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涉贪案教授付林：做科研，要有健全的体系保护你

记者丨黄思南 陈雨萌  供图/制图丨陈雨萌  责编丨王子凯  排版丨于也然

案情回顾：

2016年3月17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付林被海淀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刑事拘留。

2017年5月27日，海淀区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付林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向海淀区法院提起公诉。28日，海淀区法院正式立案。

据检方起诉书指控称，付林于2008年至2010年间，利用担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负责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利用电厂循环水余热的供热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课题。其职务便利，在课题研究实践过程中，通过指使他人签订《技术服务合同》，要求课题试验单位购买样机设备等手段，将由清华大学使用北京市财政科研拨款327万元委托加工的七台课题试验样机中的五台，以其个人控制的北京环能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名义，出售给课题试验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富龙热力公司，使环能瑞通公司获利380万元。案发前，环能瑞通公司以样机设备回收为名，向清华大学退还105万余元，共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万元。

此外，付林于2011年至2014年间，利用担任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便利，在该所与山西双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签订、履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过程中，指令双良公司将应付能源所的600万元支付到其妻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华清泰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中439万元被华清泰盟公司用于经营。案发前已全部归还。

2018年2月14日，经北京市海淀法院批准决定，付林被取保候审。

2018年9月20日，北京海淀检方要求撤回对付林的起诉，法院作出裁定予以准许。

9月26日，清华大学。淅淅沥沥的小雨停了，起了些风，吹得云开雾散，天很蓝，阳光暖熏熏的。 

清华大学旧土木工程系馆夹在清华学堂、草坪和二校门间，显得质朴而平和，付林的办公室就在系馆二楼。

2002年，付林建筑学院博士后出站，正式成为清华大学讲师。2005年，他的博士生导师江亿院士牵头成立了建筑节能研究中心，节能示范楼建成，付林和团队成员便随之迁了过去。相比那边与研究团队共用的“工位”，这里是付林“写点东西”的独立空间。

房间不到10平米，摆设只有一桌、一椅和一排靠墙的文件柜，柜里摆满专业书，之间矮下一截的是本《英汉大字典》。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能看到空气中的尘粒。

付林向保洁借了拖布，他的个子很高，拖地时几乎整个身体都折了下去；他的模样没有变太多，笑起来时眼睛还是会眯成一道缝，只是两年前圆圆的两腮如今不见了踪迹。

独享空间，对于重获自由的付林来说，是一件难得的事。看守所里，30个人同住在不到40平米的房间内，从度日如年、每天“盼着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到“搜刮”看守所内不多的玄幻小说、英文词典来读，付林经历了“脑子里嗡嗡作响恨不得撞墙”到“学会平静”的心态变化。

2018年9月20日，付林在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开会时，接到了来自法院的电话，通知他去取诉讼材料。

9月21日上午，付林和妻子来到海淀法院山后法庭，获知撤诉结果，工作人员将决议书递交给他，请他签字。走出法院大门，夫妻两人给老人打电话、报平安，和律师说明情况，与好友、亲人通信。

一个半小时后，付林回到学校，继续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会。

访谈的两个小时内，付林接到了四通电话，分别是法院询问是否上诉、赤峰富龙方面询问技术问题、妻子询问第二日的体检之约，以及来自清洁供暖标准制定会议的催促。

囹圄之下

《清新时报》：看守所中的生活不易，您是如何平复心态、坚持度过的？

付林：第一个星期，我是懵的，但很有信心，觉得肯定是场误会，用不了几天就能够回去。之后，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盼。一次次失望下来，我开始怀疑。那段时间脑子里嗡嗡作响，觉得憋在这个屋子里出不去，控制不住地想要站起来撞墙。这种状态持续了将近半年，后来我告诉自己急也没用，只能伤害自己，要学会平静。

在看守所里，每天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就看点里面能找到的书，玄幻小说、考古故事之类的。也有刑法案例，我就自学。我算过，如果被判无期，以后争取减刑，服刑15年，可以出狱。出来或许还能干事。干不了事情还可以陪陪家人，和家人旅旅游，享受一下人生。那时不知道老人还在不在，不过孩子会在。这样一想呢，我就告诉自己，15年也就忍了。

