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丨顾符稹：一位十足铁杆的遗民山水画家
明末清初，出现了一大批遗民，如顾炎武、王夫之、陈洪绶、王时敏、傅山、张岱等。所谓遗民，简单地来讲，就是身处新旧王朝交替之际，不参与新朝科举，也不出仕当官，忠诚于旧王朝的人。江苏兴化的顾符稹就是其中一位。这位生于明崇祯年间卒于康熙年间的山水画家，世人对其知之甚少。“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今刊出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员陶喻之的《关于遗民画家顾符稹》一文，从顾符稹生平疑年及山水画特点、顾符稹与王士禛的交往、明末清初遗民状态等方面来讲述具有十足铁杆的遗民画家的文人情怀。
关于顾符稹其人其事，多年前笔者从事美术史研究时略有涉及，此间拟综合论证的是有关他以下的几个议题。
一、关于顾符稹的出生疑年问题
顾符稹的出生年份，一般认为在明末崇祯七年（公元一六三四年），这一结论由后来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1733-1818）诗“少于石谷（王翬）才三岁”句解读推算得来。而且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其《山水图轴》款署“庚辰（康熙三十九年，公元一七零零年）仲秋……时年六十有七”；广东省博物馆藏其《青绿山水图轴》款署“乙酉（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零五年）八月时年七十有一”；上海博物馆藏其《松下读书图轴》款署“己丑（康熙四十八年，公元一七零九年）仲秋……时年七十有六”。等等，都可折算出顾符稹生年为崇祯甲戌（公元一六三四年）。
但是，一九七五年九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至乐楼藏明遗民书画》著录其《蜀道图轴》，却将其生卒年定为一六四三至一七一六年；可事实上，这幅《蜀道图》有顾氏明确款署“乙未（康熙五十四年，公元一七一五年）初秋……时年八十有一”。但图录罔顾自述，竟将创作年份归于一七二四年（甲辰，雍正二年）。估计这很可能是受到了清末书画鉴藏家方濬颐于《梦园书画录》一书中有关《昭阳顾符稹画〈纵棹园图〉》记载的影响，即“乔石林（宝应乔莱字石林，1642—1694）前辈《纵棹园图》乃兴化顾符稹所画，与渔洋（即王士禛）同时”。从而把顾符稹生年等同于王士禛，又因笔误一六三四年为一六四三年使然。这恐怕是顾符稹生年被误会为一六四三年唯一的合理推测解释，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理由可循。
而这件绘画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目前已知顾符稹平生最后一幅有干支纪年的传世画作；也是表明作者八十一岁尚在人世，并且还在从事精工细笔的山水画绘制。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六卷》中所录的山东省济南市博物馆藏顾氏《曲水流觞图卷》，其中画作落款年龄为“七十三（康熙五十五年，1716）”。而此图未见刊印图像，款署情况不明。但据已知顾氏款署惯例和遗民不署年号情况分析，当年他必署“七十有三”而未署干支纪年；只是由于著录者仍将其生年因袭前谬按一六四三年计，遂有作于一七一六年之陋；否则，若署干支兼七十有三云云，必无一七一六年记录。
至于错误由来的缘起原因，始作俑者势必是《至乐楼藏明遗民书画》错讹误导在先，而步其后尘者以讹传讹，将错就错。《曲水流觞图卷》的真正创作年份应该在一七零六年（康熙四十五年）。
