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了天堂，去还亏欠奶奶的债
“中派河”就是我的家乡。偏僻的小地方没有具体的村名，在派河中游，所以就简称“中派河”。
爷爷奶奶住的老屋就在派河边上，开车回来，要路过喧闹的中派河街市，绕过弯弯曲曲、两边种满桑树的乡间小道，再胆战心惊地穿过一座没有护栏、年久失修的“中派河大桥”，才能看到那灰瓦白墙的两间屋子，前门正对着宽阔的派河，后门口一条灰白的石子路穿过菜园延伸到远方。
关于家乡的记忆大多都停留在小时候。
读小学的时候，我每年都和哥哥、堂姐、堂妹回老家过暑假。那时候派河边上的水田里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螺蛳。奶奶穿着深筒的红胶鞋，挎着竹篮子，脚陷在烂叽叽的泥水里，顺着青色的田埂一路摸到头。到了中午，沉甸甸一篮子螺蛳装回家，拿竹签把肉从壳里挑出来，配上青红辣椒大火爆炒，香味飘得老远，端上桌就被一扫光。
有时吃完晚饭趁着太阳还没落，爷爷会把小小的我架在肩膀上，到街上溜达串门。街上小店有外形像香烟的糖，香精和水做的，齁甜齁甜的，买回来并不为吃，只是拿两根手指夹着，学大人抽烟的样子，装模作样吸一口再吐一口气，满脸沉醉，故作深沉。
小店大部分零食都是糊弄农村小孩的山寨货，这倒是中派河街市特有的。“大白兔”成了“小白兔”，“鲜橙多”变成“鲜果多”，包装以假乱真。农村老头老太太不比我们城里孩子“精明”，哪里分得清这些，好心买回家给我们吃，我们一尝，跟城里的正版货不能比，刚开始嫌弃得很不愿意吃，等过一段时间没东西吃嘴巴馋了，也不管它是不是山寨货了，“小白兔”嚼着也香甜。
我爷爷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太太”，年轻时做过商贸赚了些小钱，家境还算得上宽裕。爷爷上过几年私塾，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知识分子了。后来，太太家被划成了富农，家境一落千丈，太太也撒手人寰。
爷爷娶了我奶奶，生了三个儿子，我大伯、我爸、我三爷。孩子多了负担更重，越发穷得叮当响，全家人挤一张破床，吃了上顿没下顿。爷爷作为当家人，不能眼睁睁看一家老小饿死，就托在派河供销社当组长的大舅子帮忙，到派河供销社去“拉大船”。装盐、糖、酒等物资的船靠了派河岸，爷爷就拉着板车拖着绳子上去干活，先拉船，再把物资挪上板车拉回供销社。成日里风吹日晒，耕田的老牛一样累死累活一整天，挣那几毛钱养家糊口。
有一回下暴雨，河水涨的急淹到岸上，拉大船的小工都被派下水去推船抢救物资，爷爷眼睁睁看着一个工友被大水冲走。等所有物资都转移上岸，工友是再也回不来了，爷爷的右腿被水里的石头划得鲜血淋漓。
回到家里，米缸又见了底，爷爷拿着从大舅子那里求来的条子到粮站去领了些喂猪用的稻壳拿回家，奶奶拿个小筛子把里面的碎米筛出来，搀着稻壳的碎米磨成粉加水，揉成巴掌大的“粑粑”贴在锅边炕熟，一家人嚼着钻腮子，喇嗓子，好不容易咽下去却拉不出来了。我以前问过我爸他为什么这么精瘦精瘦的永远不长肉，我爸说是小时候吃稻壳饼吃伤了肠胃。
生活里的苦难并没有磨掉爷爷与生俱来的暴躁脾气，爷爷专横、固执、蛮不讲理，发起火来怒睁一双“牛眼”，急起来能把房子拆了，教育三个儿子全靠巴掌和鞭子，不论犯了什么错，横竖都是一顿打。
国家改革开放了，包产到户，第一年大丰收，家里有了余粮，那时候爷爷在丰乐供销社上班，一个月有5块钱工资。生活稍有好转，爷爷就暴露出了恶习性，开始赌博。揣着5块钱工资到派河街上推牌九，赌上一夜，输掉15，憋一肚子火气回家，烧水洗脚揭开水缸盖子发现缸是空的，一声不响拿起鞭子进房间，掀开被子就是一顿猛抽，三个儿子睡得正香，被鞭子抽醒了还摸不着头脑自己为啥会挨打。第二天身上一道道血痕，皮肉翻将起来，火辣辣烫的像烙铁，穿衣服时不小心蹭到了要疼得嗷嗷叫。
爷爷就是这样自私的性子，用我爸的话说就是没有“儿女心”，不知道疼惜孩子，能把孩子养大就已经不错了。只要一发工资爷爷就去赌，欠了债再去拉大船，攒到钱再赌。
