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杰︱照亮他人的人生：理查德·霍加特与《识字的用途》
《识字的用途》是理查德·霍加特的成名作，斯图尔特·霍尔认为，该书与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是文化研究的三本奠基作（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Stuart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Routledge, 1980, p. 3.）。此外，人们还普遍认为霍加特、威廉斯和E. P. 汤普森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人。2014年霍加特去世后，《卫报》在讣告中称霍加特是文化研究的先驱，《识字的用途》是本开创性的著作，《每日电讯报》则认为该书悲叹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传统生活的冲击。由此可见，霍加特及其《识字的用途》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
一
要想深入理解这本名著，就必须对霍加特及其生活的时代有更为直观的了解。事实上，霍加特已在这本书中花了大量笔墨记述了自身的生活经历，不过简要梳理一下似乎更加有益一些。
霍加特于1918年9月24日出生在英国工业城市利兹东北部的市郊。此时的利兹已完成城市化进程，原先的农村居民被吸引到城市中去，并被转变成城市居民。因此，霍加特一出生便是个地地道道的城市居民。
不过，霍加特的祖辈亲身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这个转型过程中的各种艰辛。他的祖父母是从农村搬到城市居住的第一代人，大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便从利兹附近的村庄搬进利兹市郊，祖父在炼钢厂工作，祖母则生儿育女、打理家务。当时的英国虽然是工业化走在前列的国家，但无法提供充足的医疗、教育和社会设施，糟糕的环境和流行病的肆虐让霍加特祖父母所生的十个孩子夭折了好几个。此外，贫困依然是这些家庭经常遇到的难题。因为是第一代城市居民，霍加特的祖父母不得不每周缴纳房租，省吃俭用，合理规划。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把儿女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去过自己的生活。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男人一旦过早死亡或失去劳动能力，日子过起来甚是难熬，庞大的家庭负担便落到女人的肩上。在霍加特的记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其祖父和父亲的描写，原因可能在于其祖父很早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是一名士兵，参加过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霍加特一岁时得“布病”而死。霍加特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但她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病，无法去做户外的活儿，只能每周靠着从“监护委员会”获得的少量钱财维持生活，而且还要忍受着街坊邻居对其家庭境况的说三道四。
然而即便这样的生活似乎也成了一种恩赐，因为在霍加特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病逝，霍加特失去了双亲，变成了孤儿。随后霍加特兄弟被家族成员分开抚养，他的一位姑母曾建议把他们送进孤儿院，但在工人阶级的观念中，把孩子送去孤儿院或把老人塞进养老院都是无法接受之事，因为亲情是维系这个群体最重要的东西。后来，霍加特由其祖母和一个姑母来履行抚养职责。
霍加特到了能够“打酱油”的年龄，可以帮忙处理些家务，他对家庭开支有比较深刻的感知和体验，可能因为实在是太穷了，零用钱几乎没有几个。读者可以在书中读到霍加特赊账时的心情。好在周围的人普遍都很穷，大家都喜欢赊账，其他稍富裕一点的人也常有吃不起肉的时候。霍加特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对工人阶级的生活习俗了解甚深。或许霍加特的哥哥汤姆为他做了个好榜样，汤姆率先考入了文法学校，霍加特紧随其后。要不是霍加特考入文法学校改变了其阶级属性的话，他只能过书中描述的那种工人阶级生活。
1936年，霍加特成功拿到了利兹大学四十七个奖学金名额中的一个。霍加特也利用大学假期在工地上搬过砖，干过体力活。他还做过夜间派送员的工作。后来二战爆发，霍加特于1940年至1946年间在北非和意大利为皇家炮兵队服役，并于1942年与玛丽结婚。战争结束时，他成了一名下级军官。战争给霍加特带来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在这本书中真实地记述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军人在阅读、家庭、参军和婚姻等领域的观念和态度。
