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文献收藏第一人”携7.9吨珍贵文献落户四川大学
近日，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成都市文联共建的“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在川大正式挂牌成立。与此同时，作为研究院重要组成部分，“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举行开馆仪式，意味着“中国新诗文献收藏第一人”刘福春，携7.9吨10万余件珍贵文献正式落户川大。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李怡表示，刘教授携10万余种珍稀文献入蜀，在四川大学传道授业，这是川大学子之大幸，也是中国新诗研究界的一件大事。他秘藏多年的诗歌文献及各种诗歌物件将被妥善收藏、展示、整理和利用。这不仅为中外学者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条件，更修复了残缺不全的诗歌记忆，中国新诗的百年家谱在此获得了完整绘制的基础。这在中国学界很可能还是第一次。
大量“文物级”史料集中亮相
上世纪80年代初，就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刘福春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中国新诗文献资料，30多年来汇集了大量著作、期刊、报纸、诗传单、手稿、诗人档案、诗海报、诗人名片等，仅图书资料便超过10万种，其中不乏“七七事变”诗传单、为毛泽东特制的《诗刊》大字本、谢冕等人所编写的1949年以后第一部新诗史手稿等“文物级”史料。
今年5月，刘福春受聘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教授，他将自己全部的收藏带到川大，建立“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让这些珍贵的文献公开，服务社会。
两个房间、总面积160平方米的“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中，数十排长长的书架引人注目，上面整齐摆放着刘福春30多年来搜集的诗集、学术著作、论文集等文献资料。“这还只是一部分。”刘福春介绍，自己多年来收藏的民国书刊、诗人书信等大量珍贵资料目前还存放在北京，准备亲自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带到川大。
刘福春还珍藏了一本1933年刘半农编辑出版的《初期白话诗稿》，其中收录了李大钊、沈尹默、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白话新诗手稿26篇。“作者均为新诗初期的先行者，作品也是新诗实践最早的成果。”刘福春说，《初期白话诗稿》是新诗刚刚诞生的“写真”，是初期新诗最珍贵的文献。同时由于直接收录手稿，该书还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文献馆的海量藏品中，还有些常人和研究者很少注意的内容，例如“讣告”便装满了一整个文件夹，其中不乏艾青、冯至、卞之琳、胡风等名家。“曾经有人说只要和新诗有关系的纸我都搜集。”刘福春表示，这些看似和诗人创作无关的文献，往往能透露一些作品所不能反映的信息。
30余年搜集3000多份诗人“调查表”
刘福春和中国新诗文献的缘分，还得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1980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刘福春被分配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担任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唐弢的助手。恰逢社科院启动“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项目，喜欢诗歌的刘福春便主动承担了诗歌部分的搜集整理工作。
“这个项目要求必须见到原书，然后把全部的目录都抄下来。”几年时间里，刘福春跑遍了全国上下近50家图书馆，后来他又以同样的方式整理了文学所收藏的1949年以前全部刊物，给每首诗做一张卡片，记录其名称、作者和发表刊物。“这种笨功夫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人看过的同一时期诗歌数量比我更多。”
一些诗人甚至通过刘福春的“小卡片”重新寻获曾经发表的作品。上世纪30年代，作家钟鼎文曾经以笔名“番草”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歌。时隔半个多世纪，刘福春通过卡片上的信息，列出了一份长达两页的作品清单，其中还包括一首钟鼎文年轻时期写给夫人的情诗《向日葵》。
这让刘福春对新诗文献产生了浓厚兴趣，1984年前后，他就开始给全国各地诗人写信，寄去统一格式的“新诗作者情况调查表”，相当于请他们填写个人简历。“最多一天写了50多封信，除了收件人不同，内容其实都一样。”刘福春前后一共收回了3000多份调查表，通过这样的方式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并与众多诗人建立起长期友谊，不少人出版诗集后都会给他寄来一本。“每周我都要背着双肩包甚至拖着小推车，从收发室取回一大摞装着文献资料的邮件。”
珍稀文献为新诗研究“另辟蹊径”
对于诗歌爱好者和研究者而言，刘福春的诗歌文献资料，首先挖掘出了不少过去鲜为人知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其中一些甚至已成“孤本”。
上世纪80年代，刘福春与成都诗人张篷舟结识，后者将自己1923年出版的诗集《波澜》交予刘福春复印保存。“当年复印设备非常简陋，复印本字迹几乎都看不清楚。”然而，刘福春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这部诗集，以至于后来影印再版该书，也只能采用这个有缺憾的复印本。
2014年，刘福春与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合作，共同主编《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目前已出版两辑共85卷，其中一些文献便来自刘福春自己的收藏。例如该“集成”中收录的徐志摩诗集《志摩的诗》，便是刘福春所藏1925年徐志摩自费排印的线装本。“大家熟悉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原版其实是《沙扬娜拉十八首》，再版时删去了前17首。”刘福春说，这一版本不仅能让读者了解到更为完整的徐志摩，还有助于学者通过对比版本差异，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尽管搜集新诗文献资料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刘福春却坦言，自己的目的并非“收藏”而是“研究”。几年前，刘福春撰写出版《中国新诗编年史》上下两册，从1918年一直讲到2000年。“其中95%以上的内容，都来自我自己搜集的一手资料。”如今，不少研究者将其作为必备文献集和工具书。2020年恰逢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出版百年，刘福春准备届时推出一部“中国新诗书刊百年总目”，让自己的文献收藏惠及广大新诗研究者。
（原题为：《“诗痴”30多年搜集10万余件史料，落户川大建了座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