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面对困局，刘少奇曾这样说

编者按：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于11月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栗战书主持。在刘少奇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编辑专题，纪念这位开国元勋。

撰文：黄铮（著名刘少奇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62年1月27日，北京。

人民大会堂的中央大礼堂里，回响着刘少奇那深沉清晰、带着湖南口音的讲话声：

我代表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现在，在这个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我再讲几个问题……

主席台上，是一百多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坐在第一排。台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坐满了一层大厅。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这天，刘少奇的讲话只准备了一个简要提纲，没有稿子，所以大家手上都是空空的，只是带耳朵听。人们脸上的表情显示出，这个讲话的内容非常重要。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也难以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规模空前，包括了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的，除中共中央、中央局负责人外，全国每个县委两人，地委三人，省委四人，中央部委四人，还有大型厂矿企业和军队单位的负责人，加起来总共达七千一百一十八人之多，所以又叫“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扩得最大，也就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八字方针提出已经一年多了，可围绕国民经济调整，党内的认识总是不能很好统一。国内形势究竟如何？大跃进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人民公社是不是非办不可？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怎样评价？调整工作怎样进行？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许多干部。大家议论纷纷，褒贬各异。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尽快克服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这样一次大会。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能不能使七千多名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岗位的干部统一认识，关键就是这个主报告。刘少奇抱定一个宗旨：实事求是。他在主持起草报告过程中一再强调，无论是分析形势、肯定成绩、指出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

报告的初稿已经印出来了，长达四万多字，是刘少奇主持一个班子在会前起草的。按以往惯例，报告稿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由报告人刘少奇在大会上宣读。毛泽东这次提出一个新建议：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直接把报告稿发给与会人员，同时由刘少奇主持一个高层次的起草委员会，吸收会上意见修改定稿。

这样，七千人大会1月11日开幕后，首先就分组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修改后的报告稿准备在1月27日再次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这时又提议，刘少奇的报告不要照念了，改为书面报告，大会上由刘少奇再放开讲一讲，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阐述。

刘少奇原来没有打算在这一天讲话。毛泽东提议后，他立即着手准备，连夜写了个口头讲话的提纲。在全体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休息室，传看刘少奇拟出的讲话提纲。毛泽东看完一页，就交给其他常委看，接力棒似地一页一页传阅。好在总共只有十来张纸，字又写得很大，不多会儿就传看完了。

七千多名代表早已在会场内坐定。常委们传阅完刘少奇的讲话提纲，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随即主持开会，宣布由刘少奇讲话。

刘少奇在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当前的困难之后，又开始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

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他果断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这些论证充分的观点，鲜明、尖锐的语言，使干部们听得信服顺劲，感到报告人真正是敢于实事求是。大家痛感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弄得“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现在听到这样透彻入理的报告，感奋不已。然而，也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有的人心里非常佩服，却担心一些提法过于大胆；也有的人认为刘少奇的讲话对缺点错误讲多讲重了，成绩讲得不够充分，却也难以辩驳。

当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当时中共中央的认识程度，刘少奇在讲话中仍肯定“三面红旗”。对庐山会议反右倾，虽然他说彭德怀写信不算犯错误，信中有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但还是肯定“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1962年2月5日是春节。本来会议准备开到1月底结束，大家回去过新年。可到了29日，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肚子里还有气。安徽大组还有干部向中共中央写信，反映省委主要负责人压制民主，捂盖子。

气没有出完，就是还没有统一认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延长会期，七千多人都在北京过春节，让大家把话讲完。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都代表中共中央对这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经常主持者，特别指出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后来，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代表国务院，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也都在大会讲话中主动承担责任。在中央的带头下，会议开得生动活跃，民主气氛浓郁，“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刘少奇到安徽大组解决“捂盖子”问题。一连几天，他插到安徽大组，参加讨论，听取汇报，找人谈话。

有了中央领导同志撑腰，安徽的干部消除了顾虑，大胆地摆开了问题，出了气，也总结出了经验教训。2月9日，刘少奇再次到安徽大组讲话，勉励大家回去把工作做好，同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调动省委主要负责人曾希圣的工作，另派李葆华去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2月7日闭幕的。除安徽大组稍留几天外，其他各省的干部纷纷离京。经过二十多天的会议，问题摆开了，经验总结了，气也出了，劲也顺了，大家轻松愉快地登程返回。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七千人大会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很多人在多少年后仍对这次会议津津乐道，赞赏有加，对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讲话又感动又钦佩。

人们对刘少奇在会上讲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跃进“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彭德怀“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等等话语，一直记忆犹新，深感讲得中肯和精当。

然而，会上林彪那与众不同的发言，也在人们心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阴影。林彪说：经济困难的原因“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他的讲话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的讲话分明是两个路子，同大会的整个氛围很不协调。然而，毛泽东对林彪讲话很欣赏，称赞它“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离京南下。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殚精竭虑落实大会精神。大会从宏观上出了题目，认识到要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可具体怎么个调整法，却没有切实研究，那么多人在一起，也没办法研究。这个任务便落到了主持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们身上了。

刘少奇决定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件事。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两星期，1962年2月21日，常委扩大会议开始举行，连着开了三天。常委当中，毛泽东、林彪离京外出没有到会，其余都参加了。因为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人，会议地点就放在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所以后来称它为西楼会议。

