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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雷希特专栏:富特文格勒神话的崩塌

【英】诺曼·莱布雷希特 石晰颋/译

2018-10-24 16:24  来源:澎湃新闻

1995年5月,在罗纳德·哈伍德的话剧《指挥家的抉择》首演后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了奥托·克伦佩勒女儿的一个电话。
“你告诉我,”洛特在电话里说,“在哈伍德先生的剧作里,那位负责清理纳粹遗毒的代理人是不是真的称呼富特文格勒博士为‘威廉’,或者甚至是‘威利’?”
我跟她说了一些关于戏剧处理的问题,而且那位调查者,嗯,是个美国人。
“从来没有人,”洛特·克伦佩勒在电话里大声说,“敢用‘奥托’来称呼我父亲。”
富特文格勒
对于活过纳粹时代的那一批伟大指挥家来说,无论他是一个忧虑缠身的流亡者,或者像这位柏林爱乐乐团总监那样,成为了那个罪恶政权在文化领域的招牌人物,他们的形象就意味着一切。在希特勒战败后,富特文格勒称他为了保护巴赫和贝多芬的伟大精神,为德国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从来没有人,比那些在希姆莱的恐怖统治下的德国人,更加渴求贝多芬,渴望听到更多来自贝多芬的关于自由和博爱的表达,”他对审查委员会这么说,“而我与他们站到了一起,对此我并不后悔。”
电影版《指挥家的抉择》
富特文格勒并不是纳粹党成员,也有证据表明他帮助了一些犹太音乐家躲过盖世太保,逃离那个国家。西方盟军盖章认可了他的这种崇高的自我牺牲,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位核心人物去东柏林为俄国人指挥。从此以后,一堆传记作家们对这样的判定照章全收,直到哈伍德在他的剧本里投来一瞥略带疑问的眼光,但还是摇摇手指放过了老威利。
现在,一封书信突然公诸于世,展示了富特文格勒不那么光彩的一面。这封信由钢琴大师阿图尔·施纳贝尔写给他在美国的地下情人(也许这就是这封信直到现在才露面的原因)。施纳贝尔被迫离开了德国,他在信里写道,1947年的一个夏夜,重启指挥工作之后的富特文格勒前来拜访他。
“昨晚富特文格勒和他太太来看我,”施纳贝尔写给玛丽·弗吉尼亚·佛尔曼,“那种感觉一部分令人愉悦,另一部分则恰恰相反。到目前为止在我看来,这些德国人不可救药,也无力自救。他表现出的情绪一如既往,混合了傲慢、怯懦和自怜。”施纳贝尔是第一个录制32首贝多芬奏鸣曲的钢琴家,是富特文格勒认为在当时在世的音乐家中,少数能够在智识上与他平起平坐,而且他也重视其意见的人。
施纳贝尔继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那些德国领袖的圈子中,就流传着那些充满谬误的论断。例如他们打了败仗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被人刀刺在背。那些德国人毫无任何负罪感……而现在,富特文格勒昨晚的论调如出一辙(他异常兴奋、歇斯底里、大声咆哮),他说他从来不认识任何纳粹党人。德国人和纳粹不仅是完全不同的存在,而且彼此之间充满敌意。”
想想看。富特文格勒在1933年被戈培尔委任为帝国音乐协会副主席,他还经常在希特勒面前指挥。我有一张照片,是一场音乐会后,他伸出手等待与希特勒握手,还有一张是他在拜罗伊特,与元首站在一起。“从来不认识任何纳粹党人”?威利你再说一遍。
富特文格勒与希特勒在1936年的拜鲁伊特音乐节
施纳贝尔写道,他的客人抱怨“如今每天都有数百万德国人被谋杀,但整个堕落的世界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富特文格勒继续承认:“还没有人问他,他就表示‘那个政权’当道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段美好时光。”
这封信的来源无懈可击,不带个人恩怨,因此才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它粉碎了富特文格勒长期以来树立的艰难时期尽力守护音乐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否认自己在纳粹文化神话中占据的核心地位的人,从而否认自己曾经衷心愿意用音乐为那个政权增光添彩。
他承认,在第三帝国统治下他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他感受到的任何怜悯并非针对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受害者,而首先是为了他自己,其次是为当时生活在盟军占领下的德国人。施纳贝尔眼中看到的富特文格勒是一个拙劣的伪君子,就像整体意义上的德国人一样,不愿意承认与希特勒同谋的罪恶感。他不是伟大艺术的守护者。他只是一个滑头角色。
富特文格勒神话的崩溃会带来不小的冲击。他超凡脱俗的指挥风格使他的音乐会具有了宗教一般庄严的光环,他是阿巴多、巴伦博伊姆那一代人的榜样,是一个拥有不朽魅力的存在。在柏林爱乐乐团登上权威演绎巅峰的发展史中,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居功厥伟。推倒富特文格勒,德国传统就失去了权威。皇帝协奏曲可能需要一套新装。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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