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的……倾向与可能

以《想象的共同体》闻名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原书名: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archists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董子云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0月）是“三辉图书”最新推出“倾向与可能丛书”中的一本，就如“倾向与可能”这样的话语所强烈地暗示的那样，这是一部充满思想魅力与阅读趣味的非常独特的著作。作者说该书有“自己的组合叙述风格”，它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查尔斯·狄更斯和尤金·苏创作的连载小说；二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爱森斯坦的蒙太奇。因此，读者需要想象自己在欣赏一部黑白电影或阅读一本未完成的小说（“导言”，7页）。但是，读者不要以为真的可以像看电影、读小说那样轻松地进入作者所描绘的那个世界之中。严格说来这是一部跨越历史学、文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领域以及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以人物研究为中心的专著，严谨的学术性与深刻的思想性是其基本底色，对不太了解菲律宾近代史和十九世纪国际思想谱系的读者来说，仍然需要有耐心和思考。

比较起来，安德森的那本《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A Memoir，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读起来才更像一部电影的蒙太奇或连载小说——他的爱尔兰血统、中国出生、英国成长、美国求学、东南亚研究、反殖民立场和左翼倾向所塑造的“椰壳碗外的人生”，在地域、语言、思想、文化和学科之间跨界的人生充满了跳跃与悬念。当然，在这本回忆录里，他也谈到当他开始写这本《无政府主义者与反殖民想象》的时候，童年时代的文学本能被唤醒了。另外在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出他总是对无政府主义者抱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同情，在菲律宾的早期反殖民民族主义“全球化”道路的研究中，他发现了第一代菲律宾民族主义者的各种世系关系：巴西、法国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古巴民族主义者、俄国虚无主义者、日本小说家和左派自由分子、法国和比利时的先锋派作家和画家等等，而这些人很多都是被电报联系起来的，或者在人口迁移的浪潮中相遇。于是，详细描述研究资料的最佳方式就是采用十九世纪小说家的方法：快速变换场景，着迷于阴谋、巧合、书信，使用不同形式的语言，以及为各部分章节起一个煞费苦心、充满悬念或者高深莫测的标题（《回忆录》，184页）。这些都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这本《全球化时代》的丰富内容与写作特征。

在这部《全球化时代》中，安德森讲述了三个十九世纪晚期的菲律宾爱国者的故事，他们是小说家何塞·黎萨尔（José Rizal）、人类学家和记者伊萨贝洛·德·洛斯·雷耶斯（Isabelo de los Reyes）以及协调组织者马里亚诺·庞塞（Mariano Ponce）。在这三个人的背后，是闪烁着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民族主义等无数星光的夜空，群星在各种重力的驱使下积极运动、相互碰撞，在不同地域与民族的头顶上勾连出一幅“早期全球化”的无政府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碰撞的图景。

书名中的“全球化时代”应该更准确地界定在十九世纪晚期，电报、万国邮政联盟、铁路、蒸汽船成为“早期全球化”的基本象征，与人口迁移相伴随的是观念的旅行、传播，使思想与行动的全球性协作成为可能。此期所有活跃的思想都具有向全球传播、与各个民族连接的特征，而其中的传播者、行动者、革命者也具有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和协调行动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中，西班牙帝国仅存的两处重要殖民地古巴与菲律宾几乎同时爆发民族主义起义，成为“早期全球化”中的政治范例。当无政府主义与激进民族主义相遇并联手的时候，引人注目的暗杀行动既激荡着旧体制和民族社会，也引发了早期的反恐立法和遏制革命的维稳政治。由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长期以来持续研究菲律宾，掌握的材料极为丰富，再加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菲律宾虽然身处世界体系的边缘，但曾经一度短暂地扮演过世界性的角色，因此选择了以菲律宾的视角出发，聚焦于以菲律宾国父、小说家何塞·黎萨尔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主义者，逐渐把目光投向欧洲、美洲和亚洲，描绘出“一战”前的世界政治与文化图景。在这幅图景上，他力图阐明早期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如何影响了民族主义，而全球组织网络又如何塑造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

该书第一、二两章研究了两本不同寻常的书：伊萨贝洛的《菲律宾民俗学》（马尼拉，1887年）和黎萨尔的第二部小说《煽动者》（根特，1891年）。前者是关于“人类学家伊萨贝洛如何公开地利用当时欧洲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的作品，加上自己在当地的研究，来破坏宗教和世俗殖民当局的思想声誉”；后者是研究“小说家黎萨尔如何移花接木，借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前卫文学的关键人物，创作了一部煽风点火的反殖民小说”（“导言”，9页）。由此想到，所谓利用小说反对什么的，并不是后来才有的一大发明。这是以文本为对象的文学、人类学与政治学研究相互对焦的敏感地带，可见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后发国家中的知识生产与文学想象往往可以成为政治变革的前导，书信、小册子、报刊文章、学术著作和小说，钢笔、墨水和纸，这就是笔杆子反对枪杆子的所有资源。

