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世间再无金庸

2018-10-30 20:31
上海

编者按:据香港媒体消息,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享年94岁。查良镛生于1924年3月10日,是浙江海宁人。查良镛于1940年代后期移居香港,其后以笔名“金庸”著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其作品更屡被翻拍电影。本文摘自中国知名历史学者傅国涌为金庸先生所作传记,由铁葫芦图书出版,经授权发布,有删节。
图/视觉中国

1969年4月25日,《明报》头版刊出查良镛执笔的社评,预言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林彪没有好下场。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已连载到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夺帅”,杀得难分难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并不是有意要影射“文化大革命”,但金庸当时天天关注内地的时局动向,不经意间受到影响也是可能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他的笔下是江湖还是江山已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不管任我行、东方不败,还是左冷禅、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长、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创办《明报》,“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想起《明报》创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龙尖沙嘴那间小小的编辑室中写下:“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中说:

十年后,《明报》已不怎么小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十年来却历尽了苦难。我们企图报道整个世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进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来报纸的篇幅之中,充满了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眼泪。

到1969年,《明报》已摆脱初创时的艰难,俨然成为一张大报,严肃的思想文化期刊《明报月刊》、娱乐性的《明报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报》先后创刊,明报集团粗具雏形,《明报晚报》即将诞生。金庸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已有十几个年头,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恳切表示:

我们相信,读者们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这方针和作风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只希望,《明报》今后能有更多令人喜悦的消息向读者们报道,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今后会有更多的欢笑,更少的忧伤。

虽然未来还有不确定的因素,但《明报》此时日销10万份以上,从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脚跟,《明报月刊》则在知识分子当中受到尊重。

金庸两手写文章,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现实的家国世界和虚拟的江湖之间纵横自如,在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中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湾岛上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射雕英雄传》当作那个年代的“天书秘籍”,却多年没有将金庸与《明报》的查良镛联系起来。

作为小说家,金庸的武侠小说到底有没有文学价值,至今仍不断引发激烈的论战。他早年坦承:“我说老实话,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这是真心话。”1956年,金庸谈到《书剑恩仇录》时,认为这只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1969年他说:“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他还多次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这一点他实际上做到了。他的小说写作出于商业动机,却着力刻画人性,把人文精神注入古老的武侠小说之中,创造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虚拟世界。

金庸经历了大时代的烽火硝烟,饱尝过生离死别的痛苦,母亲死于20世纪30年代,父亲死于50年代,香港成为他最后安身立命的地方。对于生和死、和平与战争,他都有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这一切都被他概括在小说中。无论如何,他的小说保持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他在遥远的香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古老的汉语,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一脉温情,给无数海外游子带去心灵的慰藉。

作为一个报人,查良镛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手创《明报》,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老《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亲沐胡政之等一代报人的教诲,虽然为时很短,却长留在记忆的深处。老大公报人最特出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无论这一伤害远自美国,还是来自近邻苏联,更无论它们立国的价值观如何。这一点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体现。1972年4月25日,他发表社评说:

人类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增加生产,因为总生产早已够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样使全人类和谐相处。在这件事上,中国人应当当仁不让,因为任何外国都不及中国的经验丰富。

我们如果存一种自省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一般说来,中国人远比外国人狡猾、诡计多端。这正由于中国人累积了数千年的经验,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们重视温情、家庭、亲谊、友谊等感情,人与人之间少走极端,不爱打官司,不喜欢做到无法转圜的地步。“仁义孝友”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认为理应如此。

他的大量社评传递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但他是香港的产儿,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

他是一个色彩复杂的人物,香港山顶道宽大的书房里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和香港商业社会的特质。

有人说他是郭靖,有人从他身上看到陈家洛,也有人说他是“韦小宝的化身”,他对记者说:“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毕竟是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与他认识多年的沈西城说:“他一向木讷,不喜多言,他心里面的话,似乎完全宣泄在他的小说里,读者所喜欢的郭靖或者令狐冲,大半是金庸的化身。不过,活生生的金庸,略略要比郭靖、令狐冲多了一份狡黠……”

本文摘选自《金庸传》,作者 傅国涌,铁葫芦图书2013年6月版,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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