顾符稹走南闯北，平生涉足诸多名山大川，得益于游历登临而充满胸中丘壑，因而其笔底景致，多取材于真山真水而逼真天成，断无摹古失真，缺乏自然生气败笔。至于他的旅行足迹乃至本身惊人容貌，大抵可从同乡王仲儒（约1644—1698）《西斋集》中的《送顾瑟如之灵宝兼过洛阳》诗可知，以及从顺治、康熙时期杭州文人王晫的《赠扬州顾瑟如》诗中得知。特别是后一首，几将顾符稹的湖山游历和交游情形，描绘得生动传神，相当富有戏剧效果。诗云：“阳山李子天下士，量才未可斗石拟。翩然一顾系子思，悠悠目断钱江水。此去便过六七月，朅来又作西湖客。相逢执手乐非常，慷慨论交成莫逆。座有惊人貌更奇，虬髯碧眼挺雄姿。主人拜手道名姓，始知顾子非等夷。顾子自言耽丘壑，从来不爽溪山约。有时风雨闭柴门，写就丹靑遣寂寞。丹靑妙手贵逼眞，喜君下笔如有神。栈阁疑行蜀道险，桑麻恍逼桃源春。自注：顾子尝写栈道、桃源二图。观者一时咸叹絶，李子更向王生说。绘事小技何足称，尚有新诗比冰雪。新诗读罢益徘徊，天生顾子何多才。只今犹自困藜藿，世上升沉安论哉？”
二、关于顾符稹画作梳理暨栈道山水画特点
见诸著录在案的顾符稹传世纪年作品，大抵始于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止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一七一五年）（如表所示）；加之近年拍卖市场陆续出现其画作，估计平生创作数量在百件左右，这自有利于对其艺术生涯的全面可持续研究。
而此前跟顾符稹有一面之缘的同乡吴绮在《赠工画顾瑟如序》中早对其绘画技艺有了极高评价，所谓：“晋唐以来，法遵三祖；宋元而后，派别累朝。然方寸之间，备诸衆有；毫芒之内，悉见多竒，则推蚊睫之工，罕及虎头（顾恺之）之胜矣。顾子瑟如，本四姓之英，滙万家之妙；源流出于立本（阎立本），变化极乎探微（陆探微）。吐纳山川，善冩有声之水；斡旋雨露，能为没骨之花。乃复意在笔先，神生物外，既观大以小，收瀛海于棘端；且得有如无，纳须弥于芥子。宗家壁上，五岳堪逰；萧子扇头，万里在握。遂使工踰马远，巧过龙眠（李公麟）。视且难明，欲眩离朱之目；谈而若妄，几疑侯白之言。此则髙尚书（高克恭）望而腐毫，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之搁笔者矣。若乃迂同倪叟（倪瓒），洁类滕生（縢昌祐）；心有所期，弹指无辞于水牸；情之未合，掉头直谢以风鸢。斯又翰苑之髙人，非独艺家之能事也。余见于拾遗坐上，共叹其工；送于主簿祠前，敢无以赠？此时好我，能圗虎阜（苏州名胜虎丘）以相贻；他日思君，为展鵞溪而若对尔。”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顾符稹曾经专门应当时文坛盟主王士禛延请，替他创作过一批不同样式、风格的栈道图。王氏《渔洋诗话》卷上和《带经堂诗话》卷八均载曰：“昭阳顾符稹工画，余尤爱其栈道图，为赋长歌，凡扇头、绢幅、屏幛间，皆令作栈道圗。后壬子（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丙子（康熙卅五年，公元一六九六年）两使蜀，此其䜟也。”其《池北偶谈》卷二十“前定”条又有曰：“往予在淮南，好观栈道图。有兴化顾生符稹工此技，妙入毫发，予令（咸丰《重修兴化县志》作“延”）画绢素屏扇，凡十数，自为长歌题之，复以其一赠姊夫刘大田倬。既而予有入蜀之役，同行即刘君也。”特地为顾符稹作《昭阳顾符稹画栈道图歌》因而云：“顾生画学李思训，尤工栈道兼骡纲。丹青金碧妙铢黍，近形远势穷毫芒。褒斜山色一千里，子规啼处烟苍苍。女郎祠边人迹絶，但见哀猨连臂叫啸青崖旁。江水如油下南郑，阁道似发通陈仓，红毡裹背笠覆首，人物结束疑唐装。车马斑斑入云际，如蚁縁垤相扶将。秦川渭水望不到，蚕丛直上天茫茫。仰家扇子冰雪色，一茎斑竹磨潇湘。如何方寸怀袖里，宛然置我蜀道青天长。扬一益二古天险，谯周鬻国谋非臧。阿瞒（指唐明皇玄宗李隆基因‘安史之乱’幸蜀）四纪作天子，青骡西幸何仓皇。三十年来蜀道塞，况从古史论兴亡。因君妙迹发遥慨，如听铃声替戾冈。”
