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陶亢德编过的杂志我十有八九
现在回忆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旧书业尚处于“有钱就有货”的美好时光。我的朋友陆昕（代表作《闲话藏书》），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买旧书的。陆昕买旧书很特别，慢悠悠地和店员聊着闲话，店员也知道陆昕要找的是新文学旧版书，总是从库房里给他找书，这些书门市上是不摆出来的，价钱自然要贵上几成。某天店员给陆昕拿来俞平伯的《忆》，一般的旧书十块钱顶天了，可店员说：“这书少见，得要三十块。”那个时候我不大买旧书，倒是对民国杂志一见倾心，相知相守三十年，至今不改初衷。最初入手的是林语堂主办的三种小品文杂志，《宇宙风》《论语》和《人间世》。接下来，上海抗战时期所出《天地》《风雨谈》《万象》《鲁迅风》《杂志》等刊物相继落掌。禁不住要夸奖自己一句，没交一分钱学费，没走一步冤枉路，所购期刊杂志，自成专题，自成系列。
这些非主流的期刊杂志，带给我全新的阅读感受，同时带来许多非主流的连名字也没听说过的作家和编辑，如文载道（金性尧）、周黎庵（周劭）、柳雨生（柳存仁），周越然、纪果庵、苏青（冯和仪），还有陶亢德。自己偏爱杂志，因此见到文载道所写《期刊过眼录》（载《古今》）、陶亢德所写《谈杂志》（载《风雨谈》）更是必抢读而后快。《期刊过眼录》于我有购刊指南之作用，极其羡慕文载道所藏一百六十余种全份旧杂志。曾经冒昧地给金性尧先生去信，金先生称所藏早已“片甲不存”。陶亢德《谈杂志》载《风雨谈》创刊号，偏偏我缺，欲读而不得，很着急。已故藏书家倪墨炎先生当年主编《书城》，很好看的读书刊物，我想投稿，这样与倪墨炎先生来往了几回信。倪先生送我《风雨谈》第一、二期，我终于读到了《谈杂志》。读过之后，略有失望，陶亢德的“谈”与金性尧的“经眼”不是一回事。陶亢德题目应改为《谈谈我编过的杂志》，那样的话，我就不至于着急上火“先睹为快”了。陶亢德说：“自民国二十年起到三十年为止，我参与过的，共同发起的，主编的，手创的杂志，仔细算算已经十有四个，其中除一二个之外，其余的可说与我都大有关系。”陶亢德说这番话是在1943年4月，所谓“十四个”，后来有增加。
最近，青年学人祝淳翔编辑《陶亢德文存》，我获赠一套，非常高兴和感激。陶亢德女儿陶洁女士说：“我当时并不知道有一群年轻人对民国时期的文学有兴趣，其中就有小祝和他的朋友宋希於。”（《写在〈陶亢德文存〉出版之际》）早些时候，宋希於告诉我，1948年出版的《好文章》杂志乃陶亢德所编。想起十年前我写《〈好文章〉作者小考》之时，所据资料只有那么少的几句话：“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陶亢德柳雨生等），有个出版社愿意为他们出版一个小本子丛刊，条件是：内容不得触犯时忌，不能用真名。”如今确定为陶亢德所主编，功劳应归于“小祝和他的朋友宋希於”。我也来蹭一点喜气吧，那天宋希於把“热气腾腾刚出锅”的《陶亢德文存》递给我时，我问他：“年纪轻轻为啥对那一时期的人物如此有兴趣？”小宋的回答大出意外：“我是看了您写的《北平何挹彭藏书记》后开始关注的。”果不其然，小宋对何挹彭生平的深入考索，远远超过我的所知。
论实干，我干不过年轻人啦，一百万字的《陶亢德文存》乃祝淳翔一个字一个字地用电脑敲出来的，真了不起。看得见的只是表面上的一百万字，看不见的心血还有许多呢，陶洁说：“因此，要肯定一个笔名，小祝需要做很多考证工作。”对《陶亢德文存》的问世，之前我“乐观其成”，之后我“坐享其成”。良辰吉日之际，我来做一件久已有意的事情，数一数陶亢德编过的期刊杂志，我实际拥有多少。陶亢德生于1908年11月8日，整整一百一十年之后的今夜，月明星稀，万籁俱寂，“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据祝淳翔的考核统计，陶亢德参与其事的刊物，大致有这些：《白华》《生活周刊》《星期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宇宙风乙刊》《西风》《宇宙风·西风·逸经非常时期联合旬刊》《大风》《天下事》《天下事港刊》《古今》《中华周报》《东西》《风雨谈》《中华月报》《好文章》。这些刊物里《白华》我一本没有，连名字也是刚刚知道。其余十七种寒舍均有存藏，全套无缺首尾相接的是九种，自忖成绩很不坏。
