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 | 中国海外研究的未来：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公民

2018年7月30-31日，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召开“海外社会文化研究的新语境与新问题”研讨会，特邀牛津大学人类学系项飙教授与国内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进行深度交流，分别就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局限和挑战，开展海外社会文化研究的新语境与新问题，以及学术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对话。项飙着重阐述了他在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目标、理论、思考力和区域研究范式等问题上的思考。本文首发于《探索与争鸣》公众号，原文标题为：《项飙 | 海外社会文化研究的价值和乐趣在于捕捉新问题》，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海外民族志如果不发展，会是中国社会科学甚至是中国整体发展的一个短板。一位前《金融时报》驻中国记者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中国在不能正常运行的国家（failed state），比如巴基斯坦，做那么多投入，中国的考虑不完全是经济上的；中国领导人可能有一种想法，是要通过援助改变这些国家的历史命运。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怎么发展，是当今人类社会中的很大的难题，很难找到解决办法，如果中国介入能给他们带来转机，那是一个巨大的贡献。那我们怎么去影响别人的命运？我们需要对当地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有非常细致的理解。需要发展出思考、处理复杂冲突的能力和技术，这对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光靠对贸易、国际关系的研究肯定是不够的。

海外研究究竟能做什么？西方的海外研究也都主要靠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拨款，但是学界很少会把研究的目的直接定义为为政府决策服务。他们怎么向公众交代？他们强调的是公民教育，即把公民培养为高度文明素养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有自我反思能力的国际公民。中国要做世界大国，就有义务培养这样的公民！

我们有时候比较愿意强调权力和学术的交叉，觉得谁不强调背后的政府势力插手就是天真，这当然不错，其实西方学者在这点上做了很多分析；但是必须承认，如果大部分学者不是抱着公民教育和世界主义的想法，西方的海外研究是绝对不可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公民教育的理念在中国是非常需要的。而且，现在这个需要也是非常实际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背包旅行、国际交往，对世界了解了不少，很想听到对世界各地的事情的分析。举另外一个例子，艺术家对我们的研究也有很现实的需求。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艺术家需要很多素材和经历，要理解不同文化中人的行为和想法，以进一步更好地理解自己，这也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所以从目标上看，公民教育可以是海外社会文化研究的重点。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提出三个层次的目标：第一，培养对海外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有深度理解的外事人才；第二，培养有世界意识、眼光的公民，一种新的公民文化；第三，在学术意义上，不是简单地向国际学术界喊话，获得别人的认可，而通过海外民族志更多地促进自我反思。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感”的问题。我们一些海外民族志研究没有问题意识，这确实是一个不足之处，很多国内研究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因为它们一上来就要提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很多时候，国内研究中的问题和问题意识是先验的，他那个问题是事先被主流话语、被老的知识定义了的。这样的问题意识只是把研究归入到主流话语，它不一定能推进思考。很多所谓问题可能是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内研究甚至意识不到自己需要基本的“问题感”，因为顺着已经定义好的问题往下说好像就可以了。而海外研究要发展一个新的世界观，同时也是新的问题意识。海外研究的对象和中国社会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不是已经界定好了的“天然”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个现象为什么值得关注、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是问题，做正面的论述。这就是问题化。海外民族志研究不仅要对已有问题提出解释和方案，而且要提出新问题，提出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这样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反思。如果我们有了问题意识，理论发展就会很自然。

什么是理论？

理论不是标签，不是要和谁对话。所谓理论是要对人的实践作出解释，对社会的存在方式提出质疑。理论就是系统性的、与习以为常的看法不一样的看法而已。这就意味着，在话题选择上我们不能一开始就去选择已经被定义得很清楚的话题，比如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一个被高度范畴化、定义化的话语，进去（到成型的话语中）后你很容易被它束缚。真正用理论眼光去看，要看到比这个更具体的东西，要看具体的人的实践经历，从这其中产生理论视角。然后经过长期的积累，再对大的范畴进行有效的反思。