我爸从小成绩就好，爷爷允许我爸读书，但只有一点要求，就是不能留级，留了级就必须回家种地。七毛钱的学费爷爷也掏不起，天麻麻亮就到街心大舅子家门口转悠着借钱，陪着笑脸还得挨上一顿奚落。爷爷赌博恶习难改，日子只有越过越穷的份。
爷爷的暴力并没有妨碍儿子们一个个成为孝子，爸爸怕爷爷更尊敬爷爷。我爸高考前几个月（1984），电影《少林寺》正火，小伙子课间在教室讲台上学李连杰打“旋风腿”，没站稳跌在讲台边的水泥台子上，右手肘磕断了，回家怕挨揍也不敢跟大人讲，疼得忍不住才拿剪刀把袖管剪开，手肘早就肿成了猪肘，也没钱去医院，爷爷拉着爸爸穿过几道田埂到邻村随便找了个赤脚医生打了个石膏，到高考时都没好利索，写字一使劲就疼，结果当然是没考上。爷爷有话在先不许留级，父命难违，我爸也就断了复读考大学的念想。但家里债台高筑，留在农村种田怕是永无出头之日，我爸只能只身一人进城打拼，身无分文，又一无特长，二无后台，就从小工做起，在当时的肥西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地上抬大石，任劳任怨。
大伯在派河街上摆摊修手表，一早上挣个两三毛，刚到手就被爷爷拿的一分不剩，到早点店坐下，买糍粑、狮子头慢悠悠地吃了。大伯一声不敢吭，每次爷爷来拿钱都是恭恭敬敬的，但这么一来就是修几辈子手表也攒不到钱，家里还是一贫如洗。爷爷在家要是有个头疼脑热，一声令下我爸就一溜小跑从城里赶回中派河，围着爷爷团转转，又是买药又是送钱。老话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在我爷爷几个儿子身上这句话倒成了真理了。
1990年，爷爷被查出患了食道癌，刚开始只是成天嚷嚷着嗓子疼，奶奶只当是上火，给爷爷喝点盐开水就对付过去了。拖了很久之后吃饭喝水都难以下咽，嗓子刀割一样的疼，去医院一查，已经中期了，我爸交了一个疗程的钱，按时回中派河接爷爷到医院化疗。
我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老爷子化疗过一次回来就跟儿子哭天喊地的，说化疗的“灯”一照，脖子里就像堵着一块大石头，要命啊！之后爷爷牛脾气一横，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去化疗，任凭奶奶和三个儿子磨破嘴皮，爷爷只撂下一句，“再让我去化疗，我就去死”。爷爷倔的厉害，向来说一不二，儿子儿媳拗不过他只能闭了嘴。因为没有及时化疗，爷爷的病情很快恶化，只有接受手术才能活命，那次手术切除了爷爷的声带，在爷爷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黑窟窿，爷爷算是摆脱了癌细胞，却也从此不能说话，靠着脖子上的窟窿呼吸，暴脾气老头子声如洪钟活了大半辈子，一觉醒来再也发不出声音，半条命都伤心没了。
自那以后爷爷再开口说话，嗓子眼里只能发出嗡嗡的响，他说得再努力我们也听不明白了。爷爷生病那年我哥刚好出生，我比我哥小5岁，从来没听过爷爷的声音。
爷爷手术后不能说话，原本就稀稀拉拉的头发也掉光了，露出光秃锃亮的大脑门，但身子骨倒还硬朗。中派河的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两老互相照顾。我爸那时候已经在合肥成家立业，一砖一瓦都是都是自己的血汗。到了年关生意忙，我和哥哥寒假都是和爷爷奶奶一起过。
大概年三十前几天，爷爷会走上几里路，到肥西县城去“打年货”。晚上我们和大伯、三爷家的堂兄妹一起挤在被窝里，屏息凝神听着门口的动静，眼巴巴盼着出去打年货的爷爷回来。老木门沉闷的“吱”了一声，寒冬的冷风被放进老屋，外面黑沉沉的，接着就能看见扁担和箩筐伸进门来，是爷爷挑着担子回来了。
爷爷对孙子辈一向慈爱，虽然老家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爷爷对孙子孙女倒是一碗水端平的疼爱，以至于我和堂姐堂弟一直都不相信爷爷年轻时会发脾气动粗打人。爷爷卸下扁担，把两个箩筐搬进里屋，里面有红色黄色条纹的，装得满当当的塑料袋，全部掏出来摆在竹筛子上，再挨个儿打开，我们一群孩子围着竹筛，伸长了脖子急切地探寻袋子里的宝藏。黑芝麻花生切糖、柿饼、大麻花、蜜枣、五颜六色亮晶晶的糖果……爷爷笑嘻嘻地解开袋子，我们乐呵呵地吃着。