二战结束后，英国着手建设福利国家。英国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获胜，它坚持国有化，关注劳工状况，努力建设社会服务型国家。霍加特的学术研究生涯便在这个福利社会建设时代背景下展开。1946年至1959年，霍加特在赫尔大学担任校外教师，主要关注成人教育。在此期间，他深刻认识到了工人阶级人民在成人教育上面临的难题，还在1957年出版了他最负盛名的著作《识字的用途》。霍加特凭借这本书成为莱斯特大学的高级讲师，于1959年至1962年在该校工作。1962年至1973年，霍加特成了伯明翰大学的教授，并于1964年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他本人担任中心主任至1969年。此外，霍加特还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助理、《新政治家》杂志主席、艺术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到了晚年，霍加特患上了痴呆症，于2014年4月10日辞世。
霍加特一生阅历丰富、文笔犀利、才思敏捷、著述甚丰，他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出身工人阶级之人攀升到中产阶级行列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内心纠结，这种华丽转身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或许在《识字的用途》这本书中能够窥见一斑。
二
从某种程度上讲，出身影响了思维，出身决定着行动，出身能够说明一切。 霍加特的工人阶级出身决定了他看待世界的出发点，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的关注对象和研究兴趣。当然，霍加特是一个负有责任心的、饱含阶级乡愁的研究者。他虽然从中下层阶级跨入中产阶级，但他没有忘本、没有失根、没有遗弃。他始终在思考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始终在关注工人阶级这个群体在大众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
《识字的用途》是一部基于霍加特个人生活经验的分析批判作品，但书中处处彰显着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和责任感。霍加特的基本观点是，新式大众文化正在侵蚀原有的工人阶级文化，但这种新式大众文化在很多方面更不健康。
在迈向新大众文化的进程中，中下层人民是民主社会极力关注的对象。这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在政治上占据了大量选票，在经济上明显已有多余的钱来消费，在文化上属于亟待开发的未垦地。对这一群体中的个体来讲，他可能只有一张选票，每周只花六便士去买报纸，确确实实只是个毫无特色的小男人，但他们加起来数量巨大，政客、商人、知识分子等不得不极力去迎合和“奉承”他们。 在霍加特看来，这群人还没有成熟的批判性思维，他们还没有做好应对新事物的准备，他们被大众媒体引向整齐划一、同一品位的世界中去，每个人都阅读着同样的东西，听着同样的流行乐曲。“优质”期刊生存困难，多样性逐渐褪色，因为其抵挡不住大众化的潮流。因此，霍加特认为“大众化是一项危险的事业”。
大众化不仅消除了多样性，还把过去几个世纪人们追求的自由、平等、宽容、进步等价值观念庸俗化。在大众作品所宣扬的价值观念中，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进步被认为是对物质财产的追求，平等被认为是一种道德上的调平，自由被认为是永无止境的不负责任的享乐。”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各行业（比如说在报刊新闻界）的集权化，而相关行业部门倾向于撇清责任。更何况，大多数人也“似乎急于避免对威权主义指控”。因此，“免于官方干涉的自由在这种社会里尽情享受，加上我们自己非常乐意去展示的那种宽容，这看上去似乎是正在允许文化发展按照其自身方式危险地走下去”。一种力量是一味迎合的大众化，另一种力量是不负责任的集权化，二者顺其自然发展的结果，就变成了霍加特所讲的“崭新的等级制度”。这才是让霍加特极为担忧的文化发展趋势。
虽然霍加特非常担忧在走向“崭新的等级制度”的进程中工人阶级的处境，但他认为新式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的侵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霍加特非常了解工人阶级的思维观念和价值体系，认为这个群体的适应能力很强，“工人阶级具有一种很强的在变革中生存的天然能力，他们适应或接受新事物中他们想要的东西，忽略其余的东西”。此外，工人阶级这个群体比较封闭，而且“群体是用来反对变革思想的”，所以这种变革进程必然会非常缓慢。
话又说回来，问题并非没有，也并非不严重。最让霍加特担忧的是，工人阶级中的年轻一代被“奶品店”里的自动唱机、“淫秽”杂志和性与暴力小说那个梦幻世界所吸引，完全取代了过去的街头玩耍、俱乐部唱歌和像《佩格周刊》一样深受喜爱的精品杂志这个实在世界，这两种世界的品位就像是索然无味的掺水牛奶和有滋有味的炸鱼薯条之间的差别。此外，霍加特也担忧从工人阶级群体中脱颖而出，进入中产阶级的那些青年人，他们脱去了工人阶级的外衣，努力融入有品位的阶层中去，但他们常常底气不足，焦虑不安，自我怀疑，丧失自信。霍加特并没有开出灵丹妙药试图去治愈他们，而是旨在唤醒他们，让他们去自愈。
