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从周诞辰百年︱陈胜吾谈父亲陈从周

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2018-11-25 08:40
来源:澎湃新闻

陈胜吾(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今年11月27日是著名古建筑学家陈从周(1918年11月27日-2000年3月15日)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我们采访了陈先生的长女陈胜吾女士,请她从一个女儿的角度,回忆陈先生的生平与学术。点点滴滴,都是温情与敬意。

想先请您从一个女儿的角度,谈谈陈从周先生作为父亲给您留下的印象。

陈胜吾:大家都知道我父亲是做古建筑的,我的专业与他不同,很长一段时间又不在他身边,一直在国外。到了他中风卧病在床,我去陪伴他的时候,开始系统整理他的文稿、藏品,才对他有了深入理解。

他不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从小给我的感觉就是脾气很好,从来不打骂我们,人很慈祥,一心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他经常对我说,自己的研究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全凭自己喜欢。他没有长辈指点或者提什么要求,我的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他八岁我祖父没了,十四岁我祖母没了,全靠我父亲自己。几个兄弟中他最小,其他人也都不做建筑。我祖父母去世之后,家里还是有点资产的,就由父亲的哥哥嫂嫂管理,按期给他生活费。他小学、中学读的是杭州教会学校,中学是有名的蕙兰中学,就是杭二高,非常漂亮的教会学校,大学读的是之江大学文学系。这些他都写了文章,记叙钱塘江边的生活。

陈从周

父亲毕业之后,先在圣约翰中学教国文,也教美术,就是教学生国画。后来做了华东设计院院长的陈植很欣赏他,陈植是杭州人,当时在之江大学建筑系做教授,他把我父亲介绍到圣约翰大学工作。我父亲那个时候还在苏南美专兼课,每逢周末就要去苏州上课,赚第二份薪水,在那里休息的时候,他就去沧浪亭看园林、读书。园林他是越看越喜欢,就开始摄影。他拍照的时候,园林还没什么人去,都是安安静静的。大概在1950年,因为父亲文学、历史和美术的底子都很好,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希望他去做建筑史,他就接下了这份工作。然后就是院系调整,1952年他就去了同济大学建筑系。在此之前,他主要是在文学和国画上下工夫。

我是1944年在杭州出生的。1946年,他从杭州去了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张大千。张大千很喜欢父亲,觉得他悟性很好,收他做了学生,这对父亲的启发很大。那个时候,他常在苏州网师园听张大千、叶恭绰谈论书画。所以,他也特别喜欢这个地方,给了他知识,也给了他愉快的回忆。后来他做建筑史,也对园林情有独钟。

这样说来,您父亲研究建筑史,其实有点自学成才、转益多师的意味。

陈胜吾:建筑史他实在没有基础,就自己读《营造法式》这一类的书。还有人介绍我父亲随南京工学院的刘敦桢学习古建筑。刘先生与梁思成都是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梁思成是做建造的,刘敦桢是做理论的。我父亲就跟刘先生书信往来,类似今天的函授课程。巧的是,我最近翻出父亲写给某位函授学生的一封信,信上就说,他自己完全是函授自学成才的。父亲和刘先生大概有一百多封来信,到了“文化大革命”都没了,非常可惜。是刘先生提醒我父亲关注苏州园林的,他动作很快,按他自己那套文人思路来写苏州园林,1956年出版的《苏州园林》是他的第一本书,用宋词来解读每一幅他拍的园林照片,叶圣陶他们看到,喜欢得不得了,还以为我父亲是个老先生,其实他只有三十多岁。

最好玩的是,拍这些照片的照相机,还是我姨父结婚时我父亲这批之江同学凑钱买给他的礼物,德国蔡司镜头,很贵的。后来我姨父到台湾去了,把相机留给了他,我父亲很久之后去美国,把相机还给我姨父,我姨父又寄还给我,说还是你们留着做个纪念吧。我父亲书里写了,苏州园林、扬州园林都是他用这只相机拍的,相机现在摆在南北湖纪念馆展览。

他不仅研究苏州的园林,而且带着学生对苏州的旧住宅做了测绘摄影——学生要上古建筑史课,正好带他们实地观摩。结果《苏州园林》这本书一出版没多久就受到批判,很快就1957年了,说他是“封资修”,那些大学生组织批判他的文章,我都存着。这样一来,他研究苏州旧住宅的书就不能出了,只把照片刊登在学报上。他过世以后,我把文字、图片重新收集起来,交给三联书店,才出版《苏州旧住宅》这本书。凡是苏州人看到都说喜欢,好多旧住宅都没有了,只剩下回忆。《苏州园林》受批判以后,他好长时间再也不敢出书了。我手头的《苏州园林》还是在网上买的旧书,七百块一本,我父亲自己的在抄家的时候弄丢了。

在此之前,您父亲有什么著作正式出版的吗?