那时候生活不富裕，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倒是比现在深厚得多。除夕夜我们几家加上爷爷奶奶一共14口，三代人围着圆桌喝着奶奶自己酿的紫红色的甜葡萄酒，大人们从生意场上的斗智斗勇谈到过日子的鸡毛蒜皮，小孩子围在大人身边吵吵闹闹，在老屋门口把点着的“擦炮”投进派河，点点火光熄灭在派河黑暗的怀抱里。
除夕一过，大人孩子又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去奋斗，留下爷爷奶奶守候着老屋，无论我们走得多远，派河的水流淌不息，亲人永远都在那里。
奶奶50岁出头就患上了胰腺癌，患癌症之前心脏和肝也不好，奶奶病重的时候最担心的人就是爷爷，最记挂的事就是她走了，爷爷孤身一人要怎么生活。
奶奶跟着爷爷一生受穷、挨打，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爷爷回到家里就像个“地主老爷”，奶奶端茶送水，伺候得周到。时间长了爷爷也被惯坏了，家里的事从不过问，孩子都成家了之后爷爷不用再去拉大船，整日里背着两只手到处闲逛，去街心小店打麻将，或带上小板凳，骑自行车到街东戏台子看庐剧演出，回到家里奶奶要是没把饭做好，爷爷会跟年轻时候一样，扔杯子摔碗大发雷霆。
最后的日子里奶奶拖着病体，从最简单的洗衣做饭开始，手把手教爷爷做事。爷爷自私薄情，奶奶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从不把这个人当回事，奶奶的病情他也不过问，同村的人问爷爷，老伴走了你怎么办？语气里带着点嘲讽。爷爷心硬嘴更硬，发不出声音嗓子里嗡嗡的响，两只手用力的比划着，意思说奶奶走了他一个人照样活得好好的。
奶奶死于癌症，疼到最后整个人瘦成一幅骨头架子。那时我刚上小学四年级，并不懂癌症是什么，只在看到奶奶遗体的瞬间，对这杀死我奶奶的魔鬼升起一种难言的恐惧和恨意。
奶奶刚走的时候爷爷没掉一滴眼泪，等丧事办完从火葬场回来，儿子们都要回城里，老屋只剩他一人时爷爷才后知后觉意识到从此和奶奶天人永隔了。爷爷在老屋奶奶床边的地上来回打滚，拼命，老泪纵横，悲痛欲绝的嚎叫，见人就比划，他一个人没法活。人啊，永远要等到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只是奶奶听不到也看不见了。
奶奶走了，爷爷不愿意一个人住在老屋，房子长时间没有人住失了人气，墙歪了成了危房。早些年我们回老家上坟，还能看到它颤巍巍地立在那里，我和堂弟冒险推开长满蛛丝的木门进去看看，奶奶的遗像摆在堂屋，墙上的老照片泛黄脱落掉在地上，老屋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中派河黄昏的残阳里缓缓走向生命的尽头。
爷爷本就不能与人正常交流，现在老伴走了没人照顾，精神大不如从前，不爱打麻将也不爱看戏了。爸爸怕爷爷孤独，把他从中派河接到城里来住，但子女们做生意的做生意，上班的上班，实在没人在家照顾他，爸爸就和大伯商量着，把爷爷送进了一家叫做“夕阳红”的养老院。
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假期跟爸爸去养老院考察了一番，生活条件倒是蛮不错的，吃喝都有人照顾，还有很多老头老太太聊天作伴，晌午时分阳光暖洋洋亮堂堂地撒在养老院的小院子里，老人们佝偻着腰背，无精打采地靠在竹椅上晒太阳，苍老憔悴，像萧瑟秋风里堆在马路边的枯黄的落叶。
2012年春节，爸爸带我去养老院接爷爷到我家过年。爷爷瘦了，几根白发蔫蔫的贴在脑袋上，印象里经常把我架在脖子上的爷爷人高马大，现在只剩下一小把骨头，神情呆滞。我走进爷爷房间喊了好几声，他都没认出我来。