实际上，《识字的用途》这本书也起到了这样的治疗作用。正像理查德·霍加特之子西蒙·霍加特在2009年所称的那样：“像领退休金的工人阶级人民、中产阶级人民、文法学校的学生、媒体人员、以及下院议员和政府部长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都说这本书讲述的是他们自己的故事，照亮了他们的人生。”（Simon Hoggart, “Foreword”, in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 viii.） “照亮他人的人生”，这或许是霍加特文化研究的终极使命。
三
在思想谱系上，人们往往把霍加特归到新左派思想家的行列中。在提到霍加特之时，人们总是把他和雷蒙德·威廉斯和E. P. 汤普森放到一起。诚然，此三者都关注工人阶级的发展状况，但出发点并不相同。威廉斯是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撰写《文化与社会》意在寻找文化观念在英国的发展，撰写《漫长的革命》旨在探索文化革命的理论路线，这些都让他在新左派中占据坚实的位置。汤普森更是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工业化进程中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相比而论，霍加特始终没有沿着新左派路线在理论上形成自己的框架和特色，也没有大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与威廉斯和汤普森为伍，霍加特显得不那么合群。
（Stuart Hall,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 10, No. 1, 2007, pp. 39–40.）
由此可见，霍加特构思这个主题比新左派的反思要早得多。而且据霍加特自己讲，这本书写了五年半（John Corner, “Studying culture: reflections and assessments.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ggar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3, No. 2, 1991, p. 140.）
。因此，我们不能凭借作品出版时间就简单把他划入新左派阵营。而且，霍加特撰写这本书“既非试图来宽慰20世纪50年代的‘新左派’，也非设法去慰藉那些一生从未接触过工人的工人活动家”（Lynsey Hanley, “Introduction”, in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 x.）
，他只是在自身生活经验之上详细生动地描述了工人阶级的态度和大众出版物的发展态势。事实上，并非密切关注和致力于研究工人阶级的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相反有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未接触过任何工人的人，他们不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行为习惯和思想价值观念，很容易夸大或贬低工人阶级。霍加特在该书中批判了出身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工人阶级的观点，认为他们“超越了任何现实表象，成功地以半同情半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工人阶级人民”。或许是因为霍加特出身工人阶级的缘故，他能真实地感受到针对工人阶级的一些流行看法中的错误认知。当然，霍加特知道自己本身也有认识偏见，但他在行文中“一直在抵制旧比新更好、新更该被谴责这样一种强烈的内心压力”，避免把身世浪漫化，从而本着一种工人阶级人民那种“揭穿真相”的艺术去探讨问题。
从霍加特内心深处强烈的“旧比新更好”的意识来看，他应该被归入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行列。这里无意把霍加特的思想划到某类主义中去，因为他的思想（甚至每个人的思想）非常复杂，在此我们只需以某种主义来描述霍加特的思想。从《识字的用途》一书中，我们会强烈感受到霍加特对三四十年前那种工人阶级生活的怀恋，这种乡愁也会是任何一个漂泊他乡的游子所能感同身受的，从某种意义上，他超越了工人阶级的界限，唤起了人们心中共同的思乡情结。然而，霍加特对过去工人阶级生活的怀恋，意不在否定出现的各种社会变革。他承认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健康情况、购买力、教育机会上的改进是令人感到高兴的，但他认为“相伴而生的文化变革并非总是一种改进，在某些比较重要的情况下却是一种恶化”，这种恶化有诸多表现，比如大众报纸的兴起正在消除多样化、“淫秽”杂志和性与暴力小说正在侵蚀年轻一代的心灵等，这些都是霍加特能够亲身感知和体验到的东西。霍加特这种感受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倒不如说是一种对过去生活的怀恋，他属于那种且行且珍惜的多愁善感之人。
