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拆了的外婆家
文 | 黑不拉叽
编辑 | 兰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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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在一个叫灵山的小镇，临近机场。外婆看《西游记》的时候坚信唐僧师徒四人千辛万苦到达的“灵山”就是这儿，就像小时候我们都以为孙悟空被压在了我们海南的五指山下一样，有一种身在宝地的骄傲，当然后来才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可我没告诉外婆。
外婆家临街，前面是老房子，后面是新房子，门口是两棵很老的椰子树，像门神。老房子是矮矮的瓦房，有四个房间，曾经外公外婆还有他们的四个孩子，就住在这里。老房子的墙壁上，常年有一个燕子窝，那时候我们总能见到燕子爹妈在门口低空飞行，然后咻的一下俯冲进屋，给叽叽喳喳的小燕子们喂食，小时候我路过就会指着一窝雏鸟说：“看！好多的还珠格格！”当时觉得自己特别幽默。外婆总是说，“这些燕子是我们家的贵客来的哦！”所以后来我想起旧时的外婆家，脑海中总会出现小时候跟着燕子跑出门的画面，看着它们飞进被椰子树揉碎了的光线里，再深吸一口气，都是泥土、阳光、椰子和鸟屎的味道。
所谓的新房子，也只是相对前庭老房子而言的新，我说不清这个小楼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应该很多年了，我记事的时候它就在这里。一共两层，外公外婆住一楼，舅舅们的房间在二楼，只是除了春节，平日里大家都住在城里，很多时候灵山的房子里住的都只有外公外婆，再后来，也就只有外婆了。
小孩子们喜欢抓叶青虫，找到的时候尖声大叫，大人们则爬到树上摘果子。说来也奇怪，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在院子里浇花或者除草，但在我心里，这就是“外公的院子”，后来外公走了，院子里依然按照季节结出果实来，我才发现除了这是一个神奇的院子之外，应该还有一个人在细心打理，那个人是大舅，他比二舅大八岁，比我妈大十岁，比小舅大十四岁，他今年六十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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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外婆家，2015 年被拆之前，这是我所能想起来的样子，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觉得它跟其他的农村有什么不一样，一样的尘土飞扬，一样的土里土气，一样的有些年头了但是又可爱至极。
2015 年之前的春节，我喜欢每一个可以回外婆家的大年初二，外婆家很热闹，大家一见面就七嘴八舌互相评价身上过年的新衣服，是这个裁缝世家的惯例。过年围炉吃饭，餐厅的空间不大，刚好放得下一张大圆桌，但是孩子们在长大，孩子生出孩子，这张桌子就显得小了，然而按照习惯，是每个人都是要上桌的，只得坐得见缝插针。年夜饭由大舅掌勺，似乎是这个又当爹又当妈的长子多年来的习惯，这个平时与泥土沙石打交道的工程监理，不仅烧得一手好菜，还是半个裁缝，做衣服被套也都不在话下。饭桌上酒过三巡，总是要说起那些已经讲过八百遍的陈年往事，他们说得又哭又笑，最后总会说，“敬大哥！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费生活费就都是大哥寄给我们的，长兄如父，我们都得谢谢大哥。”这时候唯独二舅是不举杯的，他只是低头嘬一口杯里的酒。
晚饭之后的彻夜麻将局，似乎成了春节固定的家庭节目，大人们在楼上打麻将，小孩子在楼下看电视，互不干扰，给彼此自由和空间是过年里除了红包之外最好的事情。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人都会在楼上，有些漏网之鱼也会游到一楼来，比如，我大舅。
大舅不打牌不玩麻将不爱喝酒，只抽烟，所以吃完饭，大家上楼打麻将的时候，他就会在楼下收拾房子，照顾外婆，或者心不在焉看会儿电视。停下来的时候就抽根烟，喘口气，再往楼上喊一嗓子：“你们泡茶了没有啊？开水要不要拿上去？”偶尔也走上楼去看看，看不懂麻将就看茶壶，“哎呀你们茶叶这么淡了也不知道换一下，饼干糖果也不懂拿一点上来……”然而麻将声音很大，大家也只会敷衍地说：“知道了大哥，诶大哥你要不要玩一把？不会就学嘛……”大舅看了一圈就摆摆手下楼去了。
这样的春节放眼望去也许再平凡普通不过了，外面鞭炮噼里啪啦，楼上麻将哗哗作响，外婆看着电视睡着了，大舅抽着烟戴着眼镜缓慢地用手指头戳着手机屏幕发送过年的祝福短信，我们一会儿跑出去看烟花一会儿跑进来看电视，夜深了再各自散回房去。当时不觉着多稀奇，现在才发现是再也没有了的。
