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减税先要端正政企关系定位

国庆长假结束之际，多部门“连放大招”。央行宣布年内第四次降准。财政部表示今年减税降费力度进一步加大，并且还在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加上10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提高出口退税率，为企业减负。

一连串举动“密集”出台，为市场带来了“利好”。同时，尤其是对于“减税”，市场的期待最大，又最持观望心态。

财税政策的期待与观望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多措并举，当经济发展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向，经济增速相对下降，而在强监管、去杠杆的政策实施过程中，我国的信用供给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收缩，市场难免承受新旧周期转换带来的“阵痛”。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变化急剧，世界都被笼罩在共识被撕裂、秩序被破坏、冲突不断出现的阴影中，新兴国家经济危机不断爆发，欧洲内部又开始隐现危机，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在不理性中升级。中国受到的外部影响，也同样不小。

在这种“稳中有变”的形势下，中国必须适应现实调整定位和战略，“以我为主、保持定力”。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内部改革，是应对当前国际大事风云变幻的最佳选择。

此际，各界都纷纷呼吁“财政发力”，减税要求首当其冲。所谓“期待最大”，并非虚言。

从国务院常务会“减税”议题便可以见到其受“重视”程度。

3月28日常务会确定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措施，预计全年减轻市场主体税负超过4000亿元。

4月4日会决定进一步减少涉企收费，全年可减轻企业负担3000多亿元。

4月25日会再推出7项减税措施，全年将再为企业减轻税负600多亿元。

5月16日会确定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的措施，预计全年降低物流成本120多亿元。

8月30日会再推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预计全年再减轻企业税负超过450亿元。

9月6日会确定落实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的配套措施为广大群众减负。

一再“进一步”“再一次”，却为什么又让人“最持观望心态”呢？

毋庸置疑，中国的宏观税负仍然偏高是重要原因，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近年中国企业所交税收与商业利润之比都在67.3%以上，远远高于世界平均的40.5%，差不多是大国中最高的。社保费率也位居世界前列。而在连年“减税”后，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却都在上涨，2017年全年全国税收同比增加了10.7%。

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或许看一下我国的税制改革历程能够有助于理解。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无论是“开放”所遇到的外资企业，还是“改革”所遇到的国内企业，都需要相应的税制改革。这一阶段，进行了“两步利改税”。1979年到1981年，颁布实施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等基本适用的涉外税收制度，并实行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1983年起，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将利润上缴国家改为企业向国家上缴税收。1984年全面实施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这一改革，初步确立以税收为标志的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实行了税制双轨制。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为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制，199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税制改革，确定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货物和劳务税制，改革了所得税制。1994年发生了我国财政体制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就是分税制。这时，因外资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无法完全享受国民待遇，所以在税收制度上给予了超国民待遇。

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开始统一税制。2001年12月，我国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统一内外资税收制度成为必然。2008年，我国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正式颁布了《企业所得税法》。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就是当下，我们又在干什么？2017年7月，存在重复征税弊端的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被增值税取代。所谓现代税制改革，企业是否能够有足够获得感成为新时期税制改革的重要衡量。

所以看我国税制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权力分配改变的过程，是政府怎么看待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怎么看待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的思路在不断转变的过程。

减税先要端正政企关系定位

所以，呼吁减税，可能还是需要更深层次的呼吁政企关系的正位。

从过往看，我们可能过于“迷恋”财政收入的增长，以至于好多年，财政收入增长目标都高于GDP增长，税收弹性都大于1。多年来，尽管政府一再强调“减税”，但企业感受并不深。这两年“降税”的呼声很高，举措也不少，但从财政收入上看，今年上半年GDP增长6.8%，国内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分别增长了16.6%、17.4%、12.8%和20.3%。今年1-8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3.4%，增长速度仍然很快。