也许，霍加特心中真正去抵制的是美国流行元素对英国的侵蚀。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感知到霍加特对美国文化的态度。美国的音乐、美国的电影、美国的连环漫画、美国的广告、美国的流行服饰、美国的半裸美女照和性小说等等，这些都被英国引进过来稍加改进，便甩手送到了英国人民手中。英国被美国化了，它被美国流行的大众文化所冲击，原有的英式文化和传统遭受重大冲击（关于英国的美国化问题，参见美国学者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所著《被美国化的英国：娱乐帝国时代现代主义的兴起》，蓝胤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147-148页）。事实上，这种状况早被F.R.利维斯所认识到。霍加特深受利维斯和利维斯夫人的影响，他承认从利维斯创办的期刊《细查》（Scrutiny）和利维斯派中学到了很多东西（John Corner, “Studying culture: reflections and assessments.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ggar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3, No. 2, 1991, p. 140.）。从某种意义上讲，霍加特也是利维斯的信徒，他把破坏工人阶级文化的源头指向了美国文化，因为英国国内的这些流行元素大都来自美国。在霍加特看来，美国文化毫无精致可言。如果说英国文化是“一个没有改进的炸鱼薯条店”，美国文化便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奶品店”。从这本书中，每当霍加特提到美国文化时，我们能从中感到他的厌恶和鄙视之情。霍加特反对美国文化，尤其反对美国文化对英国文化的侵蚀。
所以，我们并不能把霍加特明确归入新左派思想家的行列中去。他的思想带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他的内心有一种很强的反美意识，他能秉持一颗正直善良之心去进行文化批判。
四
《识字的用途》出版后受到人们好评，但没有想象中那么热烈。过了一年，鹈鹕出版社（Pelican Books）再版了这本书，其名字也出现在很多阅读书目和考试大纲上，这才引起轰动。阅读这本书，很多人似乎都能从中找到和自己相像的人生经历，这都归因于霍加特那种煽情的叙事手法和细致入微的观察。
霍加特既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又与他们不同，既身在其中又能高屋建瓴。把自己的经历拿来举证，有点口述史的韵味。此外，他借助很多音乐、饮食、服饰等习俗，选取大量日常用语、谚语、方言等话语，来描述工人阶级人民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霍加特虽然在描述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但他涉及了英国的各类人群。政客们、教育工作者、学生、时事评论员、新闻媒体人员、出版商、广告商、为人父母的人、军人等等，他们都能从中找到让自己宽慰的东西。或许，收益最大的当属那些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处境去向上攀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改变命运的人。勇于攀登之人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关键动力，他们各有各的奋斗史，他们有各自信心不足和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们也有成功后的孤独感和焦虑感，这些共同感受都能从霍加特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从某种意义上讲，《识字的用途》是一本真正的大众读物，它面向的不只是中下阶级这个庞大的群体，而是全部的人群；它讲述的不只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面貌，而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然而霍加特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旨在启蒙和唤醒他人，因为时至今日，“需要被唤醒的人比需要安慰的人要多得多”。
从霍加特那个无线电时代到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大众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今天，人们能第一时间同时获得相同的信息，能不断线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小情，可是大众化的结果似乎并没有霍加特想象的那样糟糕，世界仍然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势头。也许每个时代都在诉说着狄更斯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忧愁和烦恼，但这些问题最后总能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