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何汉理：中美政治制度之争也能成为良性竞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虽然何汉理走上研究中国的道路并非基于缜密的权衡，但他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严肃而诚挚的兴趣。他对中国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小学时期，一个曾经在中国工作的贵格会传教士给他和小伙伴们讲了很多她在中国的有趣经历。“她说的故事都是那么的积极正面。”何汉理说，“我很小的时候对中国的好奇或许对后来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
后来的“越战”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进一步加深了何汉理对中国的好奇。那时的中国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还是一片未知的神秘土地。直到1976 年，就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30岁的何汉理才得以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那次来访以及此后无数次的访华经历让何汉理获得了认识、了解中国的独家视角。在见证中国四十多年来翻天覆地巨变的同时，何汉理也已经跻身美国最受推崇的中国问题专家之列。
而现在，除了研究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让他持续不断地回来：他的儿子正在上海开拓蒸蒸日上的事业；两个可爱的孙女特别喜欢当地的宋庆龄幼儿园，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和她们来自台湾的奶奶交流也丝毫没有问题。或许正如这个小家庭所呈现的那样：中美两国交流往来已经如此之密切，只有一个稳定且健康的双边关系才能让两国人民同时获益。尽管“竞争”可能不可避免，但在何汉理看来，两国可以进行良性竞争的领域还有很多，只要双方合理管控，就能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历史的温度：建交热情与百年雪耻
澎湃新闻：1978 年中美宣布关系正常化之际，您正好在中国。那是一段怎么样的经历？
何汉理：我当时是作为北加州世界事务委员会代表团的一员来华访问。我记得那一天我正在王府井的第一百货商店里，突然商场里响起了广播，一开始没人当回事，但没多久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因为在播一条很重要的新闻。然后我听到了“美利坚合众国”（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听到中文里美国的全称）和“正常化”，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出了商场走到大街上后，我发现人们都很兴奋，有人在发《人民日报》的号外—关于中美建交的红色大标题赫然在目。我拿了一大把报纸—现在我家里还珍藏着一些。当天晚些时候我坐飞机在东京转机，一个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从我这儿拿了一份报纸，贴在他们转机柜台后面的墙上。那真是一次让人兴奋不已的经历！
要知道，《人民日报》可不是天天发红色专刊。我想这喜庆的红色正好象征了人们当时振奋的心情：自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开启“破冰之旅”以来，时隔近六年，我们终于迎来了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我很幸运，能够在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时刻在中国亲身体验这些历史性瞬间。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和同行都以为我和中美建交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段时间我恰好在中国。其实我什么都没做，我和大家一样惊讶。
澎湃新闻：但是您曾经多次为美国总统和政府高官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您有没有参与过哪些具体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何汉理：我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或许有一件事我在其中发挥了一些作用。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之前，有一次我正好在华盛顿和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在一起交谈。他在考虑“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提法，但是我告诉他：“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还不是战略伙伴。但是可以说这是我们希望实现的一个目标。”我记得他当即说：“对，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后来江泽民主席的访问非常成功，此后克林顿总统的访华之行也相当成功。两位领导人达成了一致，并宣布中美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表达了双方的共同愿景和努力方向，并没有将这描述为一个既成事实。如果说我曾经发挥了什么作用的话，或许那算一次吧。
澎湃新闻：您曾经见证了中美建交以来的诸多历史性时刻。您觉得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什么？
何汉理：中美两国对各自历史的认知，虽然不全然但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负面性。比如中国对其近代史的总结，把过去的一百年描述为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史。中国学者汪铮曾经写了一本很棒的书叫《勿忘国耻》，里面详细阐述了我们的历史观如何影响我们解读当代事务。可以说，对历史的认知不仅塑造、构建了我们现在分析问题的立场，也有可能改变我们分析问题的角度。