会议首先讨论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的年度报告。核算下来，发现当年财政收支将出现三十亿元赤字，这是原先没预料到的。这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将十分危险。刘少奇批评经济部门没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常委们纷纷发表意见。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详细分析了财政经济情况，提出克服困难的措施。刘少奇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他针对那种一味歌功颂德的现象批评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经过三天讨论，参加会议的常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陈云提出的几项办法切实可行。刘少奇对他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国务院立即落实刘少奇的提议，通知2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传达贯彻西楼会议精神。到会的大多数是部长、副部长。先由李富春、李先念分别作关于工业、财政问题的报告，然后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重申和发挥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部长们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达了他们由衷赞同的心情。

开完西楼会议，刘少奇、周恩来等就在考虑恢复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央财经小组是1958年6月成立的，组长陈云，副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后来“大跃进”浪潮呼啦啦掀起，一切常规被打乱，这个小组也就无形之中停止了工作。现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如此繁重，迫切需要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指挥部。刘少奇竭力主张把中央财经小组恢复起来，并且希望陈云继续担任组长。

真是“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的经济主张曾一度受到批评和冷落，眼下经济困难的现实使许多同志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当初要是照陈云的意见去做就好了！

刘少奇对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意见一直很赞赏，在当前经济调整时期尤其如此。他首先提出用中共中央名义把陈云的讲话《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批转全国，还交待有关同志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对怎样写、写什么谈了他的意见。中共中央批语的草稿拟出来之后，他又动手作了修改。这个中央批语向全党传达了2月西楼会议的精神，提出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

3月12日、13日，刘少奇再次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批转陈云等的讲话和另外几个文件。会上，他又提出由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为慎重起见，刘少奇最后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可是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近期研究的这几件事情。毛泽东听了汇报，看了文件，表示同意。

回到北京，刘少奇觉得陈云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应该让更多的同志了解。他要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言论收集起来，编辑印发。陈云对编印他的言论曾几次表示不同意，刘少奇劝说道：“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发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看看。”

邓力群抓紧时间把陈云的经济言论编印了出来，并写了个内容提要。刘少奇特地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推荐这些论述：

主席：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

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刘少奇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以至舆论上，尽力支持陈云就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因为他深知，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责任重大，工作相当艰巨，况且陈云的身体又一直不大好。刘少奇亲自登门看望，同陈云促膝长谈，交换意见。他对陈云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4月19日，刘少奇签发中共中央通知，向全党宣布了陈云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

有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一套措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真正上路了。4月下旬，财经小组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提出了具体方案。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工作会议，讨论这个报告。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出席范围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共一百零五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不来虚的，而是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八字方针提出以来，由于中共党内对形势看法的不统一，已经迟误了不少时日，这种情况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了。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刘少奇在会上痛切陈词：“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

刘少奇强调：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困难，“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1962年调整计划，下决心对国民经济作大刀阔斧的调整，不惜“伤筋动骨”。会上确定了几项准备出台的重大举措：

（一）坚决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在1961年已经下放一千万城市人口的基础上，1962年再下放一千二百万。

（二）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由三百八十四亿元减为六十七亿元，施工项目减少三分之二以上。

（三）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一大批企业。1962年，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全年减少企业一万八千个。

（四）调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

刘少奇说：“‘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他要求领导干部们：“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调整国民经济，行动要迅速。各省市都要有指挥部，经常通消息，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怎么样，立即处理。”

这回确实是动真格的了！会议之后，全国上下，各条战线，都迅速行动起来，调整工作大步推进。

经济在调整，政治关系也在调整。1962年3月和4月，刘少奇两次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通报中共中央的诸多决策，听取意见。紧接着，延迟了一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也相继举行。刘少奇还几次找政法部门负责人谈话，要他们好好总结这几年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随意关人捕人的教训，把弄错了的改正过来。与此同时，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甄别平反和为右派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也加快进行了。

上面政策一宽松，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又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到1962年年中已超过百分之二十，安徽全省达百分之八十，甘肃、浙江、四川一些地、县超过百分之七十。但这件事情很敏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当中认识不一致。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对包产到户也没有明确表态，只讲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开了个口子。

1962年上半年，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带了几个调查组下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恢复农村经济很有效，应当实行。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马上向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汇报。汇报刚进行一会儿，刘少奇就听明白了意思，要田家英不必再详细讲下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讲了自己对当前困难形势的看法，表示同意田家英的意见，提出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

“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田家英在汇报结束时问。

刘少奇说：“可以。”

邓小平、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同意包产到户，支持田家英起草有关文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则早就明确支持包产到户。

在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田家英开始起草政策性文件，题目初拟为《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

然而，此时毛泽东尚在邯郸，这事还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不几天，毛泽东回到北京，田家英连忙跑去向他汇报。事情到毛泽东那里却打住了。他在田家英汇报时反问了几个问题，虽没有当场批评，实际上已明白地显示出不同意。

毛泽东接着通知刘少奇到中南海游泳池来谈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还批评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包产到户的文件就这样胎死腹中。但广大农民对这些情况毫无所知，只要没人来管就照干，所以包产到户在农村这时仍在蔓延。

实际工作中，整个的国民经济调整在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已经全面铺开，并且很快见效。经济形势到1962年底开始复苏。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二，刹住了三年连续下跌的势头。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抹掉了连续四年的赤字。市场上的东西开始多起来，自由市场的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全国平均每人比上年多吃粮食十一斤、猪肉一斤六两，多穿棉布二尺五寸。国民经济开始走出谷底，逐渐好转。

（本文选自《风雨历程——晚年刘少奇》，黄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