据王士禛门人惠栋、金荣注释《渔洋山人精华录》考订，此诗作于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当时王氏尚无蜀道之行；就此说明他好栈道图由来已久，甚至康熙元年就有《题〈栈道飞雪图〉送曾道扶之汉中》诗。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王渔洋聘任专业画师顾符稹的栈道图创作始于康熙初年其中青年时期；而从目前已知他八十一岁的一幅纪年作品亦为栈道图的事实表明，终其一生，顾符稹都以栈道图绘制作为个人绘画主创艺术而闻名。诚如清末民国藏书家杨锺羲在《雪桥诗话》中所云：“学小李将军，入能品。尤善栈道图，人马盘空，细极毛发。竹垞（诗与王士禛并称南北宗的朱彝尊）集杜（甫诗）赠之。尤工远势，古莫比者也。”清中期“肌理说”诗论创始者翁方纲观摩鉴赏顾符稹栈道图画作亦有诗赞:“万里烟江收寸黍，楼台金碧起锱铢。栈道图推远势难，曾闻缕墨极千盘。大同殿壁王维簇，有许青山一发看。”
其实，也不止杨锺羲、王士禛、翁方纲，有关顾符稹擅长以精工细描的精湛技艺绘制蜀道山水，似乎早为时人所共识；这样的公认，尤其见诸他同乡中有遗民倾向志同道合者的题画诗歌。如兴化王仲儒《西斋集》中的《顾瑟如濬河图歌爲宝应孙树百使君作》云：“顾子昂藏颇有须，手把木难腰珊瑚。丹青放笔笔力殊，栈道工妙超人区。出游周秦越与吴，冯陵地窟窥天衢。山玉呈辉海涌珠，还家示我濬河图。金堤东崩泻五湖，寒沟一线愁川涂。……”另一位入清隐居的宝应陶季在《观顾瑟如山水》则云：“我生足迹未入蜀，如未遵海观扶桑。仰参历片不知处，天梯石栈都茫茫。往者曾见设色画，秋城古道通车箱。行人如螘马如豆，努力追逐青山长。问人此是谁所作，昭阳笔法眞莽苍。几年南北媿错迕，今乃重见畱耕堂。烟峦万里在咫尺，能自吴越兼沅湘。纵横绢素尽丹碧，比絜六代争毫芒。我闻吴生画手入神妙，胷无粉本毎擅塲。如君腕力亦无滞，岂但开元一日嘉陵江。”还有一位被王士禛称为“诗才隽异”的康熙间诗人汪懋麟（1640—1688）诗又云：“昭阳顾生画楼观，绛阙瑶房生白云。如螘宫人三百六，丰神都似李将军。”
或许是身为文坛翘楚的王士禛等重量级前辈文人的高度举荐缘故，所以，差不多一百年后的另一位著名学人也不吝笔墨，对顾符稹的栈道山水画多有赞赏。他就是金石学家翁方纲，其《复初斋诗集》中的《顾松巢栈道图》，是继王士禛之后同样单独就顾符稹栈道山水画写的栈道图长歌，诗云：“松巢画品传昭阳，痴名远欲追长康。栈道之图特奇丽，题诗最数王渔洋。渔洋所题扇头作，而此幅竟五尺强。层崖巉削倚天立，细迳缭绕回羊肠。初从舆矼折䆗窱，渐穿云磴极渺茫。路分向背作开合，中间空际皆江光。林烟店舍互亏蔽，羇情远思不可详。君家淮南烟水窟，心目何以穷忖量。或云师法在小李，此以貌取徒夸张。不知君从诗理出，万里一写胸中藏。五指四时出云雾，叠嶂一气来青苍。老儒卖画竟穷饿，积成奕叶书传香。厥孙朴学富考订，礼之郑众诗毛苌。每嗟先迹近已少，发挥门户为文章。吾以文心悟天咫，昔也花月矜维扬。今悉化为经术气，屡共叹息任与黄。”而《复初斋诗集》中的《张水屋以甲寅秋之蜀任，时两峯所作栈道小轴，属题二首》之一，则是针对画坛“扬州八怪”之一罗聘接受顾符稹栈道山水画风格影响创作的《剑阁图轴》（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感而发，诗云：“扇景功兼顾小痴，画禅叅后忆花之。依然樽酒城南梦，不是靑莲蜀道诗。”自注：“水屋（张道渥，字水屋，1757—1829）自画剑门眞境于扇，故及之。顾松巢以善写栈道著称，而两峯号花之寺僧也。”直到晚近，尚有吴重憙（1838—1918）的《临江仙》和《柳梢青》二阕《题顾符稹画》。
三、关于王士禛钟情顾符稹栈道山水画的原因
