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惹，迷恋工作，她是全民瞩目的美最高院大法官金斯伯格
伊琳：当你退出人们视线时，你希望因为什么而被人们记住？
金斯伯格：我希望人们记得一个发挥了全部潜能、尽全力做好了本职工作的人。也希望人们会说，这个人曾努力治愈社会伤口并发挥自己所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了一点。
——微软全国有限广播电视公司采访，于2015年
金斯伯格不喜欢别人让她慢下来。2009年年初，就在人们觉得金斯伯格即将退休时，她突然出现在了各种新闻报道中。没错，她是被诊断出了胰腺癌，但肿瘤很小且发现得很早。没错，当时新上任的总统是民主党人，参议院也正由民主党控制，如果金斯伯格此时退休，接替她的大法官将会是她认可的人选。但是金斯伯格还不想退休，她还有工作要做。
2月23日，做完肿瘤手术后不到三周，金斯伯格重回大法官席。在庭审口头辩论中，她面带微笑地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2月24日，她与其他大法官们一同参加了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中的就职演讲。“我们中的一些人曾对她坚持不退休而感到生气，但我们错了，”大卫·施泽说，“我们一直叫她慢下来，放轻松一点。”他还送小说给她消遣，“但她统统拒绝了。”
一如往常，金斯伯格有着明确的目标。“第一，我想要让人们看到最高法院中并不是只有男人。”她说。然后，她冷酷地补充道，“而且我还想要让他们，特别是那个说我会在九个月内死掉的参议员，看看我不仅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金斯伯格话里指的是预测她命不久矣的肯塔基州参议员吉姆·邦宁。总统就职演讲的那个晚上，她拥抱了这位新上任的总统。“我对金斯伯格大法官的感情很特别。”奥巴马后来说。而且这种感情是相互的。“从一开始，我们俩的关系就很融洽。”金斯伯格说。
十年前，金斯伯格第一次诊断出直肠癌时，癌细胞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那次抗癌的经历让她对生活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当时我的工作和生活像是被撒上了一撮浓烈的特殊调味料，”金斯伯格在第一次痊愈后说，“不论我做什么，人们都会惊叹于我竟然还能做到这样的事情。”她又一次被诊断出癌症后，这种情况更甚。那一年的春天，约翰·罗伯茨大法官在庆祝金斯伯格就任大法官十五周年的致辞中“热烈祝贺金斯伯格到达了她任期的中间点”，并说，“她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不仅因为她有着崇高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学术追求、精准的法律语言，还因为她彻底忽视有史以来所有人都遵循的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时间表。”如果当时真的是金斯伯格任期的中间点，她将在九十一岁退休，仅比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大法官退休时大一岁。
但是，即便金斯伯格在公众面前展现了如此积极充沛的精神面貌，催促她退休的鼓点却从未停歇。奥巴马进行连任总统竞选时，哈佛法学院教授兰德尔·肯尼迪写的文章充分表达了内部人士私下的想法。肯尼迪曾任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的法官助理，当时马歇尔大法官因为病重而不得不退休，这让当时在任的乔治·布什总统得以提名“终极保守派”克莱因·托马斯接替了马歇尔的大法官席位。“试想，如果金斯伯格大法官退休时，白宫里掌权的是共和党的总统，”——2012年总统选举中这件事可能会发生——“那么很有可能将会是一位女性版本的克莱因·托马斯替换了一位女性版本的瑟古德·马歇尔。”肯尼迪写道。理论上来说，肯尼迪的这个建议也适用于比金斯伯格年轻五岁的布雷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非常欣赏金斯伯格和布雷耶在最高法院中做出的贡献，对于我们来说，催促他们退休并非易事。但是他们不必拘泥于做贡献的形式，为继任者让位也算是一种贡献。”他写道。但是，只有金斯伯格，而不是布雷耶，被记者们拿着话筒追问为什么还不退休。