陈胜吾:他出了一本《徐志摩年谱》,好像是现代文学方面的第一部年谱。我们家跟徐志摩家是亲戚,我母亲跟徐志摩是表兄妹,我外婆是徐志摩的姑妈,关系很近。他手头有不少徐志摩的资料,因为张幼仪和徐志摩离婚以后,身边留下不少徐志摩的东西,比如信札之类的,看我父亲感兴趣,全送给了他。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了好多资料。而且陆小曼一直都还在,我父亲和她关系很好。有了这些有利条件,他才能写完《徐志摩年谱》。

但是,他写完的时候正好赶上1949年,实在找不到地方出书,当时他还给印刷厂工人上夜课,就对工人说,你们不用付我钱,帮我把书印出来就行。最好玩的是,他去找徐悲鸿帮忙,徐悲鸿很跟得上形势的,就劝他:你还是写写鲁迅吧;他去找复旦的赵景深作序,赵景深也谢绝了。但是我父亲很执着,他一直觉得,对徐志摩要公正评价,不能光揪着他的所谓作风问题不放。其实徐志摩的私生活也没什么,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就因为和张幼仪离婚,所以一直被国民党的主流媒体丑化——张幼仪家里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很深的。我父亲经常说,他要把自己掌握的徐志摩的资料记录下来,不然就没人做这件事情了。

这以后,您父亲重新活跃,就要到改革开放以后了吧?

陈胜吾:他的《扬州园林》《绍兴石桥》这些著作,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的。《扬州园林》的封面设计是张正宇的遗作,他与张光宇是兄弟,吴作人的弟弟吴之翰当时是同济副校长,住我们楼上,张氏兄弟经常过来找他,顺便到我家里来玩。《绍兴石桥》的题签是顾廷龙。

陈从周作品集

最让我父亲扬眉吐气的事情,还是能够设计园林。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已经建交了,美国人想在大都会博物馆里造一个园林,负责人读了我父亲那本书,通过建设部找到他,请他设计一个方案,他就把网师园搬了过去。他先在苏州试造了一个,美国那位出资的夫人看过觉得很好,于是拍板了。我父亲一直说,他要做的中国园林一定是新型的,不是完全旧式的,要简洁、舒服,哪怕地方再小,也要留出空地。我父亲设计的几个园林,一个是云南安宁的楠园,我一进去觉得真漂亮,好就好在有一汪水,边上是假山、亭台、楼角,还有就是杭州西湖的郭庄和如皋的水绘园,也是很大一汪水。我悟出来,这就是国画里的留白,父亲是把画理拿来做园林设计的。怪不得他说不懂中国画,就造不好中国园。其实这些最早他是听张大千、叶恭绰说的,从前辈那边得到了教育,用在了自己的设计上面。

陈从周最后的园林作品:云南安宁楠园,楠木造厅

现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内的“明轩”实际上也是造给张大千的,别人不太知道这件事。他对张大千一直是很感念的,他们的关系也很好。刚刚解放的时候周恩来想要通过徐悲鸿动员张大千回大陆,徐悲鸿就约我父亲一起请张大千回来,后来这件事情没做成,但是他总惦记着怎么样才能让老师知道学生艺术上有了成就。总的来说,他是个感性的人,很念旧,也很有爱心。所以,我一直说,你们纪念陈从周,不在于他造的那几个园,主要还是在于他这个人。

您父亲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深,的确让人很感佩。

陈胜吾:他对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很骄傲,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子女出国,他不出去。他的态度是,你们出国我也不拦着,但是我的文化根子在中国,国外没有中国文化的土壤,没有我的用武之地。他出国好多次,最关心的是景色、建筑,从来没想过要留下来生活。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也不完全是一个老夫子,你看他设计同济新村,首先就放几块草皮,这是西洋建筑原理。他从小就读教会学校,西方那一套他懂,他听得懂你讲英文,自己却是不讲的,就要坚持中国的东西,但是他又不保守,很注意吸收西洋的好处。

