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5周年|一名基层公务员的回忆:见证商事改革全程

澎湃新闻记者 韩声江
2018-10-08 16:28
来源:澎湃新闻

“中午一点钟时,终于叫完了上午的号码,可食堂这时已经停止供应午饭,我们只能自己吃盒饭,往往还没吃完,下午一点半叫号又开始了。”

这是41岁的王连凤在回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成立第一年时对记者讲述的繁忙一幕。当时她在浦东新区工商局保税区分局注册科任副主任科员,每天在窗口负责接收企业的申请材料。

2018年9月29日是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5周年的日子。随着浦东新区原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局合并,王连凤也在今年年初由保税区分局调至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任注册许可分局外资企业注册科科长。从外高桥到浦东,从前台直接受理到办公室后台审核,作为一线公务员的她,亲眼见证了上海自贸区5年来整个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全过程。

近日,王连凤在她的新办公场所——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讲述她记忆中的上海自贸区5周年。回忆过程中,最让她难以忘却的就是自贸区成立第一年时突如其来的海量工作压力和对大量新业务知识的更新学习。

讲起2013年的事,王连凤几乎记得每一个细节。2005年硕士毕业后她就来到了外高桥保税区从事工商注册工作,直到2017年年底调走,她在外高桥足足呆了12年。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许可分局外资企业注册科 科长 王连凤

据王连凤回忆,自1990年外高桥保税区成立以来,保税区企业数逐年增长,其中2005年、2006年是企业数量增长最快的两年,在2006年后受当时出台的政策影响,保税区新设企业进入了瓶颈期。

“那时候工作量不多,新设企业也没有前几年多了,2006年左右每年新设企业约1600家,2012年时每年新设立只有150家。我们每天做做日常窗口工作,相对比较轻松。”

改变发生在2013年3月李克强总理考察外高桥。在考察时总理曾说,“30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首先是由沿海开放的经济特区带动的。今天看来,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而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改革将释放巨大的制度红利。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试验这件事。”

半年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横空出世。

据王连凤回忆,一开始大家对“自贸区”这个概念感受还不深。从3月总理考察结束离开后,他们发现来办理注册的企业明显多了起来,一天能收到20多份申请。而且不同于以往保税区企业以仓储、物流和保税业务为主,“新来的有的并不都是传统的贸易公司,其他类也有。6月我们开始搬到2楼办公,一楼大厅日夜加班装修。这时候我们感觉到,可能自贸区真的要来了。”她说。

她还清楚地记得,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挂牌,9月21日,她们搬到了一楼新服务大厅办公。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也从这时起步,9月29日,全新的“一口受理”机制同步上线。

此前,在中国开设新公司,以外资公司设立为例,必须与工商、税务、质检、商务委等多个部门分别接触,提交众多纸质文件并经过复杂的流程后才能获得各部门颁发的执照、证书,理想状态下,一般需要29个工作日才能全部办好。

“现在企业在网上先填表打印好,我们在窗口只收一套表格,工商的材料我们留下,其他分送3个部门,他们在办公室后台审核就行了,工商营业执照、外资备案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4套证照只用4天办好。这在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事情,在当时是革命性的。”王连凤说。

给王连凤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项政策创新是上海自贸区提出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也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负面清单”。

“之前我们只知道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资想进来,你这个行业属于限制类、鼓励类、允许类还是禁止类,可能要审批很久,来回往返很多次。现在只要你的申请项目不在这个清单里,就可以进来,一天之内备案要完成。一张负面清单颠覆了当时很多中国人的观念,原来对企业来说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做到了。”她说。

“负面清单”给当时窗口工作人员带来了很多此前从来没遇到过的新问题。王连凤举例称,首先要求工作人员要对负面清单内容非常熟,核发出去的每一张执照都要符合清单内容。并且,还要对国家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了若指掌。“比如自贸区刚成立的第一周,某家外资企业来申请做某一行业,这个行业虽然没在当时的负面清单中列出,但国务院另有行业规定要求必须要首先获得批文方可申请。我们当时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没发现这个问题,核了一张执照出去,后来只能打电话追回。这件事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后来工作时特别小心。”

据王连凤回忆,伴随新政的陆续推出,在自贸区成立后的一年内,企业设立数突飞猛进,2014年春节前的那个月达到峰值,当月新设企业2216户。

伴随注册企业蜂拥而至的是工作量的猛增。王连凤她们计算过,自贸区挂牌后的工作量比平时平均翻了6倍。“挂牌之后紧接着是十一假期,我们那个假期取消了,假期期间不受理材料仅接受政策咨询,当时我们都以为公众假期应该没什么人来,但10月1日那天早上当我换好制服坐到窗口前的时候,我发现面前排队的队伍已经看不到头了。”

“我们都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样一种工作状态,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以前一天叫30、40个号,那段时间大概每人每天有300个号。我们部门所有人全负荷运作,因为上午发的号根本做不完,所以中午只能轮流吃盒饭。后来因为人实在太多,咨询的问题又有很多重复,我们就做了一个宣传片,在2楼大会议室播放。”王连凤说,“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能容纳300人的大会议室坐满了人,不少人坐在地上,还有人倚靠在会议室的四面墙边,所有人都抬头在看政策宣传片VCR,我们最多一天接待了1700人观看。”

王连凤说,那时候她在大家眼中看到了疯狂的一面,但大家的想法又很朴素。“就是认为我在这里先开个公司,说不定就有机会能赚钱。有人还问过在自贸区开公司会不会像当年股票认购证那样,买到了就能赚到。”

