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弃儿：寻亲记 | 湃客年度视觉大赛

从1959年起，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江南（江浙沪）地区尤其是农村出现了较严重的粮食短缺，一些孩子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被福利院收养后，又被政府相关部门分批派送或民间介绍到相对殷实的北方缺儿少女的家庭，其中相当一部分从上海火车站转运送出，这些孩子多被称为“上海孤儿”、“江南孤儿”或“国家的孩子”。

而这场肇始于特殊时期的“遗弃——送往当地福利院——以北方为主的家庭领养”的模式，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能饱腹后的数年内一直在持续发生，其中不乏节育措施落后、选择性别养育以及地方民情等原因，“自己养不好，送出去会有更好的生活”成为江南地区大多数弃子家庭心照不宣的认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才逐渐减少。据民间志愿者不完全统计，结合公开报道的交叉求证，这一群体超过5万人，甚至多达10万人。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孩子在各地长大。他们普遍经历了童年时期被称为“抱养的”“野孩子”的讥讽，在自卑中长大，等养父母去世，或者征求养父母的同意，甚至隐瞒着养父母开始寻亲。经过怨恨到理解的心理历程之后，他们开始放下成见，试图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个困扰了大半生的问题。

沈玉娣，女，1957年12月1日生于江苏常州，1959年7月1日，政府有关部门将她和一批弃儿用火车集中运送至河南郑州。

1968年农历闰7月21日，浙江嘉兴新塍镇杨家浜的沈阿大生下第四个儿子，一家人住在一间草棚里，无力抚养，担心长大娶不起媳妇，丈夫用红纸写下儿子的生辰，与孩子一起放在集市上，被人发现后在送往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同年，山东莒县农村的赵家有六个女儿，想要个儿子。通过中间人介绍，沈阿大第四子辗转被抱到山东莒县赵家，成为6个姐姐的弟弟，取名赵淑亮。

樊新只，女，1971年9月15日出生在浙江海宁后被遗弃至当地福利院，50天后被河北邯郸临漳县养父抱养。十个月大时，因家庭矛盾养母投井自尽，养父离家出走，只能跟爷爷奶奶生活，“奶奶精神有问题，我小时候生病曾15天没好好吃饭，奶奶还骂我是妖怪”。“为了报答养育恩，”樊新只在16周岁时嫁人，“因为有双份彩礼钱。”

袁景军，男，1964年农历4月14日出生于浙江海宁，遗弃后被送往原海宁县硖石福利所，当年11月21日由河南省安阳市农民杨文臻领养，又辗转送往袁姓养父收养。袁景军称，自幼“被村里伙伴嘲笑不是亲生的”。

袁景军在第一个养父家里寻到了一个有着他身份秘密的信封，才知道自己的弃儿身份。十多年来，他每年都会在节假日期间去海宁寻找生身父母，但至今一无所获。他唯一庆幸的是自己通过发奋读书考上专科院校，跳出农门成为公务员，免受了村人“嘲弄”。刘惠霞，女，大约1957年出生于江南地区，1959年底在北上徐州的火车上被洛阳豫剧团的人收养，其后被转手送给河南郑州的养父母。她照顾养母活到97岁离世后，自己开始寻亲。

陈瑞洪，男，1968年农历4月25日出生于嘉兴，被山东莒县的养父母抱养时，其家人将他的小名“南红”以及出生日期用圆珠笔写在“红卫兵”红袖章上。这块既有时代特色，又记录他出生秘密的红布被珍藏至今。据悉，他被抱往山东后，嘉兴的亲生父母曾托介绍人要过他一张儿时照片，而今线索中断。

山东莒县，刘彦雷（右）与王顺风一起喝羊头汤、吃锅饼，商量着再组团下江南寻亲。他们都是出生在嘉兴，是同一个人介绍给山东莒县的养父母抱养。虽然是江南弃儿，但是他们自小在山东长大，喜食面食，饮食习惯与江南人完全不一样。

长于山东莒县农村的弃儿王顺风在山坡地挖红薯。之所以曾产生大量北方家庭收养江南弃儿的状况，还有研究学者认为，江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农作物单一，产生旱涝灾害易造成全年绝收，而北方农作物较丰富，例如红薯、花生等作为辅助作物补充了饥荒年代的口粮。

