电脑、穿着白大褂的技术人员。一个高级技师和一个普通工程师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这就要求技工教育提升层次。最近的研究显示，即使德国那么过硬的技工教育，也受到制造业转型的冲击。普通的技工训练课程完结后找工作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板上钉钉。

在法国、北欧等不同体制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相比之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更为稳定（这和中国的情况几乎相反，因为这些欧洲国家的技工教育比较发达，培养的人比较多）。

于是，在这些国家，一个有效的对应方式就是把技工教育提升到大学程度，而不仅仅是和高中平行。甚至有本科硕士连读的系列，目标也是实际技能的培训。或可以说，制造业不断高科技化，对工人的要求越来越复杂，所需的长年学习和训练，在知识内容上已足以抵得上大学课程。

第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大量普通学生涌入大学。他们的知识趣味和素养不如过去那种经过严格筛选的大学生，不可能沉浸于柏拉图中乐以忘忧。就业市场也没有那么多阳春白雪的职位。他们对大学的要求非常实际，那就是学门手艺好挣钱。

这就使传统的大学教育开始分化。法国1966年开始设置大学科技学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Technologie，简称IUT），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大专和高职，但纳入了高等教育体系，毕业生可获得职业学士证书（Licence Professionnelle）。

自1999年以来，有1800个职业学士证书课程。在美国，将近一半的大学生就读于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四年制大学也开设了大量相当实用的专业，注册的学生越来越多，乃至许多人哀叹传统文理教育的衰落。其实，在文理学科就读的学生总量未必减少。只是大学生总人数大大增加，专心于传统文理学科的人数相对下降而已。这一切都使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元化。

中国的教育体制过分行政化的结果，是教育机构以提升行政级别为自己的最大利益。于是，中专变大专，大专变大学，大家忙着升级，没人肯低就。这就造成了大学的盲目扩张，以及技工教育的短缺。

如今，大学债务庞大、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空校等等危机都开始浮现。许多大学都会面临基本的生存问题。

此时不如放下身价，向技工教育转型，服务于刚刚进城的农民工，或在终身教育的领域拓展，对下岗工人进行再培训。

政府也应该拨出相当的教育经费给这些农民工，让他们接受基本的职业培训，作为对长期忽视农村教育的一点补偿；同时完善福利制度，通过失业补贴、免费培训等措施，使失业的工人有机会提升自己的技艺。中国的许多问题，比如制造业能否升级、鬼城的空楼能否被消化等，都要看未来几亿农民工能否进入中产阶层的行列。

[作者薛涌系旅美学者，先后就职于北京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文章出自《科场现形记续编》（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郑也夫编），原标题为：“中国如何向技工教育‘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