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乱人间的“神”：美国外交视野下的宗教
2018年10月17日、30日，美国波士顿大学学者詹姆斯·华莱士博士(Dr. James Wallace)在访华期间莅临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为上大师生们带来了两场角度新颖、视野开阔的有关美国宗教视角的精彩讲座。两场讲座均由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执行院长郭长刚教授主持。华莱士博士拥有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同时拥有桑福德大学教牧学（DMin)博士学位，是一位纵横学术、政府、宗教等诸多领域的国际问题专家。除在波士顿大学帕蒂（Pardee）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教外，华莱士博士同时作为顾问和讲师受聘于加拿大国防部及国防学院。
两次讲座的主题分别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文化和宗教风险》和《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宗教应用及其副作用》。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两场讲座均突出体现了宗教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宗教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有距离感的概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宗教在绝大部分时间都不是政治舞台的主角。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是，从一神教的鼻祖犹太教开始，宗教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中外文明对宗教地位的认知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差异。对于日益开放的中国而言，认识和了解外国人的宗教观是颇为必要的，华莱士博士的讲座正好为国人理解美国式的思维和行事方式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视角。
不同于我们的常规认知，华莱士在讲座中首先抛出了世界正在愈发宗教化的观点，他谈到了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伯格两本结论截然相反的著作，伯格在《世界的去世俗化》中充分反思了自己在二十年前关于世界会持续世俗化的论断，承认自己原本的判断被所处的学术圈小环境所干扰。随后华莱士辅以大量数据，证明曾经变得世俗化的世界的确正在向相反方向发展。他援引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数据说，按照当前的趋势，除佛教外，几乎所有主流宗教的信众都在稳步增加，世界宗教信众将从2015年的84%增加到2050年的88%，其中基督教（广义概念，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众会分别增加到世界总人口的35.4%和28.4%。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尽管信教民众占总人口比例不高，但宗教多样性位居世界最高水平。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我国宗教政策的包容与成功，民众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华莱士博士也指出了这当中隐含的不确定因素。接下来从美国视角出发，华莱士在三方面提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文化和宗教风险。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对外交往愿景和文化宗教政策充斥着先入为主的偏见与傲慢，很多方面，无法苟同，姑且听之。然而在整个世界变得愈发保守的今天，了解美国政府及精英阶层的真实想法对我们应对今后的挑战不无裨益。
风险一：“一带一路”倡议沿路几乎全都是宗教化程度很高的国家，这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
“一带一路”带来的中外双边交流必然会带动人员自由流动，会有更多的信仰宗教的外国人进入中国。鉴于宗教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外国人会期望和要求得到相应的宗教待遇。一些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会在政治层面上对中国政府提出相应地要求来满足其信众国民的需要。随之而来会有一些超越国家的宗教组织试图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譬如梵蒂冈教廷、伊斯兰合作组织（OIC）、世界福音联盟（WEA）等。某些欧美跨国公司也会出于所谓“公司社会责任”在宗教等方面发声。无论是宗教国家、超国家组织还是跨国公司，他们的根基都是各个宗教世界广大的信教民众，而以上这些要求未必与中国的愿景与政策规划相符。
风险二：西方世界对“宗教信仰自由”（FoRB）的干预。
华莱士作为一名教牧学博士，着重强调了宗教在西方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例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以及欧盟和联合国都秉持FoRB的原则。他指出宗教问题会影响西方对华政策，其中美国对中国施加关税就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宗教政策有关联。
风险三：宗教多样性的挑战。
挑战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如何让错综复杂的宗教、文化及认同和谐共存，如何在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商业的开放环境及人员的自由流动，如何从实际行动上落实“宗教自由”的概念，以及如何将宗教和全球自由贸易的理念相融合等等。
在提问环节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师生对华莱士博士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来自印度的郎荣吉教授指出，站在印度的角度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方面的竞争，而不是宗教问题，当然他也承认这和印度主流宗教印度教的非扩张性质有关。
