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在美国 | 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的快乐生活（连载五）
20世纪中叶，纳博科夫在美国生活了整整20年。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下，曾经的俄国贵族逃亡到大洋彼岸，在艰难窘迫中开始了一段传奇经历。
在美国，纳博科夫开着二手汽车，遍访美国的崇山峻岭，在荒野中自由地追逐蝴蝶，发表研究论文；他遇到了文学生涯中永生难忘的贵人，以及势同水火的仇人。他在美国发表了大量文学讲稿，为尼古拉·果戈里写作传记，将俄国经典《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英文并发表，招致争议不断。在美国，他还写出了将他推上神坛的《洛丽塔》，并构思了杰作《微暗的火》和《阿达》。
建筑师玛丽·科尔特修建的工艺礼品屋，借用的是有九百年历史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建筑设计与建筑材料，从那时起，这个礼品屋已然成为被人熟知的风尚标志。美国西南地区的铁路和酒店的勃兴，大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几十年来，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兴趣与日俱增，乃至于世界博览会都在仿造这种普韦布洛印第安式建筑。科尔特的“霍皮之家”是由真正的霍皮印第安人建造的：建筑材料是砂岩和杜松，茅草天盖，烟囱由陶器碎片制成，她这个设计可比大部分类似风格建筑更胜一筹。
很难说纳博科夫从这些混搭建筑物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纳博科夫第一次西部之旅中一路上看到的建筑，用詹姆斯·阿吉的话说，真有些“不伦不类”之感。这是阿吉发表在《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路边风景所做的评述。在阿吉看来，路边那些典型的景观旅游点，比如那些溶洞之类，其实是专门用来敲诈游客设下的陷阱。（木屋是仅次于那些洞穴的第二大噱头） “开发这类‘旅游景点’还仅仅是攫取金钱的第一步”，阿吉写道：
好好查看一下就可以发现，要进入洞穴，各种名堂非常之多（有些必须搭电梯）。您看到建在景点入口处的十万美元的“景点小屋”，里面设有洗手间、餐台，尤其是纪念品摊位。穿制服的服务员带领您走过水泥小道……精致的洞穴用电气照明，灯光忽明忽暗。每个地方……都安个好听的名字，一切以达到出其不意、浪漫迷人的特效为目的。
这些地方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商业炒作艺术完美结合”，阿吉说：“一个不错的溶洞年总收入大约十五万美元……如果洞穴迂回曲折、别有洞天，显得神秘莫测，再有一个波澜不惊的水池（总会冠以‘地下湖泊’美名）或是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一律被称为‘冥河’之类），那这里的商业价值就会暴涨，财路可就广开了。”
《洛丽塔》中曾经写到过此类溶洞，说亨伯特为了分散他年幼的性奴的注意力，曾经打算找一个“阿肯色州的一个天然洞穴或者路易斯安那州的卢尔德人工洞穴”安顿下来过日子。将这些景观进行重新包装设计，俗气又吸人眼球，目的就一个——吸金：美国不是这类把戏的原创国，但要说搞忽悠搞噱头到厚颜无耻之境地，在美国面前，欧亚非世界各地无不甘拜下风。
纳博科夫没有因此被吓得望而却步，在致友人的信函中，他绝口不提这类矫揉造作的人造景观。而远景中那些无关利益、漫山遍野自然展开的美妙景色，还有脚下那些飞舞的蝴蝶，反而是他目光聚焦的重点。从其后来描写路边观感的经典性叙述可以推断，阿吉连篇累牍提到的那些奇景，比如“鹅妈妈故事主题”汽车旅馆，“大茶壶造型的茶室”，用纸胶材质塑造成字母“I”形状特别滑稽可笑的猫头鹰，还有咧嘴大笑、露出一排装上霓虹灯牙齿的猪头，纳博科夫对这一切一定是特别留心与关注。
在美国帕洛阿尔托市，纳博科夫一家住在红杉大道230号，与斯坦福大学只隔了一个街区。这栋“漂亮小屋”（纳博科夫的原话）前面长着一棵红杉树（Sequoia sempervirens，即北美红杉），后院摆了一张舒适的折叠躺椅，纳博科夫会穿着泳衣躺在上面晒日光浴。
战前的斯坦福大学尚未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学，尽管也有一些著名的学者或是科学界的骄子在该校任教，但让众多来访者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斯坦福大学优美的环境和天堂般宜人的气候——尤其是在夏季，清一色的好天气，白日晴朗，夜晚凉爽，矢车菊一般颜色的天空万里无云，远处的海岸山脉没有一丝雾气遮眼，一览无遗。