我不大喜欢《生活周刊》，尽管它闻名遐迩。林语堂旗下的《论语》《宇宙风》《人间世》三大杂志，我认为非常之棒。《宇宙风》总出一百五十二期（1935年至1947年），收集全了的难度不亚于十秒内跑完一百米。因为抗战的缘故，《宇宙风》后面的一百多期，一直处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状态（上海—广州—香港—桂林—重庆—广州），既便是上海的老订户也难以集全。陶亢德晚年在回忆录里说：“《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纵有千错万不是，可也有它们的一定的业绩贡献。这些贡献影响之大，我在前半生是意想不到。”哪里有什么“千错万不是”？哪一寸国土是由《论语》手里丢掉的？哪一个战士因为读了《宇宙风》而丧失斗志？哪一位读者因为读了《人间世》而玩世不恭？抗战时期一直不间断出版、顽强地坚持到抗战胜利的文学刊物，请问，除了《宇宙风》，还有第二家么？
不仅如此，《宇宙风》为了保存抗战烽火中的文学阵地，还出版了五十六期《宇宙风乙刊》，还出版了七期《宇宙风·西风·逸经非常时期联合旬刊》。一直被主流学界诟病的“论语派”文人们，“平日袖手谈心性”，真到了裉节儿上，大多数人并未忘记“临危一死报君王”之古风。
写到这儿，我插一个与“论语派”不相干的例子，来说明“厚此薄彼”的不公平。巴金主编的《文丛》也是一个“且撤且出刊”的光荣战例，也是抗战时期作家们英勇无畏的表现。《文丛》在上海创刊，出到第五期（1937年7月15日）因“七七事变”停刊。1938年5月转移到广州《文丛》复刊，复刊出了三期，局势又趋紧张：“为了敌人狂暴的轰炸，使我们的工作无法继续下去，于是有两个月了，《文丛》没有能依时出版。”12月20日《文丛》撤到桂林续出第四期。第四期上巴金在“写给读者”中悲愤交加地诉说：
本期《文丛》付印时……，我以为在十月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看见它摆在广州市内的书店里。可是稿子还没有全部排好，大亚湾的炮声就隆隆地响了。我每天几次炮去印局催促，回来连夜阅改校样，结果也只能在十月十九日的傍晚得到全部纸型。那时敌骑早已越过增墙，警察也沿街高呼过“疏散人口”了。第二天夜里我们就仓皇地离开了广州。我除了简单的行李外还带了本期《文丛》的纸型，我就带出这一付纸型！21期的《烽火》虽已全部排竣，可是没有被制成纸型的幸运，便被毁在21日广州市的大火中了。我带着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在敌人的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居然没有把它遗失或损坏，这倒是我料想不到的。现在能够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册，散布出去，在我也算是了却一个责任。我自然是高兴的。这本薄薄的刊物的印出，虽然对于抗战的伟业无何种贡献，但它也可以作为对于敌人的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够摧残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桂林。
遗憾的是陶亢德没有机会来诉说与巴金相同的经历，便被历史的漩涡卷入深渊。
《大风》《天下事》《天下事港刊》《人世间》四本刊物，抗战的气氛非常浓烈。《大风》发刊词尤为壮怀激烈：“《大风》旬刊之产生，筹备之经过，简略报告，数言可尽。溯自卢沟桥事变发生，民族存亡之大决战开始。平津冀绥晋沪杭相继失守。文化事业，最受摧残。我同人等既从事文化事业，何能袖手旁观而轻卸为国为民之责？”守土之责，文人理应承担一份，惟“相继失守”之后，守土与守节，文人即面临“不可承受之责”，真正能够做的实在有限，幸与不幸，难说得很。《大风》坚持出版了一百零一期，要知道，就算是和平时期，一百期也是文学刊物难以逾越的大关。
《陶亢德文存》带给我的意外之喜不止上述这些，祝淳翔发掘出二十来岁的陶亢德竟然在《红玫瑰》杂志上发表过大量短篇小说。我作为杂志癖者，欣然宣布，《红玫瑰》杂志总出二百八十八期，寒舍存藏二百二十八期，陶亢德少作悉数在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