如果说第一场讲座更多的是从宗教的角度给我们“提醒”的话，第二场讲座映入我们眼帘的则是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宗教作为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被深深置于冷战的大环境中。冷战期间美国针对苏联提出的战斗口号就是“敬畏上帝的美国vs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宗教在美国拉拢建立统一战线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举一个出乎意料的例子，我们熟悉的美元上“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的字样，也是冷战开始后的1954年才被印在钞票上的，而不是大部分人理所当然以为的建国伊始。不得不说这和当时的政治考量有所关联。
随着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加剧，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宗教也成为了他们的手段之一。通过收买、引诱、胁迫、说服等手段，中情局借助教士、学者、记者等诸多渠道刺探情报，影响相关国家的政府决策。通过对丘吉委员会（The Church Committee)解密调查档案的研究，一系列中情局利用宗教事务开展情报行动的事例得以还原。
最早的行动可以追溯到1948年，即中情局刚刚成立一年后的意大利选举。当时的意大利经过二战的摧残百业凋零、生活贫苦，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出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中情局通过教皇及天主教组织进行各种宣传和买票行动，成功阻止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当政。由此一役，中情局接连成功策划实施了针对埃及国王法鲁克、伊朗第一位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等一系列政变。其中在埃及的政变中，出于对腐败无能的法鲁克国王的不满，美国担心其无法遏制共产主义在埃及占据主导地位。中情局首先找到的合作伙伴是穆兄会，继而才最终选定纳赛尔作为扶持对象；而针对伊朗民选政府的政变仅仅是因为伊朗政府在今天看来非常合理的要求，即与英国石油公司公平分享自己国家的石油收益，这场政变对拥有数千年历史文化的伊朗波斯民族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民众仇美的种子就此埋下。华莱士在演讲中着重强调中情局在伊朗搬石砸脚的行径，正是这场政变植下的仇恨直接导致了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这也是他在自己新书Blowback of the Gods中所提出的“回爆”(blowback)这一概念最好的例证之一。而针对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政变策划则更富有戏剧性，当时恩克鲁玛总统致力于团结整个非洲反抗殖民主义，被西方国家视为“眼中钉”。他高度警觉政变的风险，拒绝出访。中情局为了诱骗恩克鲁玛离开加纳，利用其迷信占卜运势的弱点，收买当地报纸连载相关内容，诱导恩克鲁玛出国，终于在总统出访的当天就实施了政变。
不止于此，在东南亚的印度支那战争中，中情局动员了大量天主教传教士及佛教僧侣支持法国。华莱士还提到了深耕金三角地区80余年的传教士一家三代与中情局互相利用的传奇事例。在60年代中情局利用传教士威廉·杨(William Young)的影响力与毒枭武装合作对抗中国和越南，包括派遣间谍、破坏胡志明小道等，由此中情局人员得以不直接出现在这片敏感的区域。还有，在南美洲，声名卓越的葛培理(Billy Graham)牧师也曾在肯尼迪总统当政的“进步联盟”时期与中情局合作对抗左翼风潮，通过布道运动(Preach Crusade)招募当地信众为中情局工作。
可以说，在冷战的环境下，只要有利于遏制共产主义，中情局不吝于使用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手段。从中情局利用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诸多不同宗教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宗教本身的教义对中情局并不重要，宗教被无情地作为行事工具。毫无疑问，与情报活动的纠缠给宗教本身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所谓的害群之马令占大多数的普通神职人员也面临着被怀疑的境地，对宗教本身及整个社会而言，这就是最大的回爆。
在回答问题的环节中，华莱士博士针对三点给做出了说明：
第一，在前互联网时期，信息非常闭塞，在不发达国家尤甚。教士、记者、学者等是仅有的可以通过传教、访问等方式到达并有能力了解和记录他国的群体，同时他们当中一部分人与当地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对所在国的施加影响。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并没有消失。尽管中情局已经承诺不利用神职人员进行情报活动，但承诺中却补充了涉及国家利益及神职人员自愿时例外的条款。
第二，神职人员与中情局合作的原因很多，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考虑。很大一部分神职人员是出于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选择与中情局合作，一部分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还有很多则是为了金钱等利益。当时许多在外国工作的神职人员回国后要面对中情局的威逼利诱和审讯，不配合提供情报会遭受报复和打击。这是时代的悲哀。
第三，中情局在策划行动时没有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前面的例子从短期来讲中情局都基本达到了预先的目的。然而从长期来看，伊朗政变正是一个典型的反例，更不用说全体神职人员受到猜疑这份对宗教本身带来巨大伤害的恶果。
综合华莱士博士的两次演讲，我们认识到宗教在美国、整个西方及伊斯兰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宗教和政治紧密相联，宗教事务可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宗教也可以被作为手段来完成政治目的。对于世俗化程度极高的中国社会来说，大部分民众缺乏对宗教的基本认知。然而在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进一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宗教问题必然会与我们的现有秩序产生一定的相互影响。充分了解美国和西方视角，兼听则明，对我们展开思考，应对未来的挑战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