如果像某些中国人一样认为“西方和美国就是不想让中国发展”“就是要阻止中国崛起”；或像某些美国人一样认为“我们一直在帮中国啊，为什么他们还老让我们失望”“为什么他们不对我们的帮助心存感激”，就不能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这些固有思想是有巨大影响力的。我当然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对历史能有更客观的认识，某些偏激的论断能被重新审视，但正如汪铮所言，只要这些想法还留在人们脑海中，那么发生某些消极事件的时候，就会被不断重新拿出来成为曲解对方意图的最佳借口。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从“脆弱”到“错综复杂”
澎湃新闻：您的著作《脆弱的关系：1972 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对1972-1992 年这二十年间的中美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被认为是最早的相关专著之一。听说您打算再接着写一本，会从1992 年开始往下写吗？
何汉理：我也许不会就从1992年开始再写起。我觉得9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是1995年、1996年的台海危机。我读了很多当时相关领导的回忆录，主要是美方的，也有一些中方的，我发现尤其对美国来说，台海危机是当时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的爆发提醒了中美双方：军事冲突的风险是切实存在的。
当时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其实一直对中国很感兴趣，他曾做出努力，希望重建当时已经几乎中断的中美军事交流。
我想我或许也会再往前写一点，从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提出旨在全方位重启两国对话的“全面接触”（comprehensive engagement）政策开始写起。所以，可能不会完全从1992年开始写起，而会从之后几年开始。
澎湃新闻：现在距离您写上一本书已经又过去了近25 年。您现在会用哪一个词来概括中美关系？
何汉理：我认为中美关系已经不再“脆弱”了，但仍然是一组充满挑战和波动的双边关系。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但是我在考虑用这个词：错综复杂（fraught），意思就是说：这对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喜忧参半的，甚至是剑拔弩张的。
现实主义理论家可能会说：处在国力对比转变过程中的两个大国，两者都雄心勃勃，关系当然不会是合作的，当然是竞争的，甚至有冲突风险。但这正是我想要再写一本书的原因。如果中美冲突是明摆着不可避免的，那我们怎么解释过去几十年来两国政府历经几代领导人所作出的努力？为什么他们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都想要避免冲突呢？我觉得这说明，我们都把避免冲突列为非常重要的任务，也作出了很多真诚的努力，但结果却仍然时好时坏。不能说我们完全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双边关系确实处在一个紧张的历史节点。
澎湃新闻：确实有很多专家提出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危险的关键路口。在您看来，准确地说，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何汉理：兰普顿说我们已经过了一个“临界点”（tipping point），他的判断是中美关系已经从“希望”（hope）转变为“恐惧”（fear）。我个人认为是从“希望”到“失望”（disappointment），甚至是“愤怨”（resentment），双方都有这样的倾向。但比起“临界点”，我还是更倾向于用“转折点”（turning point）这个说法。“临界点”似乎意味着就此翻篇，但“转折点”则暗示着还能打弯绕回。
不管用什么词，我认为，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确实在发生大转变，现在双方的负面消极情绪都不少，人们不再提“战略伙伴关系”了，而是谈论贸易战的可能性，甚至台湾海峡或南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应该正视我们面临的现状，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并珍惜过去三十多年来双方做出的努力。现在的中美关系和1990年代中期相比还是好很多的，虽然并没有到比我们原来希望的那样好的程度。
澎湃新闻：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中美进入了在“对抗”和“合作”中进行抉择的时刻。您同意这一说法吗？
何汉理：我认为不能忽略更重要的第三种可能，这也是一个在英文中以c开头的词：竞争。我认为“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美关系未来的主旋律，其实现在已经是了。如果我们继续加大竞争，未来可能会偶发外交或政治冲突，现在的贸易投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但是仍然会有合作的领域和空间，比如朝核问题。总的来说，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
但是我想特别补充一点，竞争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在许多领域竞争是能带来积极成果的。比如，体育竞技有利于发掘人们巨大的潜能；市场经济则完全是基于竞争的体制，良性竞争能催生高效生产力，随之推动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政治领域，不同政党在政治理念、机制和政策细节上的竞争也有积极作用。
如果我们能有效规范竞争，遵循合理的规则，那政治竞争就是有益的。如果中美两国分别展示各自政治体制在何种环境下运行更好，这也能成为一个有良性竞争的领域。让人担心的是，如果竞争规则被无视或践踏，或者更严重的是，竞争扩散到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的领域，比如军备竞赛，安全竞争。在这些领域，竞争轻则耗费巨款，重则导致两国陷入误解和误判的恶性循环。
谨防恶性竞争：中美应致力于积极管控
澎湃新闻：在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已经被标为美国的“对手”（rival） ，我们应该怎么解读“对手”的含义？