在伊萨贝洛的民俗学著作中，安德森发现三个鲜明的政治特征：一是地方文化复兴的可能性，二是应该推翻反动教会在殖民地的统治，三是政治自我批判（27-32页）。他想说明的是，从十八世纪末以来的民俗学研究都被证明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资源——尽管伊萨贝洛用的是帝国的语言写作，他的同胞只有极少人能够阅读这种语言，因此伊萨贝洛主要是为了他所处的这样一个早期全球化社会而写作，表明带有民族历史感和尊严的文化认同（36页）。

至于黎萨尔的两部小说本身就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打破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好小说”基本上被法、英两国作家垄断的局面，与俄罗斯、北美、波兰、巴西、孟加拉、日本等国家的众多作家一起成为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所说的“世界文学共和国”中的杰出一员。“卡萨诺瓦颇为雄辩地指出，在文学共和国边缘的作家们，通过尝试闯入文学之都，以不同的风格挑战其预设，以形成自己的原创性。”（45页）黎萨尔从欧洲带回菲律宾的书籍反映出他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而这份藏书编目还不能充分说明他在欧洲读过的书，因为他很清楚“带回去的书会受到殖民地海关和警察的严格检查”（46页）。

《不许犯我》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年轻富裕的克里索斯托莫·伊瓦拉在欧洲留学多年后，回到祖国后发生的故事，他立志娶儿时的青梅竹马玛丽亚·克拉拉为妻，并且在故乡开办一所现代世俗学校，最后的结局是克拉拉隐居女修道院，而伊瓦拉本人被修会构罪，被当局当作革命者枪杀。但是《煽动者》的叙述风格则变得怪异，伊瓦拉在古巴和欧洲游荡多年后以“西蒙”的化名回到祖国，目的是让已经腐化的政权更为腐化，直到它激起武装起义；他希望起义能够摧毁殖民体系，解放玛丽亚·克拉拉。小说的高潮是在一场有全体殖民地精英参加的盛大婚礼上，一颗巨型硝化甘油炸弹被引爆，玛丽亚·克拉拉在爆炸中丧生，西蒙受了重伤之后，在被逮捕前死在孤寂的沙滩上。

安德森要追问的是，在当时菲律宾的现实中没有任何事件与小说所描绘的密谋相呼应：“究竟是什么启发了黎萨尔，让他以如此独特的方式写下了《不许犯我》的续集呢？”（49页）为了找到答案，安德森像侦探一样追踪、审视黎萨尔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读过的书、认识的人等等蛛丝马迹，这一部分是非常精彩的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与微观影响的范例，幽灵、恶魔、谋杀、性爱、政治、革命、腐败、复仇、欺骗等等主题，都在这张“文学共和国”的解剖台上显现出它们的复制与独创的各种因子。结论是：“毫无疑问，苏、拉腊、大仲马、陶威斯·德克尔、哈尔多斯、坡、于斯曼、塞万提斯等作家的影响时隐时现。黎萨尔的原创性在于他移植、组合和改造了他所读到的东西。”（79页）其中，“最能体现黎萨尔的创造性的，莫过于他借用了于斯曼的前卫美学，做了根本性的改造，将其用于激发未来菲律宾青年反殖民主义者的政治想象”（80页）。安德森在具体论述中举了三个例子，最重要的是这个例子：于斯曼的小说《逆天》中的主角德赛森特在街上撞见一个流浪少年，于是把他带到妓院让他初尝云雨之乐，有了性瘾之后，少年为了继续嫖妓，就要当小偷和杀手，最终目的是“为这个勒索我们的可恶的社会多培养一个敌人”；黎萨尔的《煽动者》中的西蒙为了推翻这个邪恶的社会体制，先努力积攒财富，然后回国腐蚀官员，“让它更贪婪，让腐败更普遍，让暴行更可怖，让剥削更深人骨髓，让大洪水袭来”（64页）。于是才有了最后的大爆炸那一幕。这就是黎萨尔小说中的政治想象，是无政府主义暗杀风潮前夕的审美抗争。

第三章从黎萨尔于1882年到1891年间在欧洲的生活经历开始，研究他的第一部小说《不许犯我》如何在菲律宾造成抵抗殖民统治的效应以及如何描绘在西班牙的菲律宾活动家之间尖锐化的政治矛盾。而《煽动者》与它相比堪称是全球化小说：人物来自法国、中国、美国和古巴，事件与主义也完全是国际化的，如俾斯麦在欧洲和东亚撒下的阴影、诺贝尔发明的工业爆炸物、俄国的虚无主义，还有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的无政府主义等等。在阅读感觉上，这里真的有点蒙太奇的镜头感，就所涉及的人物之多、横跨地域与领域之多样而言，也只能如此叙述。

