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大钊一起蒙难的国民党员
撰文：吴基民（文史学者）
一
1927年4月6日上午10点左右，由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安国政府京师警察厅300多名军警，身着便衣突然冲进了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俄军兵营，躲藏在兵营内已有一年多时间的李大钊猝不及防遭到逮捕。同时被抓的还有李大钊的夫人及两个孩子，以及国共两党北京地区的负责人、工作人员等64人。军警还在旧军营搜出了一批武器弹药，以及许多档案文件，据悉总共装满了七辆卡车。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是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批准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同时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委。他长期在北方地区活动，是国共两党在北京的实际领导者。1926年4月张作霖率奉系军入关占领北京，建立所谓的安国政府，把始终坚持国民革命，在民众中影响深远的李大钊视作眼中钉。而李大钊也在奉军入关前就率全家躲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旧军营内，同时还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也一同撤了进去，继续进行反对军阀的革命斗争。起初张作霖一直不晓得李大钊藏在哪儿，以后京师警察厅抓住了时任共产党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1923年加入共产党，李大钊躲入苏联大使馆后，他主要负责李大钊与外界的联络。李渤海被捕以后很快就叛变了，供出了李大钊，还将旧军营内的情况和盘托出，狡猾的张作霖将当时还未暴露叛徒面目的李渤海派回去（李渤海解放初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继续潜伏在李大钊的身边。1927年4月初，张作霖作出了闯入旧军营捉拿李大钊的决定。4月4日清晨，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奉张作霖之命秘密拜访了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说服他同意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缉拿李大钊等。吴晋是个学者，精通国际法。寒暄以后单刀直入，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外交部副部长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宣布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样也就等于放弃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所谓外交使团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吴晋还引用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自废武功”，引得欧登科哈哈大笑。帝国主义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以及对苏联的仇恨，一致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对苏联使馆进行搜查。
其实李大钊还是完全可以逃脱张作霖的抓捕的。4月4日晚，游走于各界人士之中的杨度获此消息，当即派人通知了李大钊。几乎同时，李大钊的秘书谭祖尧也对李大钊讲，说他的岳父在安国政府陆军部机要科工作，也得此消息，要他转移。据时任中共天津负责人的王德周在日后出版的《李大钊先生传》一书中披露，李大钊讲：“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哎！这一次李大钊是大意了！
李大钊等被捕以后，张作霖为了证明他师出有名，将查获的文件档案细细整理，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企图证明李大钊是俄国人的间谍。由于安国政府迅速垮台，该书保存下来极少，笔者仅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看到过一册。当时社会各界对李大钊说情者众多，但张作霖更看重军队的意见。他秘密征求在前方带兵作战的六位重要将领张学良、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等的意见，除首鼠两端、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不作回答外，其余将领一致同意立即正法。当时北京报纸都刊登了前方将领的来电。4月28日下午1时许，李大钊等20人被秘密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用刚刚从美国进口的绞刑机绞死。李大钊就义时年仅38岁。
二
与李大钊一起殉难的19位烈士，几乎全部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不少人还是李大钊先生的学生。其中，陶永立、李昆、英华、张伯华、李银达5人，除了姓名，再无其他资料可考外，其他14人中共产党人有7人，他们是谭祖尧、邓文辉、范鸿劼、莫国荣、吴平地、阎正三与谢承常。国民党员有3人，即郑培明、路友于和张挹兰。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而主要是在国民党内担任主要职务，并积极工作的有4人，他们是谢伯俞、姚彦、方伯务与杨景山。在大革命的时代潮流中，国共两党亲密合作，跨党派人士在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常见的，比如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后担任了党中央的秘书，但同时又担任汪精卫的副手，国民党宣传部的代部长。将这些跨党、主要担负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加进去，这样与李大钊一块儿牺牲的烈士中，除5人不可考证，国共两党各为7人。
下面把与李大钊一块儿牺牲的7位国民党员（或跨党人士）逐一为大家作个介绍：
