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传》：“我”的姨妈伍尔夫

我曾写过一短篇小说，名字叫《我的姨妈伍尔夫》（发表于2017年的《雨花》）。在这篇小说中，“我”是瓦奈萨的女儿安吉莉卡。促成这篇小说的灵感并非昆汀.贝尔的这部优秀且迷人的传记，而是根据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The Hours，2002）中的几个情节。坎宁安的小说以平行结构描写了三个时代的三个女人生命中的普通一天，并且由于其为了致敬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而使得这个故事与这两者之间都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在第一个关于伍尔夫的故事中，姐姐瓦奈萨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两个男孩——朱利安与昆汀.贝尔——一个女孩——安吉莉卡.贝尔）来里士满乡下看望在此静养的妹妹。当时的（故事发生在1923年）伍尔夫正在创造《达洛维夫人》，与此同时也在抵抗着潜藏在她身体和脑海中疯狂的再次袭来……在昆汀.贝尔给姨妈写的这部传记中，1923至1925年之间伍尔夫的生活和精神还算平静，相比于之前——尤其是1913年的那次精神崩溃——她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小说和另一部叫作《普通读者》的评论集的创作上。

无论是坎宁安的小说还是电影中关于伍尔夫的故事，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着贝尔在这两卷本的传记中所描述的一些真实情况，即当伍尔夫沉浸在创作中时，精神和情绪上所必然产生的波动，甚至大起大落时常可能会直接造成她需要承担过大的压力而导致头顶的那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再次落下。“弗吉尼亚经受了照例的情绪变化，见了坏的评论就畏缩，读到好的评论就雀跃”。从贝尔详实而精细地描述中，我们得知每当一部作品脱稿出版且在等待着批评家、朋友和读者的评论这段期间内，伍尔夫都常常被一股焦虑、不安甚至是无限的自我怀疑与担忧笼罩。

这样的反复是可怕的，尤其当作者知道这样的状况每一次都会如期而至且甚至是不可阻挡时。伍尔夫最终在留给丈夫伦纳德的信中再次提及——“我肯定自己就要再次发疯了”——因此表明，在经历了多次这样的精神危机之后，无论伍尔夫多么勇敢和强大，最终都必然有耗尽精力以及对此感到厌烦和彻底无法忍受的时候，所以当1941年在各种外部以及私人的危机同时诞生时，那把凶险之剑也就彻底落了下来。而就如贝尔多次指出的那样，对于自己所作的选择以及行为，伍尔夫依旧是清晰且有意识的，就好似她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疯狂。在伍尔夫于青少年时遭到来自同母异父哥哥乔治的性骚扰，而造成了她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虚无”和“一种无法形容的纯粹死亡”后，贝尔写道，“从这时起，她知道自己曾经疯过，而且还可能再次发疯。”

伍尔夫是聪明的，或许也正是这一聪明使得她对于自我有着一股好似透过玻璃凝视自己的感觉，因此她“知道自己体内有毒瘤，知道它也许会复发”，对于一个成长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少女而言，这必然是非常可怕的。然而身体上的毒瘤或许可以通过药石对其进行治疗，但“一种心智上的毒瘤，一种精神上的腐坏，在某人十三岁时就袭击了她，终其余生，它始终停留在某处，永远悬而不决”，则不仅让人几乎无法忍受，而且也必然令人恐惧且由此产生对于自我的模糊之感。

这是伍尔夫终其一生的悲剧，如果我们能这么说的话。这些“心智”与“精神”上的“毒瘤”常常是难以把握和医治的，而来自维多利亚时期那些古老且陈旧的医学（？）方法则收效甚微（贝尔指出，那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医生对于伍尔夫疾病所开出的“静养疗法结果比不起作用还糟；它把弗吉尼亚跟那个如今能帮助她的人（注：指丈夫伦纳德）隔离开了。

二

伍尔夫这一段青春悲剧所折射出的是整个时代的变化以及伴随着那个黄昏时代的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衰朽与死亡。在这其中贝尔有几处涉及了伍尔夫在哥哥们都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而自己却无法得到同样机会时的疑惑与不满。“她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都认为自己没受过良好教育，觉得这是她的性别对她造成的伤害”。这一体验并非来源于当时还未完全兴起的第一波女权运动的思想和宣传，而是来源于在日常生活中那些真实且切肤的经验。通过这一方法来体验两性之间的问题，如一系列对于女性的束缚、规范甚至压制等等，在伍尔夫其后的思想中都占据着主要地位。在《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三枚金币》中，伍尔夫对于女性问题的讨论始终围绕着自身的实际生活经验和所处阶层以及如布鲁姆斯伯里这样的小圈子，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使得她对于两性的观念显得更为复杂。这也或许就是为什么在之后她的这一类思想会遭到两方批评的原因。

