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介入阿富汗的大国势力不断变化，但阿富汗却从未消失？

谈古而不论今，这是本书的主旨。时事瞬息万变，自然不好妄下断言。但是，本书行到结尾，我也想谈一谈今天的阿富汗。毕竟，“今天”代表了阿富汗历史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由来已久，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对阿富汗来说，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问题。阿富汗是一个中间地带，是列强之间为争夺比阿富汗更大的赌注而苦苦挣扎的地方。在古代，突厥、波斯与印度文明在此交汇，他们都对阿富汗有所影响，但阿富汗却又那么与众不同。人民在此不断融合，但这片土地从来不是波斯的边疆，也未变成印度北部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介入阿富汗的大国势力不断变化，争夺从未停止，但阿富汗却从未消失。阿富汗非但没有被融合，反而不断从入侵者那里吸收各种因素，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有别于邻国和入侵者的实体。

2002年，最初的塔利班被推翻后不久，我37年来第一次回到喀布尔。我一路北行，游历了大片乡村，一直到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曾经的据点潘杰希尔山谷。当时，首都的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区域被夷为平地，北郊的平原上还有战火的硝烟。我发现，阿富汗还是那个我离开时的阿富汗。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潘杰希尔河畔走走停停。几分钟后，我发现周围都是牧羊人和农民。他们会从我们身边走过，看看我们是谁，并给我们带来了热茶和新鲜的桑葚。每到一地，都有陌生人主动攀谈。他们常常说起他们的故事，也会天南海北地随意聊天。类似的际遇实在太多，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谈话内容。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遭受了难以置信的破坏，但是其文化在死亡和时间面前还是那样冷静和漠然。这里的人们还是那么乐于交际，不管哪个国王在位，阿富汗的老百姓都会热情得有点咄咄逼人。

为了争取男女平等，阿富汗人曾经付出过太多血的代价。不过，这个国家仍是一片公私分明的世界。公共世界几乎完全属于男人，女人仍然要远离陌生人的视线，只能生活在高墙大院之内。不过，作为一个阿富汗人，我可以证明，至少在我的家族和家庭里，女性仍像以往那样充满力量、健谈而有活力。

2012 年，我再次回到阿富汗。我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虽然仍有许多事情没有改变。2002年的喀布尔街头一片混乱，被破坏的建筑随处可见。2012 年，喀布尔的秩序也没好到哪里去，只不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成了混乱街景的根源。2002 年，几乎没有人有电话。2012 年，虽然没有固定电话，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很多人甚至有两部手机。在我上一次访问中，虽然城市里几乎看不到有人骑驴，但在乡下有不少人在骑。现在仍可以在农村看到驴子，但骑驴拉货的农村人运送的物品可能变成了电脑。

2002 年，喀布尔约有35万居民，这里的汽车很多，但（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交通信号灯，城市的交通状况自然很不乐观，但大家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2012年，喀布尔的人口已达数百万，具体有多少，众说纷纭。根据美联社的估计，大概是300万人。喀布尔的很多人认为有500万，也有些人估计是1000万。然而，正如我所说的，许多方面仍没有改变。这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仍然缺乏交通信号灯，交通拥堵仍旧无解，但似乎依旧没人关心。他们只是一边等车，一边用手机做生意。“今天我们不被堵在这里，也会被堵在其他地方，有什么好着急的 ？”一个人耸了耸肩，补充道，“一切听从真主的安排 ！”

阿富汗的乡野一如既往地古老而宁静。驶出喀布尔100多英里，我们进入了一处看似没有人烟的山谷。我们停下来换了一个轮胎。一个白发苍苍的当地人从我们根本看不见的村庄走过来，邀请我们上门喝茶。城市里的人可没有这等闲情，那种从容不迫的平静感已经让位于金钱和科技引发的疯狂喧嚣。然而，这只是阿富汗人性格中的一个方面。这个社会也一直是一个比拼人际关系的丛林竞技场，掌握权力的人可以恣意妄为。从艾哈迈德 · 沙阿时代开始，这个情况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时至今日，十年前的喀布尔人所藐视的那些交通规则，大家仍然觉得只是一种不合国情的舶来品。有人笑言，在喀布尔开车就像玩布兹卡谢。司机们随意变道，只要瞅准一个空当，甚至会驶入对方车道，逆向行驶。您可能认为这里毫无秩序。

