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启示录｜中国与大战：弱国的内争、外交和变革
【编者按】
一战的爆发和中国的参战问题引发了列强在东亚势力消长和外交角力，也加剧了中国各方势力间的明争暗斗。最终，中国加入了协约国一方，也赢得了自1840年以来首个“战胜国”身份。但中国是一个弱国的现实并未改变，而那个时代的中国外交官在一战后的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可说是为弱国如何办外交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在这背后，更重要的是由一战所带来的一系列冲击给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和自身的变革提供了契机。
本文是“一战百年启示录”收尾的一篇。但关于一战后的中国外交，以及战后世界秩序安排的故事，还未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外交第一次真正走上世界舞台，一战后中国外交取得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最重大的胜利。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混乱和变化，孕育出了许多新的革命要素，把中国革命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战期间日本的威胁
1914年7月一战爆发时，中国的政局正处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之际。此时距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共和政体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结束了长达二千余年的帝制时代。但这次革命并不彻底，共和体制只是草创，共和思想薄弱。相继成立的国民党和其他政党各谋私利，很少有人关注民主和民生等重要的任务。全国各地新旧潮流剧烈冲撞，政局紊乱。列强乘中国政局不稳之机，极力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边疆地区政治混乱，国家前途至为危险。
日本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强敌。日本利用欧洲陷入大战、英法德等国无暇东顾这一天赐良机，推行扩张政策，寻求在亚洲的优势和霸权。欧战刚一爆发，日本便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撤出其青岛租借地。德国1898年从清政府租借山东的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租期为99年。中国本可以接受协约国的建议参战，从德国手中收复山东，但日本不同意。1914年8月6日，袁世凯政府宣布在战争中保持中立。随后，日本军队不顾中国的主权，从山东登陆，不仅攻取了整个德国租借地，而且控制了青岛至济南的铁路。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并要求其保守秘密，声言如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袁世凯深知中国的贫弱，无力抵御日本的侵略，只得答应与日本举行谈判。
如何对付日本明目张胆的恫吓敲诈，成为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内容是关于山东。日本要求中国预先同意日本可能最终与德国达成的有关山东省的协议，日本有权修建铁路，开放港口（未指明）予以通商，其他列强不得享有日本在山东的任何特权。第二号是关于南满（当时日本称中国东北为“满洲”）和内蒙古东部。日本实际要求把这两地变为保护领地，控制铁路，日本企业享有完全的经济自由，其他外国企业不得染指。第三号的内容是关于长江流域。日本要求垄断汉阳、汉口、武昌等地区的矿山和钢铁厂，日本有权在长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修建铁路；第四号只有一条要求，即中国不得将任何港口、海湾或岛屿转让给除日本之外的任何国家。第五号的内容最过分，日本要求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做政治、经济和军事顾问；一些重要城市的警察由中日共同管理，而人员配备日本人应占多数；中国的军火至少50%应从日本采办，或者购自将要建在中国的日本军械厂；日本有权在福建优先发展工业；日本有权在中国宣教，传播他们所推崇的道德规范。
很显然，这些要求意味着中国将完全丧失主权，并沦为日本的附属。日本要求尽快得出结果，在最短的时间内签订条约，袁世凯虽极力拖延，并设法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美英等国，指望其为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而出面干预，但收效不大。5月，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缔结了这项条约。
对于是否参战的考虑
1917年4月，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并随即参战后，中国是否应加入对德作战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据《顾维钧回忆录》所记，美国和英、法等其他协约国驻华公使们多方劝诱中国参战，并许诺如果中国参战，会保证中国取得大国的地位。此前，面对德国潜艇战的压力下，英法等国希望日本派海军参与欧洲战事，为此与日本达成密约，同意其在华的特殊利益。于是日本也改变立场，推动中国政府对德宣战。
当时中国外交界人士对于战争局势已看得很清楚，美国参战后，协约国必胜。因此提出建议，为在战争结束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使山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必须参战。这一建议得到了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继黎元洪之后任总统，详下文）和总理段祺瑞的支持。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坦承，他当时只是从外交的角度提出对策和看法，对于北京和全国的舆论并不是很了解，实在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竟然会引起巨大的动荡和内乱。
孙中山对于当时中国政治局势有清楚的认识。当时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分裂状态，南北分治，北京的北洋政府是得到列强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军政府人士相信，中国参战后，北洋军阀将更容易地从美国、日本，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得到各种援助，对南方发动军事进攻，因而坚决反对中国参战。1917年3月便致电北京的参、众两院，要求两院否决一切有关参战的议案。随后又致电日本和英国政府，说明中国不应参战的理由。当年5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指出，“德国将来之野心，诚不可知，论其过去与现在，实可谓之侵犯中国最浅、野心最小者……论其前事，德之占胶州，罪无以加于他国。而今者，胶州已归日占，更无德人危我领土之虞。”英国、法国、俄国、日本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侵犯，野心之大，远超过德国。“侵我较多者则助之，侵我较少者则攻之”，毫无公理可言。中国参战，只不过是想得一时之利，但“一国之地位能否上进，须视自力”，认为中国加入“可以一跃成为头号强国，外交从此顺利”，纯粹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当时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是国会，经过持续几个星期的斗争，总理段棋瑞未经国会与黎元洪总统的许可，便于5月14日对德宣战。这一决定引起了很大的混乱，黎元洪随后解除了段祺瑞的职务。6月，安徽督军张勋率军进入北京，解散了国会，于7月1日重新拥立溥仪登基。十多天后，张勋再度被北洋军逐出北京。最终，依靠日本财政支持的段祺瑞重新执政，黎元洪下台。1917年8月2日，开战整整三年后，中华民国政府国务会议正式决议对德宣战。但中国参战只限于取消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没收敌产、废除条约等，不派军队而是“以工代兵”，向欧洲战场派遣中国劳工。段祺瑞政府得到了日本借款，用于对付南方军政府，即所谓“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一战后的外交成果