其实外婆家会被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这里是从机场到海口市区的必经之路，当初因为博鳌亚洲论坛定址在博鳌，各国领导的车都要从灵山经过，就已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形象美化工程了。这次是被一家房地产大头看上，要规划成住宅小区。这一切都很快，好像是怕夜长梦多似的，从拆迁队伍的入驻，讨价还价，软硬兼施，到最后被划了片儿的房子夷为平地，再冒出高楼来，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在拆迁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的，是各种关系之间争执的拉锯战，谁都想让自己利益最大化，这无可厚非，只是不管过程如何艰难，结果依然让人感到受伤。
由于二舅家远，小舅也忙，拆迁谈判的时候，多数时候都是大舅一个人在奔波，他一趟趟地往返于市区和老家之间，在工作之余应付着所有的事情。在土地清算的环节里，除了现有的房屋和土地，还有一块颇具争议的地皮，二舅认为这是我们不能退让的部分，必须要坚守，可是说起来容易，远程操控与实际情况总是存在出入，期望与现实也存在落差，这不是谁的错。那段时间大舅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流氓一般的拆迁队，骚扰和威胁电话，亲人们的关心和询问，都让他焦头烂额。
似乎各地的拆迁总是离不开“强硬手段”，百姓总是被形容成“不识好歹”。大舅说他曾亲眼看见拆迁队的人把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拖上车，也见到过大打出手毫不留情。他承认他怕了，他在这样的压力下精神开始濒临崩溃，他只能放弃那快地皮，选择签字。他们三兄弟商议解决问题的途径通常是电话，沟通中或许出现断层或者不到位，所以对于这个结果，二舅觉得自己是被迫接受的，感到愤愤不平，耿耿于怀。
后来舅舅们用赔偿的钱很快在村子更深处的一块“自留地”又盖起了新的楼房，这次比之前更高，有5层，但是除了过年，平时几乎没有人住，外公走后，外婆也跟着孩子们住在城里了。这个房子对我而言很陌生，突然就出现了，像是为了占据而建，不是为了在此生活。赔偿的钱除了用来盖这五层的新房子之外，还有剩余，他们按照一定的比例分了钱，即使存有一些遗憾，但都以为事情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了。可过了没多久，二舅提出来说这块地皮是之前他留守在家里的时候占下的，当时其他兄妹都在外地工作和读书，若不是他脑子机灵，根本不可能今天还有地能盖起房子来，这是他的功劳，所以功臣是应该多分到一些钱的，他要求重新分配。
事情愈演愈烈，牵扯出许多老问题来，或许是二舅为了给自己现在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理论依靠，也或许是他这些年在心里真的埋了大大小小的地雷，等着炸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回头看是能找回温情，有的时候却不然。
他们从来没有在小辈面前争执过这些事情，想保留一些形象也好，想保护小辈们的关系和感情也好，总之至少没有搬到台面儿上撕破脸，我对此还是感激的，也因此觉得或有转机。关于他们兄弟间的纠葛，我多是从我妈那儿听来的，由于外婆没有给她生个一姐半妹的，我就成了她的女儿妹妹，听来一些关于舅舅们过去的事情。
“孩子们才可以又哭又闹呢，
大人们都只可以是，
鼻子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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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是家里唯一一个没有接受过大舅资助上学的，他天资聪明，是兄弟姐妹四人中脑子最活泛的，鬼点子多，办法也多。但是求学之路很波折，本来是可以去省里最好的高中读书，却因为镇上的老师留他，希望他可以留下来为学校争光，他就答应了。然后鬼使神差的，高考复读了几年一直失利，也就遗憾作罢。那些年他一个人在灵山守着家守着父母的时候，一度非常不甘心，频频想着各种出路，他曾想过跟着别人学习做牙医，但是因为设备非常昂贵，当时一个月十几块钱工资的大舅拿不出这么多钱支持他，从而只能作罢。二舅心里是有不平衡的，都说“长兄如父”，可为何偏偏到了我这儿，便力不能及，帮不上了呢？