中国学者，包括我自己，有一种“意义焦虑”，也可以说是主流化焦虑。老百姓婚丧嫁娶、春播秋收，其实都是有意义的，理论工作本来是要去挖掘这背后的意义。但现在好像一定要用一个大灯泡照着，事情才会有意义。我们要很严肃地对待这种感觉，人类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去解构这个东西。乡村打工的普通老百姓，那些十八九岁没法上学只能去打工的人，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尊严在哪里？我们要给他们话语空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换个议题的问题，从中心话题转移到边缘话题。这里面可以有比较深的思想。要做边缘性的事情并不容易，需要强大的文化心理和哲学支撑。江苏浙江出了很多商人，好像非常现实功利，但是也出了不少学术巨擘，他们的很多研究在表面上和现实一点关系没有。这二者之间可能是有关系的。浙江人做生意背后不是简单的计算，因为谁都可以做简单计算，关键是怎么落实，怎么拉下脸去做。这背后需要一种哲学积淀和心理支持，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学派。要把自己变成强有力的，一定不能自我矮化。要做有思想性的东西，不是简单地跟既有的问题挂钩。

这听起来很虚幻，但是也很简单。做人要有自己的定位，有自己的基本原则。政治、文化、哲学其实无非都是要处理定位和原则的问题。现在人类学在学术上有些自我矮化、自我猎奇，为什么这样呢？可能是为了以猎奇的方式来追求认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可能没有真正的问题感。前面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充满意义，这不是彻底的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尊严、平等和正义，这些不能随便相对化。其实只有坚持了一定的原则，不随便妥协，才能看出生活中的意义。第二个原因可能更简单但是也很根本，就是没有天真的好奇。欧洲的人类学学生去做那些研究，主要就是出于简单、朴素的好奇，就是对人的好奇，去理解人，看人是怎么回事。人的感受就是意义的一切。这和艺术创作很像。如果带着这样的好奇心，就必然要在调查点待上很长时间，必然要观察得很细致。学者的观察也是要解答自己的人生困惑。这其实是把梁漱溟和费孝通结合在一起了。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似乎泯灭人的天然好奇。我很少看到硕士或是博士论文是受好奇驱动的，很多研究是受命题驱动的。或说即使有他是受好奇驱使，在表达的时候也好像是意义一定要从大的范畴里人为地推演出来。

说到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我们必然要谈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这是海外民族志一定要处理的问题。钱钟书说，世界在哪里？世界在脚下，我在的地方就是世界。把自己的生命经历讲清楚就是把世界讲清楚了。世界不是中国之外的世界；中国不是世界之下的中国。把人的经历凸显出来，把人的经历打开来，里面就是世界。理论深度来自于这里。深度来自于“打开”，而不是靠“世界体系”、“产业链”、“价值链”这些外在概念的推演。

但是对经历的思考需要理论和概念。怎么去培养思考自己和他人的经历和经验的能力？大概从中学开始，我们就发展出一种意识，凡是要努力学习掌握的、有意义的东西，都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东西。而和自己直接有关的东西，比如个人兴趣，家里的日常实际考虑，都是不入流的，要故意压迫它。学习成了一个自我异化、自我矮化的过程。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我就是世界”的意识，都是在学人为构造出来的话语，然后学怎么用这套定性的话语搬弄出一个意义世界。但这个东西没有生命力。因为不真，所以不能帮助我们看出新问题来。为什么梁漱溟那些人可以用很简单的语言讲很大的东西？因为他们在用有机的语言讲，他要分析的世界和历史与他自己的生活很有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正式教育让我们丧失了那种能力，它要把你的个人生活和大的世界分开，是一种无机化教育。我们要把这种模式逆转，重新有机化。

我特别支持咱们海外民族志的事业，这不仅是学术，而涉及政治问题和人生问题。能不能自恰、自得地过一种边缘生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作为学者，如果能以这样的态度把问题讲清楚，影响到年轻人，提醒年轻人看问题的方式，用弱弱的、小心的声音提醒大家，生活里的多样性，那影响可能就是真实而深远的。我们可能改变不了世界，但是至少可以给大家一点尊严，一点勇气，一点清醒。