从自贸区挂牌后到2013年底,窗口的公务员都是每天早上7时左右到单位,几乎从没在晚上6时以前离开过服务大厅。“那时候天越来越短,早出晚归,几个月下班都没有看到过太阳了。有一天下班出去看到太阳还没落山,特别惊喜,拍了一张照片发朋友圈。”

当时窗口工作人员面临的第二个压力是恶补新知识。王连凤说,“我们发现,自贸区成立后来工商这边做咨询的自然人特别多。开设公司你就要先选择行业,因此我们也就面对面接触了上海自贸区第一波投资者。自贸区之前我们接触得投资人大多是世界知名外企或者大型国企,极少自然人投资者,我们从没面对过这么多自然人。他们的问题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之前听都没听过。我们之前是懂一些保税、仓储物流知识的,但是现在问金融的、文化的、科技的全都来了,培训来不及的,那时候业务知识基本靠大家自学。”

“据统计,自贸区刚刚成立的一年间,大约每隔7天就有一部新政策下来,来自各个部门,比如金融政策,虽然和工商登记没有太大关系,但在表述经营范围时,原来是不行的,现在行了,你就要去研究怎么规范表述,所以最后所有政策多多少少可能都和你有关系。”王连凤说。

“很多政策当时都是先拿到自贸区里来试点,往往政策出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来窗口咨询要怎么做了,而当时可能相关具体实施细则还没出台,我们也是刚刚看到政策条文,于是我们打电话请示上级单位,他们也没遇到过这种新情况。这时怎么办?对我们一线窗口工作人员的考验就是你那一刻能不能实地解决群众提出的各类问题,压力真的非常大。” 她还说,“但那段时间也是收获最多的,每天上班时间做窗口,空下来的时间逼着你去学那么多的新知识,我从来没想过做公务员也能拼到这种程度。”

王连凤记忆最深的是2013年11月的一个下午。那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拉着一个大大的拉杆箱走进了登记大厅。“他来到我的窗口前,跟我说,‘姑娘,我是移居加拿大多年的华侨,我在国外从电视里知道中国开始搞自贸区了,我就立刻赶了过来,你看,我刚下飞机,直接从机场就来到了这里。我有一个项目,之前曾经考察过中国的两江新区、天津滨海和广东前海,都没办法落地,你来帮我看看在你们自贸区,我能做吗?’说着,他在柜台前打开行李箱,拿出来一沓厚厚的项目企划书递给我,用满是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王连凤看着这套完整清晰的企划方案,这是一个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开展生物医学领域中血液和基因研究的报告,她的心里咯噔一下,按照当时刚刚发布的负面清单,这一计划正好属于外资限制和禁止类的项目。

王连凤回忆道,“面对老先生期待的目光,我心怀歉疚地拿出负面清单,向他做了解释。不出意料地,老先生脸上的光彩暗淡了,看到老先生失望的样子,我决定帮帮他。当天晚上,我就把今天遇到的这件事情向部门领导进行了汇报。”最终,这个项目在各部门的推动下得以成功落地,经营范围中涉及到干细胞和基因研究等国家明令禁止的部分确实无法实施,但是生物医学领域的科技研究的部分没有禁止,全部落地实施。

王连凤还说,“自贸区成立后,不光我们工商一个部门工作压力大,所有部门都一样。各部门负责人每天工作结束后要开一个‘晚上7点例会’,汇总当天遇到的新问题,需要协调的可能第2天就能解决好。所有部门的同事都很务实,绝不会拖延。当时我们为了一家企业的一个项目,各部门开会不知开了多少场。”

王连凤所讲述的这种高负荷工作状态2014年仍持续了一年。2015年4月,上海自贸区完成扩区,覆盖范围从外高桥、洋山扩展至陆家嘴、世博、张江和金桥。2015年,广东、天津和福建3个自贸区挂牌成立。2016年,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7个自贸区挂牌成立。2018年,海南自贸区成立。当前,中国已形成“1+3+7+1”的自贸区新格局。

5年来,伴随上海自贸区扩区以及中国自贸区的增加,王连凤在外高桥工商窗口后的工作压力逐渐减轻。所做的工作也由原来突飞猛进的增长,开始向精细化发展。上海自贸区和浦东新区2016年初在全国率先试点“证照分离”改革,对首批纳入的116个行政许可事项,分取消审批、审批改备案等五种方式进行改革。

多证合一、简易注销、一照多址,一项项商事制度改革措施在上海自贸区内相继实施。今年,浦东新区又率先推进“一网通办”“四个集中”,所有部门审批处室向企业服务中心集中,所有涉企审批事项向“单窗通办”集中,所有投资建设审批事项向“单一窗口”集中,全区推广建设项目集中验收。“一网通办”已实现涉企事项全覆盖,其中“不见面审批”达到53%,“只跑一次”达到47%,实际办理时间比法定时限压缩85%。

自2013年出台全国首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5年来,自贸区负面清单的长度从190条缩短到45条。迄今为止,上海自贸区有近95%的外商投资项目通过备案方式设立。5年间,上海自贸区践行“不做盆景做苗圃”的精神,将改革成果推向全国,截至目前,包括负面清单、商事登记和证照分离等改革在内,累计有127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

谈起5年的变化,王连凤说,现在的自贸区,对投资人和企业来说办事更方便、更公平了,受理模式更透明、程式化了。对政府机关人员来说压力也更大了,工作量翻倍增加的同时,对服务要求越来越高,要做到“既快又好”真的不容易。

“5年前,‘行政不作为’这个词大家还很陌生,现在则很普通。群众有各种途径可以维权。政府部门办事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服务部门。”她说。

    责任编辑:李跃群
    校对:余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