年初爸爸带爷爷去做过检查，爷爷身体其他方面都还好，只是年纪大了有点脑萎缩，也就是老年痴呆。爷爷到我家住了三四天，常常分不清白天黑夜，半夜里以为天亮了，一个人把衣服穿好在客厅呆坐着。会忘记自己已经吃过饭，妈妈刚收掉饭桌，爷爷又去拿碗表示自己饿了要吃饭，像个不懂事的孩子，把爸妈弄得哭笑不得。我和哥哥都大了，跟爷爷不比小时候亲近，有时远远地讲两句话，爷爷重复好几遍我们都听不清，我哥哥失了耐心，各自走开了。
爷爷在我家过年那几天精神有些恍惚，常常听不见我们叫他，爸爸和大伯虽然不放心，但过年期间出去拜年带着爷爷不方便，所以早早的就把爷爷送回了养老院。
爷爷刚送回去没两天爸爸就接到养老院的电话，说爷爷早上就出去了，一直都没回养老院。爸妈慌了神，发动全体亲戚跑遍了合肥市也没找到爷爷，最后是老家亲戚打电话来，说看到爷爷回中派河了，爸爸连夜赶过去把爷爷接到我家。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那天一大早就独自出了养老院的门，想回中派河老家，但养老院地处偏僻，偌大的合肥，爷爷一个不能说话的老人，又有痴呆症，不知道坐哪一路车能到中派河，就去公交车站上了一路辆以前常坐的车，去了大伯家，发现大伯家没人在家，就又坐车，饿着肚子辗转了一天，天都黑了才回到老家。
爷爷不明去向，爸妈和大伯心急如焚，把爷爷接回家后一顿好骂，抱怨他不好好待在养老院，尽给子女添麻烦。爷爷满脸委屈说不出口，拿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说他不想住养老院，想回中派河。
那时候奶奶已经去世好几年，老家房子也塌了，街上只剩下些老弱病残，这几年也都走得差不多了，中派河真的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条河了，爸妈当然不会同意让爷爷一个人回去，不由分说，第二天就把爷爷又送回了养老院。
谁知道安宁的日子没过几天，养老院就来电话说爷爷又丢了，于是旧事重演，闹得整日整日鸡犬不宁，等风波平息，爷爷仍然会被送回养老院。
悲剧发生在2012年正月，在爷爷先后三次从养老院跑回中派河，又被送回养老院之后。来来回回闹了这么多趟，爸爸也被折腾得够呛，电话铃成了警报，一响起来大家就都紧张得头皮发麻，就怕是养老院打来说爷爷又出事了。
那天清早，电话铃催命一样又响了，果然是养老院打来的，说爷爷从养老院四楼坠楼了。全家一下子惊慌失措，爸爸吓得手发抖，手里一杯热茶一口没喝抖落在地上。爷爷在爸爸赶到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正月里家家都在欢欢喜喜地过新年，到处都是一片喜庆的红颜色。爷爷身上盖着养老院人从医务室拿来的破棉被，身上穿着他常穿的藏蓝色棉衣棉裤，孤零零地躺在养老院一楼走廊冰冷的地上。爸爸一来就跪在爷爷身边哭，谁劝也不起来。
爷爷走得凄凉，他老人家虽然有些痴痴傻傻，但心里比什么都明白。人老了总需要一个伴，爷爷一生亏欠奶奶太多，这样急匆匆的走，怕是想早点去给天上的奶奶赔罪。
家乡的老屋和那老屋里的人，从此就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了。
（返乡导师汪成法，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者简介】
我是杨亚茹，安徽大学18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安徽省，合肥人。
听爸爸讲述祖辈在派河边上饱含血泪的生存故事，带给我很强的震撼。时过境迁，朴实善良的老人们早已离我而去，作为爷爷生前最疼爱的孙女，我写下这段文字，把家乡的人和事铭记于心，日后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家乡最初的样子。
图文 | 杨亚茹 出品｜头号地标
人文指导 | 叶开（中国顶级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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