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令人怀念的“三严”史家 ——我所认知的邓广铭先生
方今学术腐败成灾，且未见其止。面对学界的某些乱象和某些学者的劣迹，我不时想起以严谨、严肃、严格著称的“三严”史学名家邓广铭先生和他立身行事的准则：“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
邓先生治学之严谨，我从其论著中早有体会。至于他为人处事的风格，从前知之甚少。仅风闻他“文革”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期间，曾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被学界戏称为“邓广铭变法”。我第一次见到邓先生是在1982年宋史研究会郑州年会上，当即领教了他那严肃、严格的学者风骨，有两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件是关于“入场券”。宋史研究会有条规矩，凡出席年会者都必须提交论文。会员们把这条规矩通俗地叫做“要交入场券”。在年会上，有位学者没有提交论文，年会操办者或许是怕得罪人，就此事向会长邓先生请示：怎么办？可否下不为例？邓先生毫无乡愿气，当即毅然决断：请他离开年会。于是，这位没交“入场券”的学者悻悻离去。在我这个见识不多的西部人眼里，邓先生如此行事，实属惊世骇俗之举。我赞叹邓先生的担当精神，从此对敢逗硬，不媚俗的邓先生心存敬畏。会员们普遍赞同不能将研讨会异化为游玩会，大家认真开会，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每届宋史年会总是充满着浓郁的学术氛围。
另一件是编选论文集。80年代初，邓先生出任宋史研究会会长，当时百废待兴，人才奇缺。他通过抓年会来发现和培育人才，促进宋史研究走向繁荣。而提高年会论文的质量是开好年会的关键。凡是他主办的宋史研讨会，总是提前半年以上就预先发通知，要求与会者认真撰写论文。到开会时，组织与会者认真评议论文。会后经过严格挑选，编辑出版论文集。挑选论文如何做到保证质量，公平公正是件很烦难的事。邓先生采取两条措施：一是集思广义，群策群力，理事们都参与其事；二是坚持标准，认文不认人。有位理事的论文未入选，他一再申辩，邓先生很重视，专门组织人员复议，最后仍然维持原议。由于邓先生敢于坚持原则，他主编的宋史年会编刊《宋史研究论文集》学术水平较高，为学界所重，与当今某些粗制滥造的学术论文集不能同日而语。
邓先生既严格认真，又宽宏大量。1991年8月，邓先生与其弟子漆侠先生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宋史研讨会在北京盛唐饭店召开。这是海峡两岸宋史学者较早共聚一堂，切磋学问的一次盛会。对于台湾学者直言不讳的风格，我们大陆学者当时还很不习惯。如果说邓先生在郑州年会上给我的印象是不媚世，那么在北京会议上给我的印象则是有气度。与那班学问不大霸气大的学痞不同，先生对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乃至尖锐的批评，有虚心接受以至开怀采纳的雅量。会上也有两件事，我至今仍清楚记得。
一件发生在分组讨论会上。邓先生在座，来自台湾成功大学一位先生对邓先生的一名学生所提交的论文提出尖锐批评，其言辞之激烈令与会学者咋舌。在我看来，这位先生不仅措辞欠斟酌，而且看法也不无偏颇之处。可是邓先生作为前辈权威学者，居然泰然处之，既没有反驳这位先生，更未指责分组会的主持人。其包容精神，令我钦佩。
另一件发生在总结大会上。邓先生主持会议，来自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公开批评会议午睡时间过长，不应当在会议期间安排到房山云居寺等处进行学术考察。坐在我身旁的一名大陆学者对我悄然私语：入乡随俗嘛，这位先生的话说得太牛气。而邓先生岂止认真听取，而且欣然接受，并切实改进。以后宋史学术会议一概取消午睡，会议期间不安排学术考察，学者会后如自愿旅游，由旅游公司办理，费用自理。