那时候我会思考啊，你说是得癌症好呢，还是背负罪名在看守所里熬着好？是被汽车撞死好，还是现在这样好？我自己的观点是：只要没有这种污名罪名，我现在死了都行。但家里人一定希望我活着。我就和同一监室的人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大家讨论吧。讨论一讨论呢，我的心里也释然一些。

《清新时报》：在您失去自由、甚至做最坏的打算时，想到事业、家庭，有无深感遗憾的事？

付林：我回想起来啊，这一路走来，遗憾、后悔的，或者说是希望弥补的，就是没能多陪陪家人，这也是我如今的一个心结。

我儿子比你们小不了多少。当时正值青春期，一开始他妈妈没敢告诉他，怕他受刺激，但后来他总是问，才如实说了。没想到孩子特别理性，他说就我爸那人，我了解，谁贪污他也不可能贪污，他脑子里就没有钱只有工作，只有为社会做贡献，这事肯定是弄错了。

话虽这么说吧，但长时间见我回不来，孩子也挺郁闷，他既担心我，也担心他妈妈。他还通过我爱人给我写信，告诉我要坚强，他自己也会坚强。我想通过这件事，他也成长了不少。

他成长的过程中，我陪伴的比较少，因为平时特别忙，他小的时候又是我们最艰苦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是有点后悔。看操场上那些孩子们，都有父母陪着，我就特别羡慕，就想到当年陪孩子陪得太少，很遗憾。

在看守所里我就想，出去以后，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现在出来之后，我理性上虽然觉得不应该再去拼得不顾家里，但现实生活中，又做不到。比如今天，我中午想陪爱人吃饭，可是要制定清洁供暖标准，需要评审，下午又要开会，一会儿还要和学生交流，晚上又要讨论一个课题，这些事都是一件接着一件，你不做还要往后推，就把事情耽误了。

以前我也不管，就是拼。爱人叫我下午一起去看个电影，我都觉得真浪费时间。经过这次的事，我也很想和她去海边，或是一个深山老林里，静静地待上半个月。可我其实……现在也没想明白该怎么办。

以前说实话，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就是“我要报效国家、报效社会”。有时候我爱人也说，你这人脑子，真像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咱们都有“代沟”了。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吧，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有担当，一个是社会担当，一个是家庭担当。可能我家庭担当方面做得很不够。这种情怀现在还是有的，但可能要接受一些教训，要反思。

《清新时报》：法院宣布撤诉裁决通过的时候，您心情如何？

付林：比较平静，我们觉得就应该是这个结果，没有很意外。但当白纸黑字的决议书真正拿在手中，一字一句地读下来，就想起了这两年来的遭遇，还是很感慨，签字的时候有点激动，我和我爱人都流泪了。

拿到这个结果，我爱人好像比我还要兴奋。其实，我自己虽然失去自由了这么久，可以说是很难过，但难过和困难是两个概念。我爱人呢，在牢狱之外，面对着更大的困难，因为她要担负起拯救我的责任和任务，我能够体会到她的那种无助和煎熬。所以，这个胜利的到来对她来说更加不易。

产研之困

《清新时报》：如今在工科领域，和企业合作时，如您的团队和双良合作类似的遭遇，是否普遍呢？

付林：不算个例。从整个大环境来看，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你要在社会上做大事，推广的过程中光有技术是不行的，要有社会支撑。

就像有人曾经比喻我们团队是“抱着一个大金娃娃走在街上”，说你不怕不仅金娃娃丢了，连自己的命都丢了吗！

要有一个健全的体系保护你。真正要做正事，就要受到保护，这样别人才不敢侵犯你；你做歪事坏事，就要受到打击。这种社会氛围才行。

 《清新时报》：再和社会资本合作，有哪些经验教训？

付林：我觉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还是要社会上擅长于此的企业来做，可能对我们的保护会更好。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企业在做的过程中，他能不能做好？能不能把我们的技术真正的做到位？

当初我们逐渐淡出，就发现这个事其实做歪了，好多人就说，付林弄的这个技术不行。因为有的人追求短期的利益，有的人对技术的理解不到位，就会走偏。所以对于这种综合性的技术，我们直接参与进去，做到了，大家都认可了，再撒手，会更好。我现在就是放手放得太早了。这个过程中，最膈应的是你自己啊，大家都对你的技术进行攻击，各方面对你也不理解。怎么办呢？现在似乎也没有体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新生之始 