第四章论述黎萨尔从1891年回国到1896年底被处决之间的形势变化，其国际背景涉及古巴的变革与武装起义、日本和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等事件，黎萨尔试图在婆罗洲东北部建立一个菲律宾殖民地的计划以流产告终。第五章的人物与事件更为复杂：巴塞罗那发生了由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血腥爆炸事件，大规模的镇压随之出现；被关押的无政府主义者塔里达·德尔·马尔默尔获释后在巴黎以《白色杂志》为阵地发动了一场反对卡诺瓦斯政权的斗争，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把在古巴、波多黎各、巴塞罗那和菲律宾群岛发生的残酷镇压串联起来，并迅速通过无政府主义报刊传遍欧洲和大西洋对岸，很快得到了其他许多进步主义组织和杂志的强力支持。最后是黎萨尔的密友马里亚诺·庞塞和伊萨贝洛·雷耶斯出场，前者成为菲律宾革命政府在外交和宣传方面的关键人物，先后在香港和横滨活动，在日本以及旅日华人群体中颇有影响；后者在巴塞罗那的蒙胡伊克监狱中结识一群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回到马尼拉后将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和马拉泰斯塔的著作带入他的祖国。“他实践了无政府主义者们传授给他的经验，在菲律宾组织起了第一个真刀真枪的、激进的总工会。”（12页）故事到此为止，在安德森看来，这两个菲律宾人“无疑是全球化时代早期无限复杂的洲际网络中的关键节点”（348页）。

但是安德森并不认为那些故事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他提醒我们：“我只想再说一点。如果读者发觉书中的故事与我们这个时代有若干相似和共鸣，这个感觉并没有错。”他最后谈到2004年纽约的共和党大会要出动数千警察和其他“安保”人员保卫，主要就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348页）。事实上，在其后几年西方国家出现的在城市扎营、占领街道和广场的抗议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全球性复兴的确回应了安德森的论题。

大卫·格雷伯对“占领华尔街”的分析异常精准：这是全球化的“起义浪潮”，人们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有共同的敌人——日益全球化的制度、政府和警察；他们不要领袖、不要组织、不提要求；他们要面对面地反对两种人：想阻止占领的人和想组织占领的人；他们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的活动是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的具体斗争目标并不是银行家。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热情洋溢地肯定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政治，虽然他认为这些抗议者“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想推翻现行制度……走上街头的目的就是推动制度发生变革”。他指出：“抗议者被批判为盲目行事，但这种批判忽略了抗议运动的意义所在。这些抗议运动其实是对政治体制感到沮丧的表达，……它们给当政者敲响了警钟。”（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序言”，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这也令我想起巴巴拉·W·塔奇曼的非常感人的评论：“不管它的行动是多么自我局限，梦想是多么不切实际，无政府主义狠狠地将社会两大分野间的斗争戏剧化。在特权的世界里，它唤醒了社会良知；……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最后一声呼喊，为了个人自由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为了不受管制的生活的最后一次期待，冲着步步逼近的国家挥动的最后一个拳头。不久之后，国家、政党、工会、组织就要包围过来了。”（塔奇曼《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106页，陈丹丹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

关于“沮丧的表达”、“警钟”、“最后一个拳头”和“斗争戏剧化”，安德森在他的书里也说过，“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与自治，怀疑等级制（‘官僚制’）组织，而且喜好用讽刺作为自己的文字武器。这让它在右翼政权严酷镇压的政治条件下显得别具吸引力”（109页）。正如格雷伯说的，“我们有很好的理由需要一种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类学”（大卫·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第2页，许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我们必须创造像气泡一样的自治空间，我们在其中可以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一样，在那里政治意味着说你所想的话、做你相信是对的事，……”（第xxii页）再往深一步看，像“思想实验”、“炸毁围墙”、不必挑战权力而是“用各种策略从它的掌中溜走、逃出、离弃并成立新的共同体”（第70页）等等这样的警句，其激进的美学风格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答案十分简单”的核心理念相一致，这就是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者的倾向与可能。安德森要费心琢磨在黎萨尔的两本小说中时常发出的那种难以抑制的笑——他认为这种笑声在反殖民主义文学中是非常少见的——我认为这种笑是为推翻围墙的想象力提供刺激与灵感的天籁，它会使我们产生纳博科夫所说的那种“贯穿脊髓的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