另一方面，尽管国务院常务会和财政部都一再敦促一些政府部门加快财政支出，地方政府的财政存款却不断攀高，各级财政部门的财政专户存款也在增加。国务院多次下文，强调各级政府要逐渐清理乃至取消财政专户。但各级财政部门财政专户中的存款非但未减，反而相对存在央行国库中的财政存款比例增加。整个政府存款达到了32.8万亿元。

如果从税制改革的历史中看，就会发现，国企“利改税”前的那种思路基础，或者还有着相当深的影响，即一些地方政府把企业的“税”当成自己的“利”。只是，对于“利”的“归属”深信不疑，但对怎么使用这些“利”疑虑重重。

这种情况的产生，或者与我们发展早期的需求有关，也与我们一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有关。政府更习惯把资源把握在自己手里，有强烈愿望把创造财富的权力和储藏财富的权利都归于自身。但这种思路，不能深刻认识到市场化的意义，不能正确对待企业在经济中的主动作用和主要作用，使得政府和企业未能形成很好的“互动”作用；也不能正确对待税收与公共服务在社会中的关系，使得在民生建设上，政府意愿与社会意愿不一定形成了良好的共识。弄得双方本是“共生”，却仿佛变成了“抢夺”关系。

因此，要想经济“好起来”，必须市场“活起来”，政府要放权，企业要有获得感。政府必须改变固有思路，在此之间，要改变的，首先对政企关系的定位。

不止是财税，是治理思路和水平

不仅如此，政府提高治理水平，财税政策也需要向高质量发展对标。过去的改革历程，似乎应即时所需的意义更多，而系统性规划的考虑不足。与市场及时代的切合，短期考量较多，长期考量似欠缺。

众所周知，中国的税负、社保等水平在全球范围内都算是较高的。这种情势的出现，与过去税费收纳效率低有较为直接的关系。税收方式较为粗放，现代化、系统化程度较低，信用系统建设落后等，都造成税收不上来，只能靠不断提高税率来“完成任务”。加上税费收纳等立法程序不够完善，税收立法权耗散现象普遍，立法级次低，各级政府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税费收纳“方案”，透明度和稳定度均较低，造成税收立法严苛、执法选择、违法普遍的现象。当下，由于技术进步和系统性改革，税费收纳效率已经大大提高，有必要降低税率，减少收费，透明化相关程序，让企业不但降低税收的经济负担，也降低各种制度性成本，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下放开手迈开步。

当然，各项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并有适当前瞻性。当前，全世界各国都在减税。美国发动里根以来最大减税计划；英国为应对脱欧冲击，计划将把企业税率定在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日本政府2014年就开始实施用5年时间把企业法人税从35.64%（东京都）降至25%左右；从发达国家如德国到新兴经济体如印度，都在减税，以吸引企业和人才留驻，为国家经济和综合竞争力打下坚实基础。我国在主要税种上的调整力度或者还应该更大一些。我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45%，是参照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基数做出的，而现在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才37%，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呼吁一直存在，不深度改革，恐怕难以适应现下的发展阶段。此外，在有消费升级动力存在的环境下，降低消费税可能也是必要的。林林种种，无论是税制或者财政、货币政策，都应当在紧密跟踪经济形式的变化中，不断调整、相机选择，而不能僵化固化。

总体而言，减税之所以一直难为市场所满意，是因为，影响财税政策和政策效果的，还是整体思路和治理水平。只有打开了这扇“大门”，才能真正制定出合乎市场和市场化需要，合乎企业和企业发展需要，合乎新时期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制度建设需要的财税政策。

后记

今年，保罗•罗默终于在“被热门”多年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

“假定一个经济学家认为交通拥堵是对宏观波动打的一个比方，或者认为交通拥堵就是宏观波动的原因，那么显然，这种理论继续发展的方向就是去探讨司机们决定何时开车以及走什么路线。从这些决策的相互作用中就会出现看起来随机的交通流量波动。这是考察波动的一种合理方式。这种方式与假设存在一种虚构的、不是由人的行为所造成的交通冲击是完全对立的。”

（作者万喆系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