《清新时报》：您目前已经开展科研工作了，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付林：离开前的一些项目，有些由于技术和投资方面缺乏支持，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在做，但很缓慢，有的做了又做偏了，我回来后也在纠正。

我现在在做的，是北方地区清洁采暖。2016年，我失去自由时，中央开会讨论，专门研究了供暖成为北方地区冬季雾霾主要成因的事宜。

现在，我们围绕应该如何合理制定技术路线，去看原来研究的成果该如何优化，从而产生社会效益，为国家节能减排做贡献，包括我们已有的技术该怎么去完善、合理应用，让大家更多去接受，避免国家遭受损失。

另外，是有一些新的想法、思路，要去探讨怎么展开研究，比如热电协同技术等，让其尽快变成成熟的技术。大温差长输供热技术，我们团队已经研究很长时间了，包括太原、济南、石家庄等地，都开始使用了。这些都是很大的项目，我们目前只能做前期方案，也很艰难。

《清新时报》：您在生活上有什么下一步的规划吗？

付林：这个没有细致规划，但我是想有所规划。家里的老人为我担忧，身体、情绪很受影响。我希望能够有时间多陪陪老人、爱人和孩子。

但实际上，很难实现，刚出来没多长时间，工作上事情很多，压力也大。

如果技术路线走偏了，损失会很大，最直接的就是投资失误，造成的都是以亿为单位计算的损失。这样，你说痛心吗？很痛心！也着急。这是本能的。也不是说自己有多高尚，就是觉得这个事该去做，是义不容辞的，不做，你就觉得心理上说不过去，所以必须要去投入精力。

《清新时报》：如今再回顾这一切，您想对所有关心的您的人说些什么？

付林：我不想留下太多的怨言和遗憾。对于某些无良企业，只能说这种小人在社会上确实存在，我们能做的，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想想怎么更好地去生存发展，去把工作做好，把家庭和身体都维护好。

这里特别感谢学校领导、老师、同学以及众多校友们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广大媒体朋友和各行各业的科技人员以及普通百姓的关注和呼吁，谢谢大家对我的援助。同时，国家在这两年也颁布了好多鼓励科技创新、保护科技人员的政策，这也使得整个事件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这也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去改变社会，但我们能为社会做贡献。最起码，我相信我这个事情能推动司法的进步，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我的行业里能够做出来一些成绩，能产生社会效应，能为社会留下贡献。

唯一让我觉得比较挫败的，就是家庭上，没有花很多时间陪家人。特别是感觉除了在物质上给孩子提供了最基本的需求之外，没有真正尽到做父亲的职责，很内疚。我希望有机会再努力一下，或许能够做的更好。

完整的人啊，是一撇一捺，你光这边行，那边不行，是不行的。

【访谈后记】

从2013年到2016年，与科研经费相关的案件呈递增趋势。

2017年7月，媒体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科研经费”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获得287个结果，其中有34份判决书与科研人员犯罪有关。

34份判决书中，科研人员被判贪污罪的占比62％，受贿罪的占比18％，同时被判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占比9％，而贪污罪加行贿罪、贪污罪加私分国有资产罪、贪污罪加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加诈骗罪等4种情况各占比3％。犯罪主体方面，有74％的犯罪主体为科研人员（25人），另26％是与科研相关的行政人员。在科研人员这一主体中，又有68％是高校教授（17人），32％是科研院所人员（8人）。

2017年12月28日，《清华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精编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发布。其中提到，在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上，将完善经费筹集和资助机制，加大学校自主科研、学科建设等可自主支配经费投入基础研究的比例；在推进成果转化方面，面向产业和区域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汇聚创新资源，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优化科研成果转化渠道，健全科研成果转化管理体系。

“应该再给科研人员一点更大的自主权。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给一个任务，觉得这个事儿值得干呢，就拨钱，具体怎么花，不管你，但有一个原则，必须把钱花到干这件事上，别花到别的地方去，更不能弄到自己兜儿里去，干好了交差，真正没干好也就没干好。”付林说。他的眉间拧起一道棱，身体前倾，双手期待地握在身前。身后，窗外的树冠葱葱郁郁，在秋风中微微摇摆。

访谈结束，付林又回到会议中，继续课题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