在巴拉克·奥巴马成功连任后，要求金斯伯格退休的喧闹依然没有停息——毕竟，2014年民主党在参议院中可能会遭受一次严重的打击，所以奥巴马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可以再成功任命一位自由派大法官。（民主党后来确实受到了打压。）一些曾亲眼见证年长女性在职场中被排挤，或是自己曾被排挤的女性对于金斯伯格需要承受这些压力感到非常愤怒。长期撰文记录最高法院历史的作家琳达·格林豪斯直接将这归为性别歧视。“我的一些自由派法律教授朋友们都在催促金斯伯格退休，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西尔维娅·劳，一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与金斯伯格共事的法律教授说，“金斯伯格是最高法院上一颗独一无二的珍宝。许多案件，特别是那些存在技术性法律细节的案件，你读判决书的时候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在你又读了金斯伯格的异议意见书后，你就会发现判决书写得太错误太糟糕了。”
大法官们都不太愿意承认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即他们与提名自己的总统价值观相近。每次金斯伯格被问到何时退休时，她总是谨言慎语，但其实话里自有深意。“现任总统下台后会上台一位新的总统，我希望那会是一位好总统。”她说。在另一次妮娜·托特博格对她的采访中，金斯伯格说得更为直白，“我对2016年总统选举充满期待。”听一位记者说，你在有人大声宣称下一任总统将是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时点了头。“是的。”金斯伯格回答道，“那可不是太棒了吗？”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那可能将是金斯伯格退休的最佳时机，但现在，她依然坚守岗位，因为她热爱自己的工作。
金斯伯格对于何时退休有着自己的考量方式。“当我忘记了那些我现在可以毫不犹豫脱口而出的判例的名字时，”她说，“我就知道是该退休的时候了。”但她现在还没有准备好离开。
金斯伯格的朋友安妮塔· 法耶尔最近拜访了金斯伯格位于水门大厦的公寓，“你想看看马丁的厨房吗？”金斯伯格这样问她。马丁死后，金斯伯格仍把它称为马丁的厨房。只是现在，在厨房里的是周末从纽约过来为母亲做饭的简。走之前，简会在冰箱里留下许多分别包装好的食物，每一份上都标明是“鸡肉”还是“鱼肉”。
“有时候我起床时她刚刚要去睡觉，”简说，“如果早上起来我看到当天的报纸已经被拿进来了，我会知道这并不是因为她起了个大早。”金斯伯格依然还是会在周末补上工作日缺失的睡眠。
马丁去世后，金斯伯格的生活慢慢形成了规律。马丁在世的时候，金斯伯格倾向于连续工作到所有事情都完成为止。但这时马丁就会告诉她，不如先睡一觉，这样早上醒来的时候，问题的答案就会变得清晰一些。“他是对的，”金斯伯格在马丁死后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迷宫之中，去睡觉的时候依然还在思考着该如何从中走出去，但当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出路。只是现在再没有人会告诉我是时候去睡觉了。”
如果最高法院在早晨开庭，法警们需要确保开庭时金斯伯格是清醒的。“她没有咖啡不能活，”金斯伯格的孙女克拉拉说，有一个暑假她和金斯伯格住在一起，克拉拉发现，如果没有咖啡，“她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当被问到什么是她年迈之后最感惊讶的事时，金斯伯格一如往常干脆地回答道，“没有什么让我感到惊讶。但是我学到了两件事。一是更要享受活着的每一刻，因为谁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呢？到了我这个年纪，我必须抓住每一天。”她又说，“在丈夫死后，我曾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当时我们已经结婚五十六年，相识六十年。现在，他去世四年了，我在做着我想他希望我会做的事。”
金斯伯格的孙子保罗希望马丁还在，因为他一定觉得有件事非常好笑：几年前，身为演员的保罗到华盛顿看望金斯伯格。她让保罗选出一些他想看的优秀剧目。
一天晚上，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像往常一样，车里坐着两位警官——一位开车，另一位坐在副驾驶位上，“看起来很冷淡”。
保罗说，“她问警官们要不要打电话到剧院订票，顺便提前告诉工作人员她要去看戏，因为警官每次都需要提前做一些安全检查。车上的一位女法警问，‘你要看的戏叫什么名字？’”金斯伯格选择了麦克·巴特利特的《阳具》。“叫做《阳具》，”她告诉法警。“她当时完全可以撒谎说戏的名字是‘公爵的红马’之类的。”保罗说。这位法警尽忠职守地拿起电话，以金斯伯格的名义定了两张《阳具》的票。整个过程中，金斯伯格都镇定地坐在后座上。一直以来，她都是这个剧院的常客。
自由做自己
2015年4月28日，三十七岁的律师丹·卡能在开庭前谨慎地遵循了最高法院诉讼中的所有规定。这是他第一次在最高法院开庭，即便今天他要辩论的“奥博格菲尔诉霍奇斯案”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最重要的民权案件，这件事也足以让人非常紧张了。这位光头的民权律师以前曾是音乐家，他今天将代表两对婚姻不被肯塔基州法律认可的伴侣出庭，他们是两位男性和两位女性。丹坐在律师席上，从那儿，他一伸手就可以抓到萨缪尔·阿利托大法官。当然，他没有这么做。