关键的关键当然是“做”。当然我们需要行动的思路、行动方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行动本身。我们比较擅长拉一个大思路、搭一个大架子。现在要申请资源要填表，就尤其需要这些东西。但是行动起来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成功的海外研究其实不一定要对世界体系有整体的把握，先把一个个点做好就好。先从我们自己有感觉的一个点一个点入手。至于这个点和那个点、点和大的面之间是什么关系，要积累一段时间后才能看出来。不可能等有了框架后再做具体的研究。还有要考虑和艺术家合作，和社会行动者、思想家、哲学家合作。好的艺术家和社会行动者不可能从框架出发，他们的长处是找到现实中有爆发力的节点。他们看到纠结的地方，看到矛盾，虽然不一定有答案。他们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慢慢摆脱程式化、程序化的议题和思考方式。还有现在很受欢迎的非虚构写作，它与民族志只有一步之遥，在精神上很相通。我们要思考非虚构写作为什么受青年读者欢迎？怎么样可以进一步培养这个兴趣？它需要我们人类学去呵护，给它带来营养。

思考力是团队的“气”

我们的团队应该是一个松散、开放，但是气场很足的团队。这个“气”从哪里来？我觉得可以是一种思考力。如果我们聚在一起，就自然地开动脑筋，如果我们聚在一起，就自然地比以前想得多、想得深、想到以前没有想到的东西，这口气就会有生命力！

我们现在的思考力不是很令人满意。很多学术会议上看不到这样的气。原因之一是我们急于下总结，给予一个意义。搞研究不应该是寻找答案，而是寻找新的问题。所以，学术做得怎么样，真不是聪明不聪明或者训练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取向问题、立场问题和风格问题。在这点上，汪晖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是受到鲁迅的影响，他对现成的东西总是不满意，不满意到快要绝望，但是又要抗拒绝望。这种气质里充满紧张，“气”很足。费孝通在和朱学勤的对话里提到，他觉得郁达夫的境界非常高，郭沫若则很一般，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觉得费孝通和郁达夫是很不一样的。费没有讲他为什么欣赏郁达夫，但是郁那种绝望感、反抗感、总是在把现实问题化，应该是一个原因。这也说明费的思路非常灵活，在不同的东西里看出不同的道理来。如果我们的团队是一个不断激发彼此思考的团队，那就很好了。思考当然是人的本能，但是要不断思考、有效思考、不断深入地思考，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小环境。希望我们的团队给我们自己营造这样的环境。

我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享受生活是持续思考的一个重要基础，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的来源。享受生活是一种能力。我去了英国之后，对他们这么重视音乐教育、体育教育、戏剧教育很惊讶，一开始觉得都是阶级再生产的现象，到了我成家有了孩子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生活可以比我原来理解的丰富得多。音乐、体育、戏剧、艺术对人如何处理生活中的问题、如何对待自己和别人，都非常有关系。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不会太轻易下结论，特别是负面的结论，而是会比较容易看出各种现象内在的道理来。懂得享受生活，可能就不会那么急切地去追求他人的认可，比较容易学会享受自己孤独的工作。这显然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

我自己最近学到的一点是，培养孩子懂得热爱有多重要。不管孩子喜欢做什么，我们要培养他懂得享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要体会到热爱一项活动是什么味道。这样的激情今后可以拓展到其他方面，他会知道自己真正的激情在哪里，怎么样激情地学习。而我们受到的教育是相反的，我们的教育不是激情教育，而是意志教育，是告诉孩子要有意志去克服自己的兴趣，去咬牙搞那些自己不感兴趣但是老师家长觉得重要的东西。我对自己不满意，这些年做的不好，和缺乏这样的生活修养是很有关系的。正因为这样，我希望推人类学，希望中国的学生，不管搞什么专业，有着基本的人类学的修养和生活修养。