史红亮坐火车转站上海后前往浙江嘉兴寻亲，这段沪杭铁路也是他养父当年抱养他时所走的路。他1972年2月14日（除夕年夜）出生于嘉兴地区，遭遗弃后被送往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1972年8月8日被养父抱到河南安阳，当时救济院两位保育员阿姨不舍得他，还特意坐火车从嘉兴到上海多送了两站路。儿时的他得知被抱养，曾在安阳沿着铁路向南寻找。现在，他辗转江浙沪地区打工，边赚钱边寻亲，希望有一天找到亲人。

赵小燕T恤上“save me（救我）”一词，是她半生的最好注解。她1959年生于浙江嘉善地区，后被养父母收养。养父在她11岁时去世后，养母对她放手不管，并为她取名“小燕”，意指她没有父母，像小燕子一样飞来的。她在社会上流浪至23岁后“为了有固定的居所而结婚”，后离异，育有一女。

王莹，女，1964年12月30日出生于嘉兴，被遗弃后，有人将她送往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在福利院的名字叫元丽，脑袋偏大，显得身体很小”。1965年，王莹11个月大时，来自郑州的时年33岁王女士结束了一次不幸的婚姻，心灰意冷，并且一生不打算再婚，经人介绍来到嘉兴福利院抱养了王莹，从此母女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家。王莹一边承担赡养养母的责任，一边寻找亲生父母，试图弄清自己的身世。

2018年12月9日，在海宁市的寻亲会上，来自河南安阳的赵红霞、赵红英（右）姐妹俩讲完身世泪水夺眶而出，小外甥女为二姨赵红英擦眼泪。赵红霞出生于1966年，赵红英出生于1971年，均出生于嘉兴地区，被河南安阳同一对养父母抱养，虽没有血缘关系，却成了同住一家的姐妹。

来自山东的江南弃儿赵淑亮，在寻亲会上通过DNA检测找到了亲生父母。为了不让养父母伤心，他在养父母双亡、自认为无牵无挂后开始寻亲，最终找到浙江嘉兴新塍镇的出生地。这是他带着家乡的礼品，亲生母亲接他回家。

赵淑亮说的山东方言，他的母亲沈阿大说的是嘉兴方言。跨越半个世纪，二人虽为亲生母子，却听不懂彼此的言语。

1972年2月14日，阳历是西方情人节，阴历是大年三十除夕。在嘉兴秀洲新塍镇，村妇沈文珍生下一女婴。因为之前已经有两儿一女，家里生活条件差，丈夫便于大年初二将女婴放在新塍镇集市上。随后女婴被捡起来送往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又被七星镇陆先生抱养，取名陆爱英。这是陆爱英通过寻亲会，与生母沈文珍相认的场景。“他们都有自己的妈妈，我没有，今天我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妈妈了。”她把头埋进妈妈的怀里说。

1960年5月，张娟芬（当时叫何永妹）家中生活困难，在父母的授意下，10岁的她被15岁的二哥遗弃在嘉兴火车站，后在海宁养父母家长大。2018年10月14日，浙江省嘉善县陶庄镇，58年后，张娟芬（右一）来到大姐家认亲，讲述被遗弃的委屈时，7岁的外孙子孙浩铭听得哇哇大哭，哄也哄不住。 

郎解，女，1960年前出生于浙江嘉兴，因小儿麻痹后遗症不能行走，四岁时被遗弃在嘉兴救济院（现嘉兴市社会福利院），在福利院长大至成年，见证了一个个弃儿被送往福利院之后，又被其他家庭领养的过程。1985年，郎解在全国残疾人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银牌，得到了关注，当年在民政部门的帮助下，她来到了一家民政福利企业纸厂工作，一做20年，至退休。她已经知道的亲生父母的住址，对方却“因为身份原因不肯相认”。

寻亲之路艰难漫长，成功者只是少数，但大多弃儿难言放弃。河南郑州，10名江南弃儿聚会，商议再组团寻亲。江南弃儿在收养家庭多为独苗，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互相联络，把彼此当做亲人，在寻亲路上互相慰藉。

山东莒县，6名江南弃儿站在山头望向南方的故乡。他们均出生于浙江嘉兴，通过同一个介绍人，被山东莒县想要儿子的家庭抱养，以传宗接代。介绍人王姓老太太已经90多岁，任凭他们苦苦哀求，却也“不肯透露半句信息”，这唯一的希望，让他们的寻亲路近在眼前，却又如远在天边、隔着万重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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