今天，最高法院外面飘扬着表达仇恨的海报，当然也有彩虹旗和写着“祖父祖母为正义而战”的标语。还有一张写着“和我结婚吧，斯卡利亚”的海报。几个月来，金斯伯格多次被要求主动回避此案，因为她在最高法院推翻《婚姻保护法案》之后不久就担任了两场同性婚姻的证婚人。她没有理会这些要求。最高法院里，口头辩论正火热地进行着，一方提出，异性婚姻制度根植在上千年的传统中，所以同性伴侣不能结婚，金斯伯格反驳了这个观点。
“从前的婚姻制度中夫妻双方是不平等的，之后便发生了让它变得平等的改变。”金斯伯格打断了辩论说，“即便同性结合现在还无法融入婚姻制度，我们也可以对此做出改变。”她自己就曾是改变了婚姻定义的参与者，这种改变使得婚姻不再依据性别来严格规定伴侣应承担的家庭角色，而视女性为财产的传统婚姻观不可能认可金斯伯格的婚姻。
联邦副检察长唐纳德·韦瑞利当天代表联邦政府出庭，他穿了一件带燕尾的传统礼服。最高法院对于像卡能这样的律师也有相应的着装规定。“律师合适的装束是传统深色（即海军蓝或木炭灰）的保守正装。”在最高法院出庭律师的官方指南中写道。卡能依照该规定穿了海军蓝正装外套搭配天蓝色衬衫。在他来华盛顿之前，卡能收到了一份礼物，那是他在法学院的老友罗莉和她当老师的妻子克里斯特尔送他的。罗莉和克里斯特尔虽然在纽约结了婚，但儿子出生证上“母亲”一栏中却只有一个名字，因为肯塔基州选民确认的法律中规定她们的婚姻不算数。卡能的衬衫下有个小秘密：他穿着她们送给他的礼物，一件“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T恤。
该案最终推翻了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肯尼迪撰写了判决书。但在最高法院台阶旁的庆祝活动中，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上飘扬的彩虹旗和卡通画里却大多印着金斯伯格的形象。在这个审判年度中，有许多判决保护甚至推进了民权立法的进程，这些法律包括《平价医疗法案》、《公平住房法案》和《反怀孕歧视法案》。自由派们惊讶于这些判决书都不是金斯伯格撰写的。但是，在保守派大法官们相互对立的时候，是金斯伯格成功团结了自由派大法官们。她总能找到办法赢得九票中第五票甚至第六票。金斯伯格暂时将自己愤怒的异议放在了一边。毕竟这一次，她支持的一方有可能赢得胜利，而金斯伯格想要的是胜利，而非大声表达观点。
但最高法院中的这种和谐可能时不久矣，主要原因并非自由派的激进发展，而是保守派的过度蔓延。罗伯茨成为首席大法官十年后，金斯伯格努力抗争的大部分成果已岌岌可危，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女性生育权。最高法院即将考虑一些限制堕胎诊所的法案，而这些限制将对几百万女性的生活产生影响。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权势的女性永远不可能得不到安全的堕胎。”金斯伯格告诉我。禁止堕胎，她说，只会“伤害那些没有能力去其他国家堕胎的女性。”而且，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们也已经做好了向公共部门公会和平权行动开战的准备。
金斯伯格继续以自己特有的语言为女性发声，她和她的同盟抗争得到的进步正慢慢在生活中体现出来。2012年，金斯伯格受邀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演讲，正是在这里，她曾作为唯一拥有终身教职的女性教授领导了女性权利抗争。在演讲中，她突然停顿了一下，“今天早上我经过了一个门上写着‘哺乳室’的房间，”她说，“这个世界已发生了巨大改变。”金斯伯格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权力说，是自己促成了这些改变的发生。
金斯伯格不愿多谈自己将为后世留下什么样的成果，因为这意味着她已经结束了抗争。但她愿意总结自己已经取得的成果。“在我的一生中，最让我心满意足的事情是我参与了一场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女性。”金斯伯格说，“我认为性别歧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坏事，对男性来说是坏事，对孩子来说也是坏事。能够成为反对性别歧视运动中的一部分，我感到非常满足。想一想宪法的开头，‘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我们仍在努力建设一个更完善的联邦。这意味着‘我们人民’中应当包括更广泛的人群。”这是金斯伯格努力了一生的目标。现在仍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