他很早就有了强烈的环保意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给旧金山题词,写的是“还我自然”四个大字。他去张家界讲课,翻来覆去讲怎么保护周边的历史、自然景色。他看见南北湖急功近利地炸石头,要拿去盖房子,就到处找领导,从县里找到市里再找到省里,最后还跑到上海来呼吁不要买南北湖炸出来的石头。眼看实在不行,他一着急,写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那封信写完直接往门口信箱里一丢,落款是“小民陈从周”。好在中央领导反应很快,后来有关部门发了文件给浙江省委,浙江省委马上叫停了这件事情,又妥善安排了南北湖周边的居民。我父亲很好玩,浙江那些县里的领导喜欢他的字,向他求墨宝,他给人家写的都是骂人的话,大意是说你们再这样下去会丢乌纱帽之类,人家拿到手了只能苦笑。南北湖后来非常感谢我父亲,没有他,就没有今天这样兴旺的旅游业。

他为了保护古建筑和园林,真的是奋不顾身,一点不怕得罪领导。1991年,上海市政府为了造地铁,要把徐家汇藏书楼拆掉,我父亲跑去找当时的副市长,气得和他拍桌子,说他没文化,把这个副市长吓得不轻。而我父亲回家之后就中风了。其实我父亲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很平易近人的,对同济的那些工人、门卫都好得不得了,但是他觉得不对的,就一定要骂出来。杨浦区现在绿化很不错,这也和我父亲有关。过去杨浦区是个工业区,污染很厉害,我父亲去找当时杨浦区区长。这位区长是军人出身,但是很尊重文化人,我父亲骂了他,这个区长还要上门来找他,越骂越要来。后来杨浦区的绿化水平在整个上海都是排在前列的。小时候我们同济新村墙外面全是棚户,卖烧饼的、摆小摊的,谁都没办法。他非要管这个闲事,硬是找到区领导,通过区里面给他们分配房子,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最后墙外这一圈就变成绿化地带了。

工作中的陈从周

我们国家那么多的古建筑和园林,他一个一个去修复,尤其是改革开放刚开始,他做了明轩以后,名气大了,就抓紧时间,把泰州、扬州、苏州、如皋、杭州这些地方的园林一个一个修复过来,这十年时间,他是分秒必争。后来他中风了,倒在病床上,还在惦记怎么挽救这些文化遗产。

您父亲当时与哪些朋友来往,您还有印象吗?

陈胜吾:和他来往唱和的朋友太多了,他喜欢有文人气的朋友。苏步青、朱东润、郭绍虞,家里曾经挂满他们的字画。我记得的,还有茅盾、叶圣陶、赵朴初、单士元、顾颉刚他们。俞平伯不是给打倒了吗?我爸爸不在乎,照样和他来往,政治上打不打倒他不管,只在乎学问好不好。因为这样,老先生也很喜欢他。他的文人朋友大多数在复旦和华师大,他老说当时的同济是技工学校。不过,也有几个搞工科的人和他很谈得来。一个是同济副校长、吴作人的弟弟吴之翰,他的字写得很好,我爸爸的艺术馆里有一幅他的字,是我留在那里的,不少都还给他女婿了,他女儿女婿住我楼上。一位是俞调梅,他会作诗,我父亲收藏的他的东西留下来不少,和我父亲唱和很多。

陈从周(右)与贝聿铭

最有意思的是我父亲与梁思成、林徽因的来往。因为徐志摩的关系,我父亲与他们很早就有交往。刘敦桢邀请父亲一起去看曲阜的孔庙,梁思成就邀请他一起做扬州那个鉴真纪念馆——清华建筑系的古建筑很强,同济比较薄弱,就我父亲一个。北京开中国建筑史的会,我父亲去开会,见了梁思成、林徽因,还心心念念惦记着徐志摩那个装满资料的“八宝箱”,为此询问林徽因,林说还保存在身边,但是接下来林徽因生病了,我父亲不好再多问。再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批徐志摩的东西就不知去向了。我父亲跟梁思成交往是很轻松随便的,因为梁思成一大帮朋友里他年纪最小,等于是跟一帮老大哥一起玩。林徽因去世以后,梁思成娶了林洙,压力很大,同辈反对,子女也反对。我父亲开会时去他家,挤在一群人里面,嚷嚷说要梁思成请客吃糖。梁思成在那儿苦笑,林洙就让阿姨去买点菜,在家里吃了一顿饭。饭后我父亲又起哄,说拍几张照片嘛,于是又拍了照片。后来林洙在文章里面说,这是她跟梁思成唯一一张合照,其实是我父亲在那儿起哄。

