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想象与协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性别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女性比例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从乡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日常生活场景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美发店发型助理、发型师，美容店技师，商场售货员，超市促销员、收银员，餐馆服务员，奶茶店店员，食堂服务人员，工厂女工，保姆……她们外表稚嫩却又带着城市同龄人所没有的疲惫感，她们喜欢城市人的打扮却依旧能通过衣着被识别其外来的身份，她们过早地卷入城市经济链条中充当一枚不起眼的螺丝钉。她们在“城”“乡”之间打工、恋爱、结婚、生子、再打工，尽管在教育程度、价值观、职业选择、性别定位、城市融入等方面都与其母辈不同，但同样作为“女性”、作为“农民工”，她们依旧在城市生活中承受着来自阶层和性别的双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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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是一种观念文化，它反映的是关于男女角色分工、精神气质、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一整套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而性别认同正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社会性别的认同过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性别认同建构过程则是指她们根据社会性别规范来认知、调整自己的性别观念，实施符合女性性别期待的一系列行为，并在此期间形成对女性性别形象的感知，形成对性别地位、性别分工、性别角色的理解与评价。
特别重要的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性别认同的构建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具有传播意味的社会实践：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父权规范下代际传播的影响，但在城市体验中形成反抗和消解的态度；她们面临着男权社会分工下的性别藩篱，却在人际和组织内的传播实践中挣扎与协商；伴随着大众传播的强势影响，她们受到渗透的消费主义的侵蚀与诱导；在建构女性“自我”的同时，她们又与他人进行传播互动，以便寻找社会话语支持，完成社会性别认同中的自我确认。
抗争与消解：传统父权规范下的代际传播
在传统社会中，中国女性的命运往往受到父权制压迫和抉择。而传统家庭关系也是按照男性中心建立和发展起来，因此在最原始的农村社会，土地所有权、家庭经济权等核心权力均掌握在“父亲”或“丈夫”手中，女性是“附属的”“随从的”。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迁入城市，农民工群体发展壮大，在老一辈农民工群体中，传统的父权观念根深蒂固，直到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传统的父权才面临挑战与反抗，但传统被解构的过程必然伴随长期而反复的抗争。就目前而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仍面临一定的来自父权社会的统治与影响。如在南京某美甲店做美甲师的小刘说自己家里还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更称其为“根深蒂固的农村人的想法”。前文中提及的奶茶店店员小蔡的父亲的观点“女孩子还是回家乡找个安稳的工作”“希望我能找当地的对象”也都是传统父权文化的体现。
重男轻女，我们那多少都有一点，是根深蒂固的农村人的想法。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听我妈讲，生我的时候要躲起来，躲得可辛苦了，生我弟弟的时候都不躲了，罚就罚。老一辈都喜欢多多益善，而且更想要个儿子吧。（小刘，女，来自江苏连云港）
我爸说，我现在23岁了，在我老家，这年纪基本上都已经结婚了，留在上海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我也买不起房子，他觉得女孩子还是回家乡找个安稳的工作，而且一个女孩子自己在外面他也不放心，希望我能找当地的对象。（小蔡，女，来自甘肃）
在父权文化影响下的乡村家庭中，女性无论未婚或已婚，无论留在乡村还是外出打工，她们都为了逃离或反抗传统性别角色而做出各种抗争。这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抗争，也是现代独立个体对传统性别观念的抗争。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而言，她们在城市中的传播实践促使其现代女性意识萌芽，而这与父权制关系中的女性范本南辕北辙，因此她们与父权文化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抗效应。
