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说|李方平:昔日入狱的“合同大王”卷土重来了

风马牛/冯仑风马牛(微信公众号)
2018-11-21 12:02

“合同大王”李方平。

36年前,温州“八大王事件”主角之一的“合同大王”李方平,因“投机倒把”入狱;平反后,他被迫远走异国他乡,然后回国再创业。如今,这位历尽千帆的63岁草根商人华丽转身,成为国内唯一、全球第四个自主研发人工耳蜗的企业的掌舵人。

1955年,李方平出生于浙江乐清的一个农村家庭,在他念五年级的时候,“十年动荡”就开始了。因此,李方平只能帮着家里干农活。

那时候,李方平有个邻居在柳市镇公社做供销员,跑些螺丝钉之类的配件业务,他经常鼓励李方平同他一起出去走走。恰在此时,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他有“贵人来助”。于是,李方平背着包就跟邻居一起去了上海。

1973年的上海,热闹非凡,全国各地的供销员都相聚于此,旅馆的大通铺里躺着天南地北的人。闲聊中,李方平发现许多工厂都需要产品,而那些产品恰巧在柳市有生产,并且十分廉价。回到家里后,李方平便决定自己来做供销员。

“我拿着地图,坐火车先去标红星的省会城市,然后就顺着火车站和铁路线,在沿途找工厂谈合作。”无论刮风下雪,日晒雨淋,李方平都奔走在谋生的路上。

因为业绩突出,改革开放后,小有名气的李方平被聘请到乐清防腐器材厂。3年时间,他从供销科长做到副厂长,给厂里和县里其他几个工厂带来了大笔订单生意,通过挂靠或者与个体户合作的方式将乐清的五金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合同大王”。

1981年,李方平从上海买了第一辆轿车——菲亚特,一时风光无限。

上世纪80年代初,民营经济萌动,在商业局势并不明朗的当时,一群迫于生计的温州人,在旧体制的缝隙中,努力并艰难地寻找商业火种。

然而在1982年,全国经济趋热,四处乱冒的个体私营经济对原有的计划体制造成冲击,迫使中央发动经济整肃运动。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严厉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在风声鹤唳中,因发展民营经济而备受争议的浙江省温州地区,再度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当地赫赫有名的“八大王”:“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以及“合同大王”李方平,均因“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或进学习班,或被判刑,或被全国通缉。唯一逃脱惩罚的刘大源,在整整三年里,也像老鼠一样地四处躲藏,从垃圾箱中捡食。

对柳市“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公然与国企竞争了。在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八大王事件”一直如乌云笼罩在温州上空,温州市工业在1980年的增速为31.5% ,到1982年却下滑为-1.7%,其后三年一直徘徊不前。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争议与博弈长期在温州存在。在一些人眼中,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它是市场经济的圣地。每一次的观念交锋,温州总是首当其冲,对这座城市的评价,成了改革立场的“温度表”。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

“在牢里从夏天待到冬天,还以为要被杀头,没想到能活下来。”李方平感慨道。出狱后,他很快便只身离乡,前往上海,凭借积累的生意网,继续做老本行——电缆买卖。

“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计划经济时代,紧俏品都是供不应求,李方平的生意规模也因此越来越大,在上海拥有多个店面,家人都过来帮忙。

“那时候,我们已经能够自己开订货会,把全国各地的客商聚到上海,在和平饭店办订货派对,连老外都觉得这是件够新潮的事情。”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李方平又遇上了中央经济秩序整顿。已经害怕历史重演的他到处咨询这样挂靠经营到底合不合法,但谁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后来有人建议他最好是出国,为此,李方平花了100万办好去泰国的手续,结果很快被没收了护照。调查组认为李方平如果不搞资本主义,哪来的钱在和平饭店租办公室?

最后,结论便是所有在饭店的开销李方平都必须自掏腰包,不得报销。补交完这笔钱后,李方平和家人立马“逃离”到泰国,而后前往加拿大从事国际贸易。“刚到加拿大,语言不通,文化程度也低,只能开小超市、小饭店。过了几年,觉得很憋屈,待不住,经常回国。”

1996年,随着市场经济步入正轨,国内法制逐渐完善。那一年,中国房地产开始扩展市场,从中看到商机的李方平回国开发建造了杭州庆春路上的嘉德广场和泰安嘉德现代城。

2005年,李方平和加拿大邻居的一次聊天中偶然得知,以曾凡钢、付前杰为代表的旅美的中国科学家掌握着世界先进的人工耳蜗技术。他一下子意识到中国有许多聋哑人,却没有国产人工耳蜗,进口价位又非常高,于是冒险决定进军人工耳蜗领域,即便亏了也值得。

李方平很快便奔赴美国与曾凡钢等顶级专家商讨此事。一年后,他倾囊而出,投入300多万美元,先后成立美国和杭州的诺尔康公司,专注人工耳蜗研发。

最初跟美国加州大学洽谈合作时,李方平前三次上门都被一口拒绝,直到第四次去时,他的诚恳终于打动了对方。

将技术转化成产品并不像计划中那么顺利。“我们要把一张桌子大小的电路板集成到硬币大小再植入体内,还要确保产品的长期生物兼容。单单攻克这个难点,研发中心就花了两年的时间。”李方平说,“一开始,专家团队预计3年、300万美金拿下。结果3年又3年,到2010 年,公司已烧掉了近1.5个亿。最难熬的时候,连工资都发不出,我抵押房产把资金垫给公司,公司股东也纷纷解囊相助。”

彼时,濒临绝望的李方平忍不住给参与项目的儿子李楚打电话:到底能不能成功?如果不行,要不就算了。儿子在电话那头安慰父亲:再坚持一会!就在最艰难的时刻,高盛等资本找到了李方平,诺尔康迅速扩大了产能。

2011年8月,诺尔康拿到了国家药监局的人工耳蜗三类医疗器械生产证书,成为国内唯一、全球第四个自主研发人工耳蜗的企业。促使进口人工耳蜗的零售均价,由以前的25万元/台下降到15万元/台,诺尔康的产品价格约为7万元/台。

如今,诺尔康人工耳蜗已占到国内约17%的市场份额,在技术指标、稳定性、可靠性等方面跻身世界先进水平,并销往印度、哥伦比亚、西班牙等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国内这个保守估计就有6000亿元的人工耳蜗市场,李方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只是他布局神经电子行业的第一步。

“我这辈子梦想做成三件事:让听不见的人可以听见,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让看不见的人可以看见,这方面的产品已经在研发阶段;让站不起来的人能够站起来,目前也在研究当中。”

除李方平外,昔日的其他“大王”已在岁月的重叠中逐渐复归于平静。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反映了温州的发展,同时,也戏剧性地展现了国家政策在历史的反复中对民营企业的调整与变迁。

“八大王”中,每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与对挫折的不同体悟,也因此选择了自己的另一种人生。对于这世间苦苦奋斗、抗争的人来说,短短的一生,有如此大的挫折,其影响必定是深远的。

每一个在市场行列中的前行者,才知道迎面而来的逆风有多凌厉而绵延不绝。从上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担忧”到新千年初的“国进民退”再到现在“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民营经济曾经发育,又曾被彻底消灭,现在又开始长大。未来,民营企业家们能坚定有力地走多远?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原题为《昔日入狱的“合同大王”卷土重来了》,作者风马牛。澎湃新闻获授权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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