思考就是要捕捉，捕捉生命经历，也捕捉自己的思考过程，不断去发问。目前一些民族志研究缺乏“思考感”，那种让读者感到你在思考、在发问，同时也搅动读者心绪脑海的那种感觉。思考感最强的文本当然是哲学反思，但是人类学无非是有具体的人在里头的哲学。和哲学一样，人类学也要面对一些本源的意义问题；但是它不是通过演绎，而是通过人的具体经历来思考这些问题。写出哲学化的东西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实际上，哲学和文学也很难区分。从人类学来看，哲学文学都一样。古典时期的哲学家，像是亚里士多德，到现代哲学家，像萨特，都写诗论、戏剧。艺术的魅力不在于平衡、华丽、美，而是在于颠覆、悲怆、警醒。它要让你的心、你的脑动起来。

民族志和艺术工作非常像，也在于它们都要跳出现成的概念。对老百姓来说，经济、宗教、情欲、社会和文化都融在一块，也没有必要区分。我们写文章，把生活区分成经济、宗教等等，这样写也可以；但是更挑战一点，就是去打破、跳出原来的分类方法。盯着模糊的原生态看，看出另一条线来，比如欲望（私欲、公共化的欲望）、权力等等，试着拿这条线去把人的经历穿起来，看看这样做是不是能够呈现新的东西，提出新的问题。这个需要不断摸索不断试验。这就需要大家不断聊天，互相刺激。

中国学术对国际学术应该有推进。当前国际学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分专业化和程式化。亚洲学者在这方面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他们发表了很多文章，为了发表，他们把研究变得非常技术化，背后的大关怀很弱，历史感和政治感很弱，造成了一种去政治化、去历史化、技术化的发表场域。这在表面上给中国学者打开了一定的空间。中国学者在不了解英文学术传统和没有理论基础的情况下也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出东西，但从长期来看，这可能是个陷阱。要真正与西方原创性思想对话的话，还是要回到根本上来，要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深刻认识。西方的学术本来就是大白话。比如“社会合约”的概念，这个概念本来就存在的，在十七世纪系统化一下就成了理论。然后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称不上“学者”）互相根据自己对实际情况的理解进行辩论，理论就逐步丰富了。这对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学者是个很大的挑战。别人的大白话成了理论，而我们不但不能把自己的大白话摆上台面，还要把别人的大白话当作我们的基础话语，这不是很累？我们很容易丧失了捕捉到自己的问题、原创的能力。

那么中国和其他世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大家可能注意到，南亚产生了很多思想家。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问题与西方的问题是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问，为什么农民在印度独立中起了那么大作用，可是独立后的印度国家基本上就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农民没有得到利益。要问这些问题，就要追溯到了殖民主义历史，一旦追溯到殖民历史，理论资源就很丰富。比如西方国家在西方讲平等自由的同时，在东方实行殖民主义，这种张力怎么处理，就很有意思了。但是东亚在这方面比较缺乏。我们的历史和政治与欧洲的基础性社会理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认为汪晖老师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抓住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诉求和承诺出发，来分析现实的情况。这套意识形态和经验是系统的、是实在发生过的，是和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直接关联的，所以这是一个靠谱的理论资源。要一步到位做到这个高度是不可能的，这要靠长期积累。这样，和朋友的讨论很重要，给你撑气。我自己的经验是，在和其他人的聊天中，经常能够看到更远的地平线。

区域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在西方是主流社会科学的一大块。欧洲和美国的传统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说的区域研究主要是美国产品，和美国参与二战有直接关系。比如“东南亚”的概念，来自于美国对太平洋战场的区域划分。在冷战结束之后，区域研究在美国面临很大的危机，大家觉得被认为它没有自己的理论，只是在搜集基本信息。同时大学的大部分系所和教职都是按学科设置的，区域研究的毕业生找工作也不容易。但区域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重量级社会科学家，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认为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的最大不同是，搞区域研究的人对他们研究的区域是有感情，有投入的。他在九十年代末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任期演讲上，把在印尼领养的两个儿子带上台来站在他身边，来强调这一点。安德森的研究和其他政治学家是不同的，他要理解到当地人的意义、想象和文化，这样民族主义就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冲突就不仅仅是战争，而且也是很复杂的心理过程。他做了很多与一般学术无关的工作，包括翻译印尼本土小说，发掘出被遗忘的历史人物。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名利没有兴趣，因为在他的大脑里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如印尼革命、泰国王权等等，大脑被这些问题占满了。他理解什么是权力，什么是军事，什么是国家政治。他把握大的背景，用开放的眼光看历史，他是真正的人民的思想家。