前文中的小燕24岁，未恋未婚，作为家里的长女，父亲对其婚恋状况甚为担忧，并对女儿的婚恋观提出要求，“赶紧相亲”，“找个老家的”，而小燕认为“如果找个家里边的，又没有共同语言，我觉得很土”。她对于父权制的反抗是直接而明显的，比如跟父母吵架、拒绝相亲等。显然，周围的环境影响了她。“我们这边都是单身贵族，挺好的”，她自己也认为，“环境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因此处于城市环境下的她对父权文化采取了反抗行为，并从内心深处解构了父权规范的代际传播。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传统父权规范的消解与反抗突出地表现在婚恋问题上，争取婚恋自主权是她们反抗父权文化的最有力的行为。与小燕一样，在上海某商场担任护肤品柜员的小陈也拒绝了父母安排的相亲，她还强调了女性经济独立对于婚姻的重要性，以此重新定义了家庭关系中的性别角色。
现在的婚姻，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都要独立，特别是在经济上要独立。一旦你在经济上依赖于一方，那你在家里必然没有自主权，其他方面都要让步，男人要是在外面惹是生非你也没有办法。所以，女人要想有幸福的生活，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所以我现在不急着找对象，也不急着结婚，先好好工作，等自己的事业稳定下来再说。我爸妈也催过我，也给我找人相过亲，可我总是不太满意。（小陈，女，来自安徽）
由此可见，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城市体验和打工经历让她们更易和更愿意接触并接受现代性别观念。相对于老一辈女性及同龄农村女性，她们更倾向于晚婚晚育及婚后的家庭平等分工。
对父权代际影响的抗争消解不仅体现在未婚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身上，同样也部分表现于已婚者的经历中。在现实经济条件、医疗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下，部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会选择回乡结婚生子，但当孩子大一点时，她们依旧会选择外出打工，升级为“母亲”的她们或者将孩子留在老家，通过传播工具履行母职，或者将孩子带到城市，她们边工作边照顾孩子，传统的“结婚后要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权观念被消解、被颠覆。当然，我们也需要留意，在她们的家庭结构和婚姻关系中，丈夫/父亲依旧保持了男性优势地位，她们作为女性被置于次要者地位，但同时她们也因此得到了“父权制家庭的庇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在现实迫使下还是部分面临了父权传统规范的要求，而这正是她们作为女性需要长期与父权抗争的现实矛盾。但不可否认，对多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而言，她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或反抗了传统父权规范下的代际影响，她们正努力尝试打破其性别认同建构面临的第一道“门槛”——传统代际秩序，向新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代际平等”的现代家庭关系迈进。
想象与模仿：大众媒介控制下的身体消费
对于进入城市消费领域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而言，消费不仅仅是简单的生活支出，更成为一种建构女性性别、获得社会认可的最佳捷径，她们被大众媒介带来的身体消费观念深深影响，通过大众媒介展示的消费奇景想象和模仿着女性性别形象，并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改造和重塑自己的女性外貌，以符合城市社会对于女性的“她者期待”。
首先，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难免遭遇身份认同障碍和社会归属感的缺失，而面对这些问题最简单直接的途径就是将大众媒介中的城市消费生活作为想象的参照物，形成想象的认同，并寻找到模仿的样本，以缩小她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和与城市女性的区别。反观之，消费主义的确非常擅长并习惯于利用大众媒介赋予商品丰富的想象内涵，与性别形象相互照应，从而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制造出可直接感知和想象的性别形象，得到该群体的认同与模仿。
上海某商场奢侈品柜台店员Carol起初对女营业员这一职位的想象正来自大众媒介中电影和广告塑造的女性形象。在访谈中，她所提及的关键词不乏“好看的妆”“职业的衣服”“高跟鞋”“化妆品”等，而这些都与“消费”有着紧密的联系。
当时对这个职业（营业员）的幻想是像空姐一样漂亮，可能是因为看到一些广告、电影、海报之类的，感觉卖化妆品、珠宝首饰这些的人都会打扮得很漂亮。就像那个电影《春娇与志明》里杨千嬅的角色，就是化妆品专柜的营业员，她们每天都化着好看的妆，穿着很职业的衣服和高跟鞋，面对着好多化妆品。所以有客户让我当营业员，我就放弃了理发店的工作。（Carol，女，来自江苏盐城）
如前文所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试图通过模仿媒介内容重新塑造自己的女性形象，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消费文化渗透其中，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性别建构更多地通过其消费观体现，也表现于她们实际的消费行为中：她们通过实践消费行为进一步确认自己的性别特征并试图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在城市传播环境中改变其原有的性别印象，形成趋向城市化的女性气质。