何汉理：我并不认为我们已经是“对手”了。我认为“对手”和“竞争方”之间有区别。两者确实很难完全剥离。我对“竞争对手”的理解源自美国高校体育比赛。我本科是在普林斯顿念的，我们每周都和不同的大学有橄榄球比赛。有很多和我们竞争的队伍，但只有一个是“对手”。对我们来说，“对手”就是耶鲁。所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体育赛事，只要有耶鲁的比赛都是大比赛。顺便说一句，耶鲁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可没把我们当“对手”看待。他们的“对手”是哈佛。把我们当成“对手”的是达特茅斯，但是我们看不上达特茅斯，我们只在乎耶鲁。所以，“对手”像爱情一样，可能是“单相思”，可能是不对等的。我的意思是，通常我们会遇到很多“竞争方”，但“对手”只有一个。
一旦被定位为“对手”，就容易引发全方位的竞争。这是很危险的。普通的竞争，可以是和不同人、在不同领域进行竞争。但一旦被列为“对手”，就容易陷入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地针锋相对。我不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但是我担心有这样的趋势。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内容很长，我认为对中国主要的定位还是“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对两国来说，我们最主要的挑战还是要有效积极地管理竞争，对双方都是如此。我们曾经在网络安全议题上取得过一些成果，两国政府达成一致，不支持企业，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用黑客攻击等非法手段窃取商业机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得到了缓解。所以我们应该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确保相关法律法规与时俱进并得到贯彻落实。
澎湃新闻：中美之间的竞争似乎不仅局限于经济或科技之争，也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之争？
何汉理：我认为这确实是竞争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美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两国的政治制度和体系也不一样。各自都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深信不疑，都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至少适用于本国——或许美国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也适用于全世界。双方都在展示各自政治体系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双方都应该认识到我们各自都面临国内改革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慢慢地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以我们的经济关系为例，我很同意史蒂芬·罗奇提出的“失衡的相互依赖”（unbalanced codependency）之论：中国投资太多、消费太少，出口太多，进口太少；美国储蓄太少，政府开销太大，征税太少，进口大于出口……
现在美国上下都在讨论贸易赤字问题，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贸易赤字是我们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的表现。如果我们两国不解决各自更深层次的问题，贸易赤字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一步一步找出我们能够进行更多合作的领域。
澎湃新闻：能否具体举例说说有哪些领域是我们可以加大合作的？
何汉理：我想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朝鲜问题。朝核问题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转机，希望两国能推动各方妥善解决半岛核问题。
另外，在气候变化方面，我希望中美能对事态严重性达成一致。我认为中方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但美方意见还不统一。一旦我们能共同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就能从合作中互相获益——当然，这里面也存在竞争，比如绿色科技的研发和商业化应用等。
还有，如果再爆发像SARS或禽流感之类的全球性传染疾病，我们也能在共同防御和应对方面加强合作。
当然，还是应该指出，合作和竞争是共存的。某些领域合作面更大，某些领域竞争会更多，某些领域或许会出现对抗——希望是有限的。
澎湃新闻：您曾经表示中美之间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两国都应防范“第三方因素”导致冲突升级。能否具体说说都有哪些最主要的“第三方因素”？
何汉理：事实上，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小国和大国的联盟有时是稳定因素，因为他们不希望陷入大国冲突的泥沼；但有时也可能成为冲突爆发的诱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很好的例子。
就中美关系而言，我觉得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恐怕就是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我们应该加以重视。实际上，这些周边的小国家并不希望看到一个亲密无间的中美关系，也不希望看到硝烟四起的中美关系。
东南亚有句谚语：大象打架的时候，草地一定是一片狼藉。后来他们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话：大象亲热的时候，草地也一定是一片乱象。这恰恰正是这些周边小国对中美关系的愿望。如果中美关系变得太好，他们会担心什么都是两个大国说了算；如果中美爆发冲突，他们也担心要选边站，尤其是美国的盟友，会担心被卷入其中。所以对这些小国来说，我把他们希望看到的局面概括为“金发女孩的愿望”（Goldilocks solution）。这是一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故事，讲的是一个金发女孩，她希望她的燕麦粥既不是太热也不是太冷，要恰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