纳博科夫一家搬来之前的那个秋天，约翰·肯尼迪当时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他在斯坦福大学旁听了几个月的课程，梅菲尔德大道624号后边有一间小屋，一室一厅的格局，那便是他的住所。在房东格特鲁德·加德纳记忆中，肯尼迪鹤立鸡群，比起一般的学生，他的“头和肩膀”可高了不少。肯尼迪主要将斯坦福大学当作一个休养胜地，这里地处溪谷，风景秀美，校园中既有本地特有的槲树，又有从外引进的棕榈树和桉树。他的父亲约瑟夫·P·肯尼迪时任英国大使，在父亲两个好友的帮助下，肯尼迪写了一本名叫《英国为什么沉睡》的书，这本书让他挣了些钱，他用这些钱买了一辆别克敞篷车，仙人掌绿色的车身，再配上红色的座椅。悠闲的几周过去，肯尼迪给预科学校的一位朋友写信说“这边的女生简直魅力十足——‘农场’生活过得那叫一个惬意潇洒”。 “农场”正是斯坦福的别称。
多萝西娅·勒索尔德回东部去了。纳博科夫没有在后院那把折叠椅上闭目打盹，虚度光阴：那个夏天他教授两门课程，一门“俄罗斯文学概论”，一门戏剧写作。上课时他孜孜不倦的热情跟寥寥无几的选课人数形成了强烈反差（“俄罗斯文学概论”选课人数为两人，戏剧写作为四人）。他的一个学生记得纳博科夫讲课时十分投入，讲得眉飞色舞，嘴唇上都起了一层沫子，他也不会停下来去擦掉。
但唾沫横飞只是非典型事例，后来纳博科夫又陆续在韦尔斯利和康奈尔大学教书，那时的学生就从未见过这种因说话紧张而产生的沫子——他后来的讲解变得温文尔雅，非一般地冷静自持。
纳博科夫在欧洲背井离乡二十年，创作出了许多特色鲜明、独创性极强作品，无一例外都被出版，并且大获好评。正是经过这样一番不辞辛劳的努力，纳博科夫最终走在了20世纪文学的最前列，尽管尚不知生活在英语世界的人们对此到底了解多少。
与此同时，他造就了一大群与他有强烈共鸣感的读者，他们是讲俄语的人，与他一样的流亡之人。这些读者早已学会了去欣赏他对自己塑造的小说人物的无情嘲弄，习惯了他对于强烈感情的蹙眉不满，习惯了他对那些表达平庸内涵的模式化小说的鄙夷。而来到美国这里，一切还需从头开始，还得费尽心力打造全新的读者群，一番新的努力在所难免，尽管努力了未必有回报。
斜躺在躺椅上，纳博科夫专注于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工作：把一些俄文作品的英译版改进一下，这是为了在他的俄国文学课上给学生当阅读材料用。翻译对于他来说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其重要性可谓无与伦比。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如果他能将读者完全引入普希金《瘟疫流行时的宴会》里的音乐世界，或是向他们敞开果戈理《外套》中的韵律美，那么，这些作品的其他妙处读者们也能慢慢领略。英语读者接触到俄国风格的巨作时，可能倾向于囫囵吞枣地去了解这些作品。
若是这些英语读者们能够从整体上了解文学，尤其是那些他认为最具有价值的文学家们的作品——普希金、丘特切夫、果戈理、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等——那么纳博科夫的作品，这真正的宝藏，也将触手可及。
7月初，《新方向》（New Directions）的创办人、出版商詹姆斯·劳克林来到了帕洛阿尔托。威尔逊向拉弗林特别引荐了纳博科夫。他向纳博科夫支付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一书的小部分版税预付款，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纳博科夫收下了这笔钱，至少这笔预付款对于这本小说来说是出版的保证。
他喜欢去斯坦福南部，纳博科夫去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并非对当地作家及文学作品一无所知。在一封纳博科夫从帕洛阿尔托写给威尔逊的信中，除了告知威尔逊他已收到他那本读起来令人愉悦的书——最近出版的《后房间里的男孩：加利福尼亚小说家笔记》，他还提到他最近阅读了之前刊登在《新共和》周刊上的大部分文章，那些论述约翰·斯坦贝克、纳撒尼尔·韦斯特、占士·肯恩、约翰·奥哈拉和威廉·萨洛扬作品的评论。
他向多布津斯基赞美这是一座“迷人、橙黄色的王国”，它那茶褐色的海岸丘陵连接着一片黑压压的森林。加利福尼亚州的夏天——因为空气湿度很小，所以阳光照耀时天气就炎热，太阳一落就冷起来了——不禁让他想起普希金的充满浪漫色彩的诗文，也是那般的澄明，大有清风拂面威尔逊告诫过他不要太过沉迷于加利福尼亚。“我害怕你被这里诱惑得乐不思归，再也不回来了。这里天气的确不错，相比之下其他地方却被衬托得那么不真实。”
纳博科夫的课在这所大学里渐渐成为精品课程。学院内外很多人对他的课产生了浓厚兴趣，陆陆续续加入进来旁听。他对自己的学生非常宽容，即使他们写出来的作品瑕疵不少，他也欣然接受。但对于那些他认为达不到他的高标准的著名作家们，他却一点情面都不讲。
“剧作家应以写出有永恒价值的剧本为己任，而不只是满足于一时的成功之作”，他这样说，似乎还沉浸在与阿尔塔格拉西亚·简内里辩论的情绪之中。他牙齿掉得厉害，胸部日渐凹陷，身上穿的是别人赠送的旧衣裳（深蓝色的西装是米哈伊尔·卡波维奇好心提供的，斜条纹的夹克衫则来自另一位哈佛教授哈里·莱文），他穿鞋不穿袜子，总是因为上课太投入嘴边上有唾沫星子，他在审美上总是表现出异乎常人的苛刻——虽然毛病不少，但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毛病，他讲起课来才那么神采飞扬、魅力十足，充分体现出那个“至情至性”的纳博科夫。
插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