有调查显示,“打工妹对于有助于改变其外表与身体形象的消费品( 例如衣服和化妆品) 格外重视”。我们的访谈也佐证了这一点。如前文中的被访者小吴（商场专柜店员）会考虑“买品牌的衣服”，小张（美容店按摩师）谈到“平时发工资都会买些衣服、化妆品”，Carol说自己“偶尔会买名牌”，对于她们而言，穿衣打扮是她们塑造自我女性形象的重要步骤，也是她们摆脱农村身份、融入城市生活的外在表现。
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不得不面对现实经济条件的限制，她们在城市的经济地位仍处于中下层，因此她们虽多数拥有“身体消费” 的欲望，但其消费行为仍趋于理性。经济收入、日常生活程式与社会关系网络等结构性因素制约着打工妹的消费行为。如南京某餐馆服务员小静的观点，“虽然想学时尚杂志打扮自己，但因为平时基本都穿工作服，所以就省下买衣服的钱了”；再如商场专柜店员吴某的观点，“虽然我觉得大品牌的衣服好看，但太贵的话也不会买”，其消费行为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到影响。
虽然想学时尚杂志打扮自己，但因为平时基本都穿工作服，所以就省下买衣服的钱了。我们上班的地方就在莱迪广场，周围就是逛街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也会在下班时间去逛逛，看到好看合适的才买，毕竟本来挣的钱也不是很多，现在衣服都很贵的。（小静，女，来自安徽）
来店里的客人很多都会买几千块钱的衣服，一线品牌几万块钱都有人买。人家有钱，没办法，家里条件又好，不像我们外地的。你看我上个月工资是2000块钱，小孩又来了，每个月又要买菜又要买零食的，再给小孩买几件衣服，根本就余不下钱。尽管我也觉得大品牌的衣服确实好看，但我们买不起。（小吴，女，来自浙江）
有学者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消费特征概括为“两栖消费”，她们不能在消费的各个层面完全达到城市消费水准，因此她们选择性地在身体形象的消费上模仿城里人，因而挤压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以达到在保持外在“城市化”女性特征的前提下收支平衡。
实际上，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我们还是基本能够通过外在形象特征分辨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身份，这主要是因为她们的经济收入与消费能力并未与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主义的倡导完美接轨，她们也因此避免掉入身体消费陷阱的危险。当然，她们与其母辈及女性农民的女性形象已经出现明显差异，她们会关注时下流行的服饰与妆容，她们会主动模仿荧屏中“美丽”“漂亮”的女性角色，她们在大众传播和商业主义的引导和影响下脱离了乡土气息，形成更具城市化、现代化意味的性别形象，在其经济收入限制、城市化审美取向影响、现代商业主义侵蚀的多重背景下建构特殊的女性性别认同。
协商与认同：人际互动过程中的自我确认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由于二元城乡体制和户籍制度等原因经常面临“侵权”或“无权”状态。对此，她们在人际互动过程中进行了积极的自我确认，建构了颇具现代性和独立性的女性性别认同。“互动”与“参与”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自我赋权的主要形式。她们认知并对周围的传播环境进行合理、客观的分析，她们与周围其他个体进行人际传播与互动，她们参与城市劳动生产和消费活动，并积极发展独立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能力。这样的自我确认过程可以看作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层面，也可以看作她们以主体身份进行自我书写。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性别认同建构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她们作为女性对自我的理解与表达，是她们对于自己性别地位的修复与确认。
前文中反复提到的小燕作为美发店唯一的女发型师在“恋爱经历”“工作经历”中形成自己的女性主体身份，并通过“周围的朋友圈子”进行人际互动，得到他人的支持与认同。小燕所谓的“周围的朋友圈子”指的就是她所在美发店的人际圈。店里员工一共有10位（7男3女），基本以安徽人为主，其他两名女性分别为小燕的亲妹妹（小月）和表妹，她们都是级别较低的发型助理，小燕是店里唯一的女性高级发型师。她所在的群体传播网络是由地缘关系（安徽老乡）和亲缘关系（姐妹）转变为业缘关系（美发店同事），而她所得到的社会话语支持也来自她的群体传播，如妹妹以她为职业榜样，男同事认同她的专业技能和穿着品位，她也进而在未来的婚恋关系中形成自我确认，建构自己“独立女性”的性别定位。