杨景山，1903年生，20岁考进北京大学，成了李大钊先生的学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李大钊非常重要的助手。1924年李大钊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杨景山就奉李大钊之命，在北京筹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把革命的力量凝聚起来，并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主要领导人。1925年，上海发生了英帝国主义血腥残杀革命民众的“五卅”惨案，杨景山当即组织“沪案雪耻会”，发动几千位学生市民上街游行，声援上海市民。这是“五四”以后北京市民声势最浩大的一次游行示威。奉军入关以后，对革命群众血腥镇压，杨景山迅速转入地下，与李大钊一起将国民党市党部的领导机构迁入东交民巷的俄旧兵营内，4月6日被捕，4月28日蒙难。
方伯务，既是一个革命者，同时也是北京颇有名气的中国画家，4月28日与李大钊一起蒙难。关于他的英雄事迹，俞子林先生曾在《世纪》杂志2018年第3期上撰文《烈士方伯务的画和他传播的革命种子》纪念，本文不再赘述。
谢伯俞，1905年生。他是毛泽东、杨开慧的朋友。在北师大学习时认识了李大钊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间约在1925年初。由李大钊推荐他当选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主要从事国共两党的沟通与联合。1927年4月6日与李大钊一块在俄旧军营内被捕，28日蒙难。他是这20位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牺牲时年仅22岁。
姚彦，1903年生于湖南，他家境富裕，1919年到北大附中求学，后考入北大预科，一年后转为正科，成了李大钊的学生。1925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由李大钊推荐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商农部长。他为人正派，工作勤奋。1926年北京“3·18”惨案后，他营救伤员，四处奔波，受到国共两党同仁一致好评，“3·18”惨案时，李大钊也受了伤，受到了姚彦的悉心照料。但深为反动军阀妒恨，这年秋就被警察厅逮捕关入大牢。当时他就被列入了枪毙的名单。但在同学好友，时任张学良将军副官米世珍的帮助下营救出牢。姚彦出狱后和妻子一起带着两个幼子躲入了苏联大使馆旧俄军兵营，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打断了他的双腿，4月28日蒙难。
郑培明，1899年生，山东日照人。1925年他在济南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便由国民党元老丁惟汾介绍到北京担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会计干事。但丁惟汾给他的主要工作是担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的委员，为国民党招揽精英人才。他四处奔波，行走于京津鲁冀，工作十分尽心。1927年4月初，他在北京宣武门外香炉营被奉军密探抓获，关入警察厅大牢，4月28日与李大钊一起遇害。
路友于，1895年生于山东诸城。他是郑培明的同乡好友，辛亥革命时就在诸城与同学们一起组织“决死队”冲进县衙宣布诸城独立。郑培明加入国民党后和路友于一块儿来到北京，从事推荐选拔进步青年到广州黄埔军校读书的工作。郑培明被捕以后路友于听从李大钊的意见躲入了俄旧兵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4月28日不幸蒙难。
在和李大钊一块儿绞死的19位烈士中，令人感慨，令人血脉偾张，令人泪流满面的是张挹兰。她是国民党员，是20位烈士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也是20位烈士中最后一位慷慨赴死走上绞刑架的。
张挹兰1892年生于湖南坪乡（今属株洲），1919年只身赴京求学，考入了北京女师大，与湖南老乡、中国共产党最早女共产党员之一的廖伯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1921年夏天，张挹兰漂洋过海到南洋的苏门答腊首府棉兰的华侨学校当老师。她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一年后又回到了北京大学教育系读书，成了李大钊的学生。她读书用功，成绩门门优秀，并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是北京大学女学生中的佼佼者。1925年4月，她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组织的“中山主义社”，不久便当选为该社理事，同时加入了国民党。第二年4月，奉系军阀已经入关占领了北京，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张挹兰任国民党部执委，不久又当选为妇女部长，在李大钊耳提面命之下，肩负起了领导整个北京妇女运动的重任。
张挹兰负责主编国民党市党部的刊物《妇女之友》，亲自为刊物撰写了《新妇女的使命》《妇女运动述明》等文章，动员妇女团结起来，为女子争得做人的权利。她发起组织“妇女之友社”，并亲自担任主任。在军阀统治下万马齐喑的北京城里，妇女运动搞得风生水起，反动军阀们对她恨之入骨。1927年3月末的一个清晨，一群警察荷枪实弹闯入了位于北京东四张挹兰的家里。张挹兰从梦中惊醒。据张挹兰的密友、中共早期党员、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刘清扬回忆，张挹兰对闯入卧室的警察大喝一声：出去！让我把衣服穿好。军警们退了出去，张挹兰关上门，从容不迫穿好衣服，梳理好头发走出卧室，即被军警带走。但她缺乏经验，将重要的文件都放在枕头底下，全部被军警搜去，成了杀害她的重要“罪证”。
张挹兰的祖父张大藩是湖南著名学者，声望极高，反动当局对张挹兰讲，只要她宣布从今往后不再从事革命，就可释放，但她始终没有动摇。4月28日她被押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处死，敌人故意将她放在最后一个。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张挹兰亲眼看到她的导师李大钊，以及其他18位战友一一残忍地被绞死，行刑官不停地对她讲：你年纪轻轻，又是个女流之辈，只要你说一声以后你不干了，就放你出去。又说：他们都死了，没人知道你说些什么……但张挹兰从容不迫，面不改色地走上了绞刑架……
李大钊烈士以及与他一起慷慨赴死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都是中华民族了不起的英雄。他们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5期，责任编辑：周峥嵘、杨之立，新媒体实习编辑：钟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