“然而，弗吉尼亚生于1882年，我觉得，我能想得到的生于1900年以前的人，她或任何别的人，都没法在冰冷的出版物中记录一个姐妹的通奸激情”。在性（以及两性）问题上，伍尔夫的观念虽然在其后经历了变化与发展，但其底色则始终都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尤其当她与姐姐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女遭到同母异父哥哥“过分热情”而渐渐走向猥亵的行为中，她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和处理这样如此陌生与恐怖的事情。贝尔在描叙这段发生于1895年至1897年期间的事件时写道，“对两姐妹来说，事情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在她们眼前，亲爱的兄长变成了一只怪兽，变成了一个她们无法抵御的暴君，这种背叛行为是那么隐秘，甚至连背叛者自己都半知半觉，她们又怎能大声说出，或用行动去反抗呢？”正是这样“隐秘的背叛行为”导致申诉和控告可能性的消失，并且由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是保持一种无知的纯洁，最起初，她们相比没意识到那份友爱正在转变成强烈的色欲，只有她们那种日益增强的厌恶感向她们发出了警告”。而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典型的性与性别观念所造成的问题。

在英国学者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所著的《性的起源》一书中，她指出从中世纪封闭严格的性观念在遭遇欧洲各种启蒙思想的影响之后，萌生出第一次性革命的火苗。但这一革命过程本身却非一日之功。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性观念依旧主宰着中上层阶级家庭与社会，在这样传统的性别观念中，男性与女性在截然不同的期待下接受着不同的教育而被分配进不同的领域，其中最典型的便是“男主外女主内”。另一方面，伍尔夫所生活的19世纪末的欧洲已经开始出现“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传统——无论是大一统的帝国还是主流思想以及观念——都遭到质疑、批评和改造，从而出现了“一战”前最为繁华的欧洲思想和社会发展时期。伍尔夫以及布鲁姆斯伯里圈子中的成员都是这一新风潮的产物，虽然他们依旧带着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阴影。

在斯蒂芬（伍尔夫未嫁给伦纳德.伍尔夫之前的姓）姐妹身上，这一阴影就是来自家庭中男性兄长的骚扰。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她们的记忆中留下了那个衰朽时代最令人反感的存在痕迹。而最可悲甚至可恨的是，“乔治自己都搞不太清楚，完全出于同情心的感情最后发展成了一种下流的色情摩擦”。因此，不仅仅对女性而言，对那个时期诸多的男性来说，性同样是陌生且一无所知的，而与之伴随的却又是性的泛滥。这一点在福柯对维多利亚时期性观念的研究《性经验史》中被指出，性话语的泛滥被维多利亚时期表面的禁欲和枯燥所掩盖。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也在其研究中发现新的性观念和行为都四下丛生，人们比上一辈人对性更加关注以及了解的也更多。但对伍尔夫而言，阴影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她对于性话题以及其后涉及男性的性行为的冷淡、反感与厌恶。“他后来承认，她在性上一向是胆小的，她对于男子性欲的仅有体验是可怕的、令人作呕的”。

所以当我们讨论伍尔夫的性与性别观念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整个欧洲社会以及思想的转变是其不可或缺的背景。也正是在这一整体变化中，布鲁姆斯伯里才会诞生，并且会成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亨利.詹姆斯称其为“肮脏的布鲁姆斯伯里”；梅纳德.凯恩斯则说：“这儿不过是一帮伤风败俗的人，没什么真正的雅士高客”。虽然其中带着英式精英的自嘲和自贬，但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布鲁姆斯伯里在当时的名声。）这些人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上层精英）以及有着相似的信念，即坚信只有通过对于艺术作品作精妙的赏析，人才能升华他的道德感，才能够得上文明的标准，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但他们的出格却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在文学艺术上的审美和创作观念（从E.M.福斯特到伍尔夫等人的文学观念；从后来在艺术史与艺术批评中被称作“形式主义之父”罗杰.弗莱到其弟子克莱夫.贝尔）都是与传统——无论是维多利亚时代还是整个欧洲的古典教条——截然不同。而在性问题上，布鲁姆斯伯里中众多的同性恋或许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当时，英国性学家埃里斯以及奥地利、德国等国家的性学家都注意且开始研究同性恋）。他们对于性的热烈讨论，对于传统一对一关系、性亲密规范的忽视以及对于“变态”性行为——如鸡奸和鸡奸者——的稀松平常，都使其独树一帜。伍尔夫写道，“性充斥了我们的对话。‘鸡奸者’这个词从未远离我们的嘴唇。我们以讨论体面天性的那种激动和坦白讨论起性交来。想起来也奇怪，我们过去是多么缄默、矜持，而且那样生活了多久。”