有的人说女孩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我觉得要看每个人对以后的路是怎么想的。我自己觉得我要独立。女人嘛，做家务从古代开始就是女性最应该做的事情。但现代社会不一样了，合理分配，或者说夫妻俩是公平的，这样比较好。具体还要看你的职业是什么、你的工作时间和在家的时间，或者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说我的想法也是通过自己的恋爱经历、工作经历形成的，与周围的朋友圈子的影响也有关系，他们也比较赞同我的观点。（小燕，女，来自安徽）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进行人际互动的第二类主要群体来自她们日常接触的城市女性，如前文中提及的在南京某养生会所担任纤体养生技师的婷婷经常跟女性客户（尤以“女强人”“富太太”为主）聊到家庭等话题。通过对女性客户的描摹与感慨，婷婷了解到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女性的幸福与不幸福。对此，婷婷的理解是，“每个人要求的生活方式不同，有些人就是追求物质和金钱，有些人就喜欢平淡”。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自我赋权表现在人际关系层面就是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更客观地评价其互动对象（尤其是都市女性），学会包容与接纳。例如，婷婷也会对自我生活方式进行展望与评价，认为自己“收入也会不错”“现在的生活蛮好的”。实际上，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自我赋权表现在自我层面更多的是发展个人主体性和对生活的掌控能力。对未来生活和城市融入拥有正确的认知和态度则是其自我认同的较高境界。
一般我给她们（客户）做护理的时候，就会聊到家庭，她们会说到一些她们家里的事情。她们的家庭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福的，有那种事业上的女强人，还有些就是富太太之类的……虽然说在客户中也有一些让我很羡慕的年轻的女的，她们好像是很有钱啊，生活也很浪费，开好车，住大房子。但是个人想法不一样吧，我目前还没那个水平，但是再过几年我慢慢做收入也会不错，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蛮好的。（婷婷，女，来自甘肃）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还会与基于工作关系的上级以及基于家庭关系的长辈进行互动传播。尽管我们强调父权和男权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性别压力，但她们通过人际互动与抗争，也会得到某些来自男性的话语支持。如前文中的商场专柜店员小陈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快七年，她高中毕业之后就跟着父母来到上海打工，经人介绍到一家服装店做店员卖衣服，后来换了几份工作，不过一直都是做店员卖商品。后来，她在护肤品店当店员，她通过认真工作和努力学习得到老板的照顾和父亲的认可，因此她要独立开店的想法也得到两方的赞同与支持。
关于以后的人生规划，我决定先在这边的店里干着。老板是男的，他人挺好的，对我也挺照顾的，我就想着跟老板学怎么开店，将来有钱了自己也开一家店。我已经通过自己的摸索、学习了解了很多，和总店的人也混熟了，就等着在这边干活攒钱，等有了钱，我也会自己开店。我爸爸也慢慢认可我开店的想法，觉得我长大了有自己的规划了。（小陈，女，来自安徽）
另外，随着各种志愿者团体和社工组织陆续关注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群体，她们的自我确认之路得到了更多的外力支持，例如社区社工的帮助与推动。南京协作者社工小芳提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会参与他们组织的“亲子交流活动”以及“家庭教育培训”“法律培训”等，从而利用其他社会力量的助推作用进一步实现自我赋权。
我们的社工会定期开展女性农民工亲子的交流活动，还会开展一些相关的培训，关于家庭教育方面、法律方面等。这样的话可以让家长自身的能力有一些提升。尤其是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她们还很年轻，当妈妈还是会有些力不从心。举办这类亲子的活动，她们还是很积极的，她们也可以在这认识其他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妈妈，她们中有些还加入了我们志愿者的行列。（小芳，“南京协作者”社工）
由于面临性别、户籍和阶层的多重障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进行角色扮演时也会面临棘手的问题。2012年暑假，当课题组成员参加南京协作者针对流动儿童组织的“阳光成长夏令营”开幕式时，6岁流动儿童小强突然在开幕式现场大吵大闹。小强的妈妈显得手足无措，她拎起儿子拖到门外就开始打骂，协作者社工急忙制止并安抚小强的情绪。事后，我们访谈了小强的妈妈，这位30岁的母亲表示“孩子太调皮，不懂得怎么管教”。显然，她对于母亲角色的扮演有些“力不从心”，事后社工组织的帮助让她找到了社会支持，通过参与南京协作者组织的亲子活动等，她对于自己母亲身份的认同更加积极。当我们在2012年年底再见到她时，她更加自信地处理自己的工作与抚养儿子的职责，在社会话语支持下逐步渐进式进行了自我认知与角色定位。
由此可见，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地域迁移后，通过各种多元而丰富的传播实践建构了其在城市社会的性别认同。虽然这种认同建构的过程充满抗争、妥协、博弈与矛盾，但她们积极参与大众传播、代际传播、人际传播，解构传统的父权规范，抗争着都市男性霸权，落实着“时髦”的消费观念，不断寻找新一轮的自我发现。至少，她们主动建构了城市化、现代性的女性性别认同，表现出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态度。
（本文选摘自《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第12章“媒介重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性别认同”，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