王渔洋着迷于顾符稹栈道画，自然跟他设身处地，身临其境的蜀道之行有关。他曾三度出入秦蜀，编有《蜀道驿程记》、《蜀道驿程后记》、《蜀道集》、《陇蜀余闻》等著作。其《古夫于亭杂录》卷五“山川写照”条因曰：“余两使秦蜀，其间名山大川多矣，经其地，始知古人措语之妙。”古人对蜀道的妙语无非李白《蜀道难》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或者顾氏题画诗援引李白《送友人入蜀》的“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等等险峻难行；但它的另一层隐喻和象征意义，似乎是人生旅途，尤其是仕途、官场的峥嵘与险恶。
这一寓意渊源有自，几乎可以追溯到唐代栈道题材的绘画源头──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先后创作的《明皇幸蜀图》；亦仿佛《宣和画谱》卷十介绍唐末另一位扈从唐僖宗经栈道幸蜀的山水画家张询所归纳的：“尝画《雪峰危栈图》，极工，意其入蜀所见也；然亦所以着戒，有临深履薄之遗风云。”甚至见《宣和画谱》记载的唐代山水画家王维的一系列栈道山水画，和他赠送给治理西蜀的剑南节度使严武的一幅栈道图，以及杜甫的《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诗，恐怕都有画外之音存焉。
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蜀道难”寓意，笔者感觉还是见诸明末万历十五年（公元一五八七年）陕西巡抚张佳胤的《和赵贞吉怀山歌前韵》诗：“还山西走长安道，入栈青春听啼鸟。弱冠登朝忽成老，杜宇声声归去好。人生何事不堪了，直到腊除悔未早。君不见，七十二洞紫柏深，苦海世情争欲沉。”
结合王渔洋的仕途经历，先投入清初权相怀抱，又与康熙太子唱酬，后以权相失宠、太子废立而受争储位的王子徒党告讦，终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零四年）以案失出革职。正如行进于高路入云端的连云栈道而悬崖勒马，险象环生。作为一员顺应改朝换代时局执着投入追逐功名前程的识时务者，王阮亭的好栈道图似乎很有“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铤而走险勇气；换言之，他对不作遗民而心甘情愿当顺民、臣民，投身明争暗斗政治倾轧的官场，是有赴汤蹈火的宦海苦旅心理准备的。因此，他以顾符稹作《栈道飞雪图》贶赠往汉中（入蜀栈道交汇枢纽）做官的曾道扶，仿佛同样有出于鼓励不畏艰难，建功立业，维护当局统治的多重涵义；因而他鉴赏顾符稹栈道图曾为之感慨“阿瞒（唐明皇）四纪作天子，青骡西幸何仓皇。三十年来蜀道塞，况从古史论兴亡。因君妙迹发遥慨，如聆铃声替戾罔”的寓意，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不言而喻了。
不过，继王士禛之后，也还是有望“图”生义，真正把顾符稹的栈道山水画，当作旅行指南山川地图看待的。譬如道光年间官员王培荀，其《听雨楼随笔》卷六载：“渔洋爱顾符稹画栈道图，壬子使蜀，以爲先兆。画栈道爲屏，在山东者有四，未知相同否？尝见其一，靑绿山水，皴法不尽师古人，笔老气横，名下无虚。其闲千巖万壑，烟云出没，栈路一线萦纡；骑者、舆者、负者、徒者，隐现于木末山腰中，一幅爲精神。结聚处数道水，滙爲飞瀑，悬流直下，势若数百丈轰落。大川上则飞空架板，乱木榰柱似石，滑水急行者悼栗。下复有路在岸边，过客行远，犹囘首指顾，作惊咤状。当时以爲，安得身厯其境？获此巨观，捧檄来蜀，行过宝鷄，卽日盼望；及至成都，无有也。五丁、新红诸峡外，奇诡者不多觏；凤岭、鷄头特高峻，无他竒也。乃知顾画，亦张骞之凿空耳。及涉厯各县，往往于荒山僻径，无意中得竒险幽秀之境；囘视栈道，犹坦途乱峯，杂沓童童可厌。……乃知天下多虚以悦人，人亦从而称道之，如顾画之栈道图是已。及实遇可喜，反掉臂不顾，不可解也。……”
四、关于清初遗民淡出历史舞台时间刍议