我父亲生病期间,我从国外回来忙他的事情,一直陪伴他。张幼仪八弟张禹九的孙女张邦梅出了一本《小脚与西服》,写到徐志摩和张幼仪的事情。我告诉了父亲,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太会说话了,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和我说:都在我心里。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陆小曼说过一句话,徐志摩是很苦的一个人。他和张幼仪是包办婚姻,后来又被父亲徐申如要求不生子就不许出国留学,和陆小曼在一起没多久就飞机失事死掉。我父亲一直把徐志摩的事情放在心里。

当时的政治运动中,您父亲应该也受到了冲击的吧?

陈胜吾:他当然是会受冲击的。思想改造一开始,因为他是搞古建筑的,很不受待见。当时同济建筑系的西洋色彩是很重的,多数人都是海归,而且关系比较复杂,因为院系调整之后,各个私人建筑事务所,还有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的建筑系都合并了进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特别是搞艺术的人又很容易骄傲。我父亲自认不是建筑系出身,一直很低调,他觉得自己是个文人,是个画家。但是他对建筑又很有感觉,于是一直埋头著述。后来他的研究受到批判,书出不成了,也成了一个老“运动员”,教研室组长也做不了了。洋派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革命派更是瞧不上他。他的心态倒是很好:你要我上台挨批斗,我就在台上承认,都是我的错。人家问他:陈从周,老实交代,你放过什么毒!他政治一点不沾边的,实在没话好说,就说:我放过毒的,宣扬中国什么东西都好,中国的裤子也比西裤好,两边都能穿。一下子哄堂大笑。同济大学斗陈从周的场面是最好玩的,大家都要来听,像看喜剧一样。这些人拿他也没什么办法,他也没说错,只是把实话讲出来而已。后来“文革”的时候又发配他去扫厕所,他就拿着拖把练大字。他字写得好,抄了不少大字报。可惜这些东西没保留下来,不然今天就都是书法作品了。

其实,他内心深处是很恐惧的,害怕这样下去把老命送掉,肚子里还有好多东西没写出来。“文革”时住房重新安排,我们家这幢房子也住进来三家年轻教师,父亲书多东西也多,地方变得很拥挤,他总是挑条件最差的地方工作和休息,为的是让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住得稍微好点。这样一住好多年。每当晚上,他就在灯下用毛笔写书,最后就写出了一本《梓室余墨》。我家存着的《梓室余墨》被喜爱它的读者拿光了,现在我手头这本还是在美国买到的。

在您小时候,您所受的教育什么样的?您父亲是怎么教你们的?

陈胜吾:我们姐弟共三人,我最大,我有个弟弟去世了,我的妹妹在法国。我父亲待我们很随便,就是要我们练练字、刻刻章,玩一玩。他喜欢小动物,喜欢种花,就带着我们弄这些东西。他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一定要学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最好玩的是,我父亲在圣约翰大学教书的时候,大家都来看他画画,墙上挂着张大千的画,我那时还小,觉得你们都拿着笔在画,我也要画,就拿支笔去张大千那张画上乱涂。我爸爸急死了,照理说我该挨打了吧,他“哎呀”一声,我往桌子底下一钻,他也就算了。他真的是个脾气很好的人。

陈胜吾与陈从周合影

我从小在外国人的学校里长大,很自然地就接受了西方的东西,橄榄球这些东西我并不陌生,我自己就是打棒球的。我母亲从德国人的医科学校毕业,我受她影响,也去学了医,但是自己喜欢做室内装修,自信不比同济毕业的人做得差。但是原来我只喜欢油画,从来没有收过我父亲一幅画,也不把他的画当回事。后来,越看才越觉得,我父亲的东西好。那天我在如皋,陆俨少的儿子也在,他们父子都画山水,我说,你们是在宣纸上画山水,我父亲是在大地上画山水。他设计园林,就是看好地形,看好光线,然后脑子里就开始构思画面,事先想好,这边是湖水,那里放假山,然后指导工人。他很喜欢石涛、八大山人的画,石涛的叠石很有名的,他就用这套东西具体地指导工人哪一块石头应该放哪儿。我去水绘园,一进去看到一汪水漂亮,星星点点几个亭子,水面上还点缀着石头,仿佛国画里的梅花,这一汪水就是留白。他是用画理来造园的,具体施工是技术的,他的设计是艺术的。

    责任编辑:沈关哲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