您如果这么想，或许也有失偏颇。如果真的没有规则，街上每天的车祸数量会多达成千上万起，但我看到的是上千次的险些碰撞，没有一次真的碰撞。车辆非常之多，刮擦相撞的情况却从未发生。外国人眼中这些规则可能并不明显，但对阿富人来说，它真实存在，并理解这种规则。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阿富汗人的规则很难辨析、领悟，部分原因是那里拥有不止一套规则。当阿富汗在 18 世纪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时，它可能就有一种一贯的文化，虽然它在不断演变，但它是在一个连贯的框架内发展变化的。

随后，这个国家经历了来自欧洲的一系列入侵，引发了一系列的相互冲突。阿富汗人民的凝聚力来源于传统的部落和伊斯兰价值观，人们希望政府不遗余力地尊重和捍卫这些价值观，希望政府能对自己的生活少一些管束。不过，阿富汗的统治者也不能简单地顺从，因为周边总有两个或更多装备精良的西方巨人在竞争，而阿富汗就在他们混战的战线上。每一方都想进入这个空间，都想与阿富汗合作成功，他们都觉得自己能为阿富汗带来文化上的进步、物质上的改善，各方都乐于和阿富汗领导人打交道，只要他们在欧洲人熟悉的文化基础上运作。

阿富汗的统治者试图在内外之间进行周旋，但这使他们陷入了双重困境。想要确立地位，他们必须谋求当时最强大的外国势力的支持。但是，没有一个阿富汗人能够在没有本国最强大的力量支持下长期统治这个国家。在外部强权看来，阿富汗的统治者必须为己服务，内部势力却又要求统治者摆出力拒外敌的姿态。成功的国王总得学会两面平衡，表面上声称自己是保守的社会传统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拥护者，实则在暗中追求现代化。

如今的阿富汗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不过，内外势力对于卡尔扎伊政府都心怀疑虑。阿富汗人觉得卡尔扎伊不断妥协，总在答应美国人的各种条件；卡尔扎伊的各项政策，美国政府看在眼里，认为阿富汗在开倒车。美国人甚至担心，卡尔扎伊会和塔利班沆瀣一气。其实，任何人只要坐上卡尔扎伊的位置，都会表现得如此“精神分裂”。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无能的表现，他的矛盾表现只是阿富汗社会图景当中各类矛盾的集中体现而已。

大国之间的交锋，导致人们对阿富汗的民族性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每一支外国势力都觉得自己是在干预“一个国家”，其实，他们每每横插一杠，不过是加入了一场阿富汗人关于国家认同的内部斗争。每一支干涉力量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总要扶植代理人，帮助自己统辖整个阿富汗。但由于傀儡的权力得自国外，因此，阿富汗传统社会对于喀布尔中央政权的信任度在一路走低。外国势力原本觉得，只需抓住把手，就能握住阿富汗这把瓷壶，没想到瓷壶破裂，他们的手里只剩下一个把手。舒贾·沙阿和亚库布·汗就是英印当局的把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穆罕默德·塔拉基则被苏联人握在手中。他们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其代理人的角色相似。至于卡尔扎伊，则是新时代的代理人，只不过他无须顾及英国或者苏联的命令，只需听命于美国和北约而已。

外国干涉，不仅削弱了傀儡政权的执政能力，也破坏了喀布尔在阿富汗的权威。中央权威涣散，导致地方割据势力纷争而起。最终，入侵者都陷入了难以收拾的乱局。这种乱局消耗了他们的资源，以致其没有时间和力量来实现干预最初的目的。问题不在于统一团结的阿富汗不可征服，而是分裂内乱的阿富汗让征服者无力管制，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外国干涉势力想要重建中央权威，却总是无能为力，毕竟，能够团结阿富汗的只有阿富汗人自己，这取决于阿富汗文化内部矛盾的解决。只有当外国势力从这个他们无力控制的国家撤出，阿富汗的城市（或农村）统治阶层重新掌权，阿富汗才能重新迎来团结的局面。驱逐外敌一定会使新政府的威望高企，阿富汗历史的钟摆也会从分裂转向中央集权。在新政府的努力下，国家将整合各民族和团体，形成统一的合力。

面对阿富汗，世界列强有两个选择：要么征服这片土地，要么秉持公正立场，促进阿富汗社会达成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阿富汗在文化和政治上建立起主权国家的和解，最符合所有各方的利益。我之所以说“讽刺”，是因为阿富汗一旦获得主权，它将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这将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由此一来，大国可能宁愿彻底征服这个国家。可是，这一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那么，外部势力到底想要一个中立的阿富汗，还是一个俯首帖耳、四分五裂的傀儡政府呢 ？

（本文摘选自《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作者：[美]塔米姆•安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