匪夷所思的还有，王士禛赠画对象的曾道扶到汉中履职后，果然遵嘱大兴实事，协同陕西巡抚贾汉复修桥铺路，对出入蜀中交通干线连云栈道予以大修。事后，这一政绩工程不仅为王士禛、宋琬、党崇雅、沈荃等时宦、书家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抵今犹存；贾氏为修栈道的公文《谕曾司李》、《督修栈道牌》，曾氏《栈道报成详文》等，居然跟个人经历有惊人相似之妙的明末遗民画家陈洪绶、遗民文学家张岱、遗民戏曲家李渔，一同列入其搜集明清官吏案牍文书汇编的《资治新书》中。
陈、张、李三人，陈擅画，张善文，李善曲，而陈亦曾与戏曲家过从甚密，李则刊印过跟陈版画风格近似的《芥子园画谱》，张在其《陶庵梦忆》、《琅孉文集》更坦承曾极尽奢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梨园等等。所以，如果说陈老莲归属清初遗民有案可查的话；则明亡因被剃发而自称“狂奴”，后浪迹四方追求闲适生活而大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气节的清初文坛奇士、逍遥派典型李笠翁，同样也该算作清初遗民，至少他有很强的遗民意识。一如顾松巢（即顾符稹）与张宗子（张岱）虽然没有被后人列入《明遗民录》名单，却并不影响他们有浓郁的遗民情结一样。特别是张石公本久居湖上人间乐土，明亡，竟避迹越中剡溪山间，悲愤之情悉注于文字而溢于言表，所谓“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
现在的问题是，李笠翁这样一个不无遗民气息的清初大玩家，怎么会热衷搜罗起海内仕宦诸公的官样文章编辑《资治新书》来了呢？他是为实现怎样的理想社会愿景而“资”哪个朝廷“治理”国家呢？很明显，那不可能是已没落、瓦解的前尘胜国，而只可能是替走向发展正轨蒸蒸日上的新朝服务，这从他作《资治新书》“自题词”也可见一斑：“首遵功令，专辑理学、政治之书。是集也，以学术为治术，使理学、政治合为一编，又皆名宦新稿，不收一字陈言。至于区别论次之间，亦尝稍献刍荛，略资采掇，未审有裨官常之万一否?请质之当事诸公，幸垂明教。”至于《征文小启》间诸如“自有明以至皇清”、“当世贤豪长者”、“伏望海内明公，各搜宦笈，自公移文告，以及条议谳词，凡有泽民利国之嘉猷，易俗移风之雅训，倾囊远赐，……贻管窥蠡测之讥于当世哉”云云，都表明这时的李渔对当朝当局已完全彻底伏首贴耳了。
李渔此举，自然产生了对他本人晚节和整个清初遗民群体下限的时间认证问题，即遗民的自形解体与终结大致会在什么时期。笔者据此判断遗民情绪的消退与淡化，恐怕正始于李渔编纂《资治新书》的康熙初年。因为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像陈子龙、侯峒曾这样“殉国”的明末遗民已被清廷赐谥“忠裕”、“忠节”了，康乾盛世的人心所向，早令有遗民念头者认同大势而回心转意，潜移默化，乃至像李渔般甘心情愿为“国朝”建设而励精图治了。因此，李渔编纂《资治新书》暨冠名，应当正是当年一批曾经具有遗民倾向或遗民意识者立场、观念发生转变姿态与表现传递的信号；亦难怪曾经发出“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 而一副遗民信念坚定的李渔，当成了六十五岁老翁而深怀愧意地送两个儿子去应童子试时，厚着脸皮地赋诗忏悔云：“未能免俗辍耕锄，身隐重教子读书。山水有灵应笑我，老来颜面厚于初。”
这真是时势弄人啊！也怪不得鲁迅先生把“闲情偶寄”的李笠翁定位为“帮闲文人”。按《辞海》的解释就是“陪官僚、富豪等玩乐，为他们帮腔效劳”的角色。“就李渔人生后期的思想与行为来看，的确着此特点。”不过，从目前掌握的现有史料看，顾符稹却始终没有像擅长表演艺术的李渔那样前倨后恭的老面皮行径。由此足见，身为“扬州十日”发生地界上的平民画家，顾符稹基本上是一位铭记焦土政策之惨烈而痛定思痛的十足铁杆遗民啊。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馆员，原标题为《关于遗民画家顾符稹》，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