外婆家的长孙，是我二舅家的大儿子，全家人都很疼爱他，倒不仅仅是长孙的原因，还因为他的成长之路全家人都费了很大的心思。在他还没出生之前因为二舅妈误食了感冒药，所以对他的智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身子也不太好，外公外婆在他小时候经常是没日没夜的照顾。后来长大到了上学的年纪，在海口读的寄宿学校，生活自理能力不太好，还异于常人的调皮。由于二舅一家人住在农场，距离海口驱车也要三两小时，所以大表哥在海口上学的时候每次因为闯祸老师传唤家长，都是大舅小舅去的，其中大舅去的次数最多，给赔礼道歉又给解决问题。
大表哥辗转过很多的学校，惹出过不少麻烦，我见过大舅对表哥大声吼骂，也见过他背着表哥的被褥走在校园里。他经常一边骂着说：“你衣服都不会穿好的吗？鞋子是这么踩着穿的吗？你的袜子为什么一只一个颜色？你这么邋邋遢遢的像个什么样子！”一边带着他去商场买上一身干净利索的衣服鞋子，打量了一下说：“这浓眉大眼的，收拾收拾还是很有精神很好看的嘛！”虽然他知道这一身的干净维持不了多长的时间。
久而久之，由于表哥的“种种前科”，导致大舅对表哥存在着一些不知是否可以称之为“偏见”的看法，比如家里谁丢了钱或者别的东西，他总是下意识地问表哥：“是不是你？！”或者干脆直接下了定论说：“一定是你！”虽然这些猜测和判断时对时错，但总归还是刺耳的，也拐着弯的，刺到了二舅的心里，毕竟那是他的儿子，他就算再不善管教，这也关乎于面子。
二舅心里最深的一根刺，估计跟大舅当年的出尔反尔有关。大舅那时在兴隆农场工作，他在那里结识了他的妻子，我大舅妈。当时大舅在农场得了一个临街的铺面，说好了租给二舅几年，之后就归他所有，也算是一种帮衬。而后二舅举家迁往农场，白手起家，继承父业，开了一家裁缝店。他们初来乍到，还无名气，生意并不理想，虽然拮据，但他们依旧坚持每个月按时给大舅交铺面的房租钱，他们满心期待着，并默认为自己即将拥有一个店铺了。只是没想到后来竟会横出岔子，大舅妈的哥嫂想要做点小买卖，也看上了大舅的这个店铺，想要盘下来。大舅是出于何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最后变了卦，把答应了二舅在先的店铺给了大舅妈的兄嫂，二舅只得另寻门面。好在二舅一家后来也在农场扎了根，现在有了五层小洋楼，生意红火，儿孙满堂。虽说别人没有必须帮助你的义务，但毕竟是至亲之人，不太承受得起这样的落空。
所以在这次纠纷中，他把主要的矛头指向了大舅，他怨大舅丢了那块地皮，怨他偏心，怨他家长制，怨他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没有拉上一把，怨有可能变得更好而并未实现的今天，都与他有关。
听说大舅为了保全家庭的面子，维系一种表面的和平，不让别人看自己家的笑话，他认下所有的亏和委屈，转了一笔钱给二舅，但是二舅说，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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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在外婆家新盖的楼房里，我们迎来第一个春节，这个春节变得不太一样了，客厅变得很大，餐厅变得很大，鱼缸很大，电视很大，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很大。二舅一家还是回来了，只是我们不再挤在一起吃饭，虽然桌上菜品依然丰盛，大舅依然继续掌勺，但吃饭好像变成了一项任务，大家各怀心事，散落在客厅和餐厅之间。外婆举杯的时候说了祝酒词：“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兄弟和睦！”然后大家都应和着碰了杯，饮下一口不说的尴尬。小辈们也少了往常那份热闹和亲昵，像是难免被波及和影响的那种心知肚明，二舅家的孩子们吃完饭就早早回到楼上自己房间关上了门，二舅吃完饭也出门打麻将了，剩下二舅妈，像往年一样笑着收拾碗筷，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
还没到元宵，二舅似乎耐心耗尽，就带着外婆突然回了农场，外婆是几个兄弟姐妹轮流照顾，这次轮到二舅。不知是大舅逃避还是疲惫，总之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好好坐下来说说话，问题也就放在那儿了，没有解决。
回来之后他们隔三差五给二舅妈打电话，询问二舅的恢复情况，又各自去看望过几次，大舅多方打听，寻医问药，拿着二舅的X光片给医生看，再拿了医生的方子给二舅妈。过了两个月左右，二舅终于可以下地走路，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在这期间，没有人再提起钱的事。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文中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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