2015年，英国根据布鲁姆斯伯里中的故事拍摄了电视剧《冲破囚笼》（Life in Squares），讲述其中复杂的情感纠葛以及当时这些年轻人的在诸多问题上的探索与开放。在贝尔的这部传记中，他便详实地记录下了发生在伍尔夫、其父母克莱夫.贝尔和瓦奈萨等人的感情问题。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出生、成长于19世纪末的年轻人在20世纪初那个既繁华又危机四伏时期对于性、性别以及性行为的探索、尝试以及对其的观念与理解，超过了当下的我们。那种伴随着天下即将分崩离析之感的个人生活也在创造着诸多新的可能。爱情并非只是肉体之乐，而某个人也并不为自己的某个侧面——如性别、性倾向等——所束缚而成为某种新的“种族”甚至“人类”。在“同性恋”还处在新生的性心理学与医科学的肤浅了解中时，布鲁姆斯伯里中的年轻人在创造着更多的可能性。

三

这便是伍尔夫后来由自己以及许多志同道合的亲人与朋友所创造和选择的生活，但那个来自旧日的阴影我们在此几乎可以把它看作是整个她们所渴望逃离的“昨日世界”的阴魂不散。当20世纪初的心理以及新生的精神科学开始研究那个时代的女性时，他们发现了一系列被认定为特属于女性的疾病，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歇斯底里症。这似乎是一种被虚构的精神疾病，一个充满了象征以及对于那个混乱时代的隐喻。为什么女性开始焦虑、不安和歇斯底里？曾经的她们是如此温顺与平和。是不是那些站在街上举着牌子的女参政论者所宣传的对于男性领域的僭越和觊觎造成的问题？而在后来女性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中，我们渐渐发现，那些歇斯底里症的女性似乎总是“异常的”，即她们不同于传统的、待在家里的女性，却有着自己的意见、观点甚至希望由此对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和生活的秩序进行改变。心智上的独立和拥有智慧，在传统关于女性的形象中始终都是危险的。于是这种冲突与反抗就以一种“不正常”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描述伍尔夫的病症时，贝尔是不确定的，他引用了当时周围人和医生的一些看法，其中包含诸如歇斯底里这样的症状；以及其后日本一位精神病学家的见解，认为伍尔夫的症状符合躁郁症。但我们会发现，伍尔夫的症状不仅仅表现在身体上——如头痛、失眠、厌食等，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精神上，如忧虑、幻觉、焦虑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多灰色情绪。这些精神情绪一方面来自身体的症状，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来源于旧日的阴影所造成的困扰。这些阴影已经成为伍尔夫自我的一部分，因此她总是知道这是一场发生在自己与自己之间的战争。“关于弗吉尼亚的疯癫，有一种可怕之处就在于，她神志清楚到足以意识到自己的神经错乱，就像一个人在开始苏醒之际，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然而她不可能醒来”。

另一方面，就如伦纳德和伍尔夫的其他朋友所观察到的，对于小说所受到的评论以及人们对其的看法是造成伍尔夫精神紧张和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伍尔夫1913年那次严重的精神崩溃中，伦纳德告知医生“请务必特别谨慎，别对任何人说起她担心人们对小说的看法的事，这似乎确实是她崩溃的全部原因”；朋友也确信，“是小说让她崩溃的”。一个作家对于自己所创作小说的关注以及人们对其的看法必然是很重的，但严重如伍尔夫这般则令人惊讶。贝尔指出了原因，他写道，“她在文学上的沉默部分是出于害羞；她人就害怕这个世界，害怕暴露自己。不过其中还有另一种更高尚的情感——即一种对她那份职业的严肃性的高度崇敬”。贝尔细心地梳理了伍尔夫每创作一部作品时的艰辛和真挚，“为了创作符合自己标准的作品，她必须狼吞虎咽地阅读，不断地反复重写，无疑，即使不在写作中，她也要斟酌那些呈现在脑海里的想法”。在电影《时时刻刻》中，当外甥看到正在聊天的姨妈突然出神而发出笑声时，瓦奈萨对他们说：“你们的姨妈是个非常幸福的人，她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我们生活的，另一个则是她脑海中的小说世界。”就如贝尔所说，“在当时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生活在一个她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为了让这个世界分毫毕现，伍尔夫不断地思考着如何“捕捉转瞬即逝的大量事物，怎样囊括整体，怎样为那些无限的奇异事物赋以形状……”而她也知道自己的小说“非常接近于她私人的想象；她总觉得，对于外界来说，它们也许看起来只不过是疯话而已，或更糟，它们确实就是疯话。她对世人之无情嘲笑的畏惧中还隐藏着一种更深的担忧，担忧她的艺术（因而，还有她自己）是一种赝品，是一个对任何人来说都毫无价值的白痴说梦”在电影中，那个同样渴望完全复活那些于这些生活中转瞬即逝事物和情绪的作家理查德最终和伍尔夫一样，选择了自杀。他其实是伍尔夫的一个化身。