欧洲由于殖民主义的历史，他们研究世界是自然的事情。在欧洲的世界研究中，除了殖民主义，宗教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费正清的老师威廉（苏慧廉）是牛津大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教授，他在温州待了20年，传教办学校，让我震惊的是，他不仅能读中文，写中文骈文，而且他把整个《圣经》用拼音字母翻译成温州话。这种投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们在为殖民主义服务。他们是在那种情怀下了解各个地方的民俗风情，是以人类学的方式理解非西方社会的起源。上世纪中叶以来，各殖民地区纷纷独立，独立过程中如何与地方领袖谈判？怎么界定独立后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和欧洲的现代政治是什么关系，和当地的部族社会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激发了很多真实的思考。这可以说是欧洲模式。

美国在一战时期先是自我孤立，在卷入一战以后，《威尔逊十四条》对世界格局提出新的展望。二战之后成为美国成为一个帝国式国家，对世界的兴趣明显增强，同时美国又要把自己和欧洲的殖民主义切断，要促进各个民族国家的独立，至少是形式上的独立。虽然美国派出了很多传教士，但是他们对研究的影响好像不太强。相比之下，二战期间对各地的军事情报搜集和分析，为区域研究提供了基础。一批士兵受了很好的语言训练，战后回到大学读书，成为区域研究的领军人物。美国区域研究的政治化色彩或者说意识形态化色彩比较重。一方面，区域研究一直和政府、军方的利益分不开，先有二战，再有冷战。另一方面，对这一格局的反动也很强烈，比如1968年成立的“关切的亚洲学者委员会”以及《关切的亚洲学者通讯》（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是一个激烈的反越战、反政府、毛派学术团体。这两个传统——也许可以叫做建制派和反对派的传统——都还在。但是学术界至少在面上的共识是，区域研究应该从被研究区域的利益和立场出发，而不是从美国出发。

今天中国学者对世界的兴趣，和早期欧洲、后来美国的学者都不同。首先是历史环境的不同。今天中国的世界研究，是在和平推进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和所说的“中国崛起”、“西方式微”趋势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还看不出中国的世界研究会形成怎么样的风格，但是我感觉我们有很强烈的中国关怀。大家反复讨论这个或者那个研究对中国有什么意义，都要从中国出发，至少要和中国靠上。在欧美，这是一般学者要刻意避免的潜意识。

日本的区域研究有比较长的历史，明治时代的区域研究相当发达，像白鸟库吉这些人，视野非常开阔，非常有想象力。他们的研究是超出国别的，比如提出“回族圈”的概念，贯通整个欧亚大陆，像“东亚共荣圈”，对亚洲概念重新梳理。同时日本学者也做了很多民族志调查和历史研究，大家知道的满铁调查就不用说了，东京的《东洋文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藏语蒙语的文献所在地之一。这些研究和当时的日本崛起、和军国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日本二十世纪初的思想也是很复杂的，里面既有右翼的军国主义倾向，也有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倾向。到底为什么军国主义最后胜出，而其它的力量被扼杀，可能是一个永远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当时的区域研究要效仿德国，有很强的要和西方平起平坐、甚至挑战西方的动机。他们受文明论的影响很深，宏观叙事，而对地方社会的具体怎么变，具体的生活方式，没有打开。因此，虽然他们做了不少记录、整理，但是基本上是“东方学”式的，没有提出新的问题，研究没有反思能力。很多宏观的有想象力的说法，很快成了为塑造帝国的世界图景，为日本军国主义开拓服务的工具。一旦军国主义崩溃，这个传统就突然一点生命力都没有了。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