中国参战的决定，最终的确使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处于屈辱的地位，受到从1842年《南京条约》至1901年《辛丑条约》这一长串的不平等条约的约束。由于屡屡被迫割让领土，中国的领土完整早已不复存在。由于列强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中国的主权早已被严重侵犯。中国决定利用参加巴黎和会的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向世界鸣此不平，以争回一些失去的权利。除此之外，更急迫的是期望得到各国的支持，废除日本加强加的“二十一条”，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山东。
中国代表团满怀热情，把和会看成是忠实于民主、自决、保护弱者原则的公正法庭，但冷酷的国际政治现实使中国失望至极。中国代表团首先被告知，和会并不是为了调整昔日所有的国际间的恩怨而召开，而是为了解决战争结束后出现的问题而召开，因此，只有山东问题被列入了议事日程。而日本为了使其占领山东的行径合法化，已于1917年分别与俄、英、法、意等列强签署了秘密协定，列强同意在将来的和平会议上支持日本在山东的地位。同年11月日本还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承认“领土相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即日本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而日本则口头支持门户开放政策。此外，日本还出示了1918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之间的秘密协议，根据协议，日本给北洋政府2000万日元的贷款，以获取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在各要塞驻军，及训练指挥中国路警的权利。
协约国因为与日本有秘密协议，所以支持日本的立场。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一度支持中国的立场，但最终被协约国代表和他的顾问所劝服。1919年4月28日，巴黎和会支持日本的立场，裁决了山东问题。面对举国的强烈抗议浪潮，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1919年6月28日举行的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拒绝了《凡尔赛和约》。
美国为了纠正巴黎和会在解决山东问题上的错误和其他遗留事项，于1920年开始计划召开另一场国际会议，这就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的华盛顿会议。在远东和太平洋有切身利益的9个国家英、美、 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参加。中国代表团再一次满怀希望而来，并提呈了一份九点建议书，要求与会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相互之间停止缔结有关中国的条约，尊重中国在未来战争中的中立权，废除在政治上、司法上和行政管理上对中国的所有限制；再次审查外国在中国的所有特权、治外法权和租界，为其承诺设定时间期限。这个提议得到美国和欧洲代表团的同情和响应。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的建议被合并为四项总原则，而且最终被写进了1922年2月6日《九国公约》的文本中。签约国同意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放弃进一步追求势力范围的企图，尊重它战时的中立，尊重所有国家的平等商业机会。列强也分别同意于1923年1月1日关闭除了租借地之外的所有在华的外国邮政所，允许中国增加进口关税。
在美国和英国的善意帮助下，中日两国在山东问题上直接谈判。当时世界舆论，尤其是来自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压力，最终迫使日本放弃了山东，只保留了一些经济权利。中国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达到了大部分目标，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国家的“永久不败之基”
在一战期间，19世纪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思潮，相继传到了中国。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置，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加速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猛烈爆发。一战期间爆发的“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在俄国成为现实。令中国人民特别感到亲切的是，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7月4日和1919年7月15日两次宣布，愿意放弃旧沙俄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显示了一种主动和单方面的友好姿态，与傲慢的帝国主义列强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很快便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带来了一股澎湃的思潮，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一个知识酝酿和思想激荡的年代，西方列强仍然在中国行使着特权，外国人继续趾高气扬地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租界一如既往地存在。日本人还在控制着南满铁路，把它当作侵略的工具。为民族主义所激励，中国人民开始了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勃然崛起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最终与社会主义这两股浪潮合而为一，从而形成了无比巨大的历史洪流，不仅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一战时期的中国外交，留给后世许多重要的启示。硬实力自然是外交坚实的后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弱国就一定无外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拒绝签署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和约，为此后山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最终中国外交官在华盛顿会议上成功遏制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这成为弱国外交的一个成功案例，也为中国外交留下了精彩的一笔。这当然有赖于中国当时拥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了解国际政治，并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外交官。而推动这些外交官努力去护卫、争取国家利益的，则是当时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中国在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所迸发出来的“独立不屈之精神”。欧洲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问题的处置表明一战的结果并非“公理战胜强权”，而是在昭示“强权即是公理”，在这一刺激下，中国人民独立不屈的精神通过“五四运动”展现于世。这说明中国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在面对西方强权欺凌时要么沉默地忍受，要么表现得无关痛痒。孙中山当时就曾指出，一国“存在之根源，无不在于国家及其国民独立不屈之精神，其国不可以利诱，不可以势劫，而后可以自存于世界。”“凡其国民具独立不屈之精神者，人以尊重其独立为有利，即从国际利害打算，亦必不敢轻犯其独立。”无论在任何时候，“独立不屈之精神”都是国家“永久不败之基”。这些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熠熠的光芒。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