这种焦虑随着伍尔夫意识到自己的小说和传统的文学是多么不同时而变得更加鲜明。在她的《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太太》这篇关于现代小说的私人美学宣言中，她意识到且开始努力地实践着新的小说创造方式和思想。也正是在这样一股颇为孤寂的状况下，她的那些充满了实验性质的小说必然经历着更为严重的审视和批评。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伴随着其他艺术一起在20世纪成为最主要的文学思潮以及主流，而伍尔夫便是开启这一崭新局面的伟大开创者之一，但在当时她或许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而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开始在欧洲蔓延（“这些年里，文学趋势在改变，或总之年轻诗人和小说家中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重要代表团，它正在提倡一种能引起有效政治行动的文学”），已经功成名就的《到灯塔去》的作者便在此成了代表着“过去”的形象——“不可避免，她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圈子，以帝国、阶级和特权为其特征”——而遭到再一次的批评与冲击。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曾经让布鲁姆斯伯里声名狼藉的那些观念被看作是陈旧的，而成为新一代年轻人批评的对象，尤其当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面临纳粹的威胁时。年轻人写信给伍尔夫指出，“布鲁姆斯伯里曾经陶醉在虚幻的仙境中，享受着高雅的乐趣，而它却忽视了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即把世界从它的愚行中解救出来”，而这一让人不快的任务如今落到了这些年轻人头上。这是伍尔夫的出生和成长背景所致，即使这个她所属的狭隘的阶层行将灭亡。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疏离中，伍尔夫避免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疯狂与背叛，因为在她看来，“艺术家其实没有能力影响社会，甚至对于最伟大的作家来说也是如此”。但这并未阻碍她对政治的参与以及对于自身责任的承担和履行，但却并非是以那些左派年轻人所赞赏的方式。

四

伍尔夫死在了纳粹最为猖獗的时期，这并不是说她选择自杀是为了逃离可能到来的阴暗未来（虽然她与伦纳德都曾约定，一旦英国被占领，为了保持尊严而选择自杀）。在卷二的最后一章（1939年至1941年），贝尔记录了伍尔夫夫妻躲空袭、惊恐英国的未来以及德国纳粹的凶残和对于文明的破坏、在乡间虽然有些辛苦却依然适宜的生活；当她面对左翼年轻作家与批评家时的态度与对自身的辩护；创作、重写和修改《幕间》……一切都看似正常，但随着《幕间》的完成，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或者说伍尔夫意识到它即将再次到来。在其1936年的日记中，当《岁月》这部书完成并出版，在等待伦纳德对其的评价时，她便感觉到了“疯病向她袭来”，而那些症状（头痛、失眠、焦虑；彻底的绝望和失败的感觉再次出现。1936年6月4日的日记中，伍尔夫写道：

“……最后，在两个月消沉的、恶化了的，几乎是灾难性的疾病之后——照我的感觉，自从1913年以来，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那座悬崖……”在她写给朋友埃塞尔的信中，不详便像伍尔夫曾经一直所迷恋的一个意向——“看到平静海面上的鱼鳍”——般浮出水面。信中写道，“我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我对伦纳德来说是个可怕的讨厌鬼——而他是个天使”（卷二，页278）。这样的自责和内疚或许从她答应嫁给伦纳德的那一刻开始便已经落地生根，而如今它已长成危险的参天大树，在伍尔夫的内心中破坏着那个脆弱的信念。当她在1941年感到即将“再次发疯”且“这一次不会再康复了”时，这棵残酷的植物所释放出的浓重的内疚、自责和愧疚让“自杀的威胁如今变得非常真实”。

在这场贯穿了她一生的关于自我的战争中，她曾经在自己和身边丈夫、姐姐以及许多朋友的帮助下胜利过多次，但赢得这些胜利并不意味着阴影会彻底散去，它始终躲在水面下、藏在角落等待着下一次的致命一击。这一切伍尔夫或许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与漫长无尽的疾病的对抗最终让她“没法再搏斗下去”，死亡似乎成了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最慎重的方式。于是她选择死亡。

在电影《时时刻刻》的开始第一幕便是一双有些神经质颤抖的手在快速地写信，那是伍尔夫留给丈夫伦纳德——这个照顾了她近三十年的男人坚韧而温情、真挚而勇敢——的最后一封情书：

……我要说的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幸福都归功于你。你对我一直十分耐心，你是难以置信地善良。这一点， 我要说人人也都知道。假如还有任何人能挽救我，那也只有你了。 现在，一切都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确信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继续糟蹋你的生命。

我相信，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