宋史研究会的会员人数虽然不算太多，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师承关系有别、研究风格有别。尽管邓先生德高望重，然而要把会员们凝聚、整合起来，也并非易事。由于我不是邓先生的学生，长期以来对邓先生相当隔膜。好在我的同行学友中有不少邓先生的弟子，同他们的交往无形中增进了我对邓先生的了解。如1996年夏天，我与邓先生的女公子兼弟子邓小南教授一同到台湾参加学术活动，在台中东海大学图书馆门前的月台上，小南向我介绍了好些我从前不知道的有关邓先生的情况。不必讳言，我也曾以常情揣度邓先生，在处理研究会的事务中，会不会亲亲疏疏，并同一些同行私下议论过。我的好友赵葆寓兄生前对我说：“你不了解邓先生，他‘疏者宽，亲者严’，对我们这些北大历史系学生要求很严，对你们就另当别论了。谁都知道邓先生很看重朱瑞熙。我看邓先生对你也不错嘛。”当时我半信半疑，后来越来越感到葆寓兄的这番话实属言之凿凿。
邓先生是位名不虚传、不可多得的严师。与那班不搞学派搞帮派的学痞不同，邓先生对学生要求之严在今天很罕见，太难得。宋史研究者几乎无人不知，邓先生的研究生如果学位论文质量差、不合格，不用评议人或答辩委员会否决，他自己首先否定，而且谁出面说情，都无济于事。他的弟子如果条件还不十分成熟，邓先生是不会赞成他们晋升职称的。我曾亲耳听到邓先生的弟子偶或因此口出怨言，这恰好是邓先生严师风范的见证。在邓先生早年的弟子中，有的成就大，名望高。但邓先生恨铁不成钢，对他们仍有针对性极强的规劝和开导，有时甚至言辞很激烈。常言道：“严师出高徒。”难怪邓先生的弟子通常学术水平都相当高，其中不乏宋史学界的中坚和栋梁。
作为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邓先生的学术沾溉所及并不局限于其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就拿我这个与先生长期素昧平生的后学来说，也受到先生的鼓励、关怀、扶持和指教。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先生在《无曲学以阿世的史学家邓广铭》一文中称赞邓先生当年通过主办《史学》专刊培养史学人才，说：“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从《史学》专刊这块园地上起步的。”60年代前期，我在校外发表的第一篇历史文章也是登载在邓先生主持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80年代，我在邓先生主编的宋史年会编刊《宋史研究论文集》上发表的论文又岂止一篇而已。
由于对邓先生心存敬畏，我从未到邓先生府上拜望。1988年秋，突然收到邓先生的博士生包伟民兄从杭州寄来他的学位论文《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说邓先生要我写个同行专家评议。邓先生居然还想到远在成都的我，实话实说，当时我有受宠若惊之感。评议写成后，寄到北大历史系，不久邓先生的助手杨若薇女士从邮局兑来十元钱，附言上说是博士论文评议费。后来又听说，按规定只有五元，经邓先生亲自出面争取，才增加到十元。十元钱数额虽小，但饱含着邓先生对后学的提携与关爱的一片深情。
邓先生生前，我只是在1997秋，专门去拜望过他老先生一次。可惜不是在府上，而是在北京友谊医院。邓先生当时病危，声音虽然依然宏亮，但行动已十分不便。他非常热情，滔滔不绝，说个不停，要我等他出院后，到他家里做客。我告别时，他定要起身，以新近出版的《邓广铭治史丛稿》相赠，并硬是坚忍地用他那那颤抖不止的手在书上题写“邦炜教授仁兄指正”。邓先生不久便与世长辞。如今邓先生离开我们已达十余之久，每当我诵读邓先生的赠书、目睹书上的题签，都为当年曾对邓先生竟然有所揣度而惶愧。每当我为当前的学术腐败而忧心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邓先生。愿学界少些乡愿气，多涌现出些邓先生式的“三严”学者。我怀念邓广铭先生，崇敬他那绝不“奄然媚世为乡愿”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