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英国新摄影”艺术家：打破传统纪实摄影规则
正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举办的《英国新摄影》展览，展示了两位英国纪实摄影师安娜·福克斯和凯伦·诺尔的作品。她们的作品，呈现了“英国新纪实摄影”的风貌，质疑、重塑正是“新纪实”的核心精神。在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时，两位任教于英国法纳姆创意艺术大学的摄影师分别谈及影像观念与创作方式。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正在举办的《英国新摄影》展览，呈现了安娜·福克斯和凯伦·诺尔两位常居英国的纪实摄影师的近百件作品。展览包含多个系列，这些系列如一篇篇摄影专题般探讨社会阶级、工作环境、自我意识等命题。
英国纪实摄影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活跃至今，以传统的纪实摄影为根基，对它作出进一步反馈和回应。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纪实运动源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如查尔斯·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后迅速蔓延至电影（代表人物为约翰·格里尔逊）和电视，而摄影在其中亦影响深远。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新纪实”的核心是质疑和重塑的精神，它与“旧”纪实的区别在于它借鉴了当代艺术的手法，怀疑并把玩“真实”这一概念。这种“玩”的行为在福克斯和诺尔的作品中表现为将密切观察的现实和精心策划的虚构相融合，“英国新摄影”就新在于此。
展览期间，“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与两位摄影师展开对话，分别谈及影像观念与创作方式。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有着师承关系、艺术交往密切的女性摄影师，都在部分作品中呈现了图像配文本的形式，两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这一手法的目的与细节。
专访摄影师凯伦·诺尔
观众的“第三种意义”与博物馆的“违背自然”
凯伦·诺尔（Karen Knorr），生于德国，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常居英国。她用摄影探索文化传承和其意识形态根基。自八十年代起，她的摄影创作长期关注后殖民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与美学的关系。诺尔善于用视觉和文字的手段去处理她拍摄的对象——无论是家庭、生活方式，还是博物馆中的动物，并借这些手段与“纪实摄影”产生一种幽默而批判的对话。
澎湃新闻：展览名为“英国新摄影”，英文名是Another way of telling（别样讲述）。首先，请谈一谈您的摄影观念，以及您的“讲述方式”是什么？
凯伦·诺尔：Another Way of Telling来源于艺术批评家、作家约翰·伯格的一本书。我们是在提出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介于文字和图像之间，也介于图像和在书页或墙壁上排列展示它们的方式之间。这本书带着幽默的诗意和讽刺性，展示出日常生活方式、文化遗产和在英国、欧洲及亚洲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澎湃新闻：关于《贝尔格莱维亚（Belgravia）》。您如何萌发这样一组系列的拍摄，以及图像配文字的表达方式？看起来，有些文字与图像相关性高，有些则不。在读图时，文字时而增强了图片信息，时而似乎消解了图像的意思。您怎样看待文本对图像的影响？
凯伦·诺尔：《贝尔格莱维亚》系列的图像和文字描述了1979年的伦敦，当撒切尔主义开始之时，国际名流和富人群体中阶级与权力的百态。贝尔格莱维亚现在仍是伦敦骑士桥哈罗德百货附近的一片国际化的富人区，有很多外来居民。我的父母曾住在贝尔格莱维亚，这个系列的第一张图就是一张我的母亲和祖母在我们位于朗兹广场的“小屋”前厅中拍摄的照片。这组照片其实不是仅关于个体的，而是关于群体和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观点的。这些作品都属于“非肖像”，它们不是为了迎合奉承或展示这些人的“真实”。照片里的人都没有名字，而且会保持匿名。
《贝尔格莱维亚》描述了享受着特权的少数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的角度看，上层阶级的肖像画都倾向于迎合奉承。而图像和文字的结合则让《贝尔格莱维亚》更贴近于讽刺作品，同时没有丢失它作为摄影作品所特有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特点。
这些作品的含义就存在于图像和文字之间：并不是文字在解说图像，也不是图像在解释文字，而是要由观众自己创造出“第三种意义”。文字会减慢观看的速度，因为我们看完文字后还会带着阅读文字获得的感悟再去重新端详图像。有一些关键词会被大写出来，对话会被拆开并分布在摄影作品的表面上，这些都强化了作品重构和讽刺的特性。被拍摄的人们变成了演员，在和我的合作过程中展示着他们的个性。我们一起选择服饰，决定在他们家里何处取景最合适。真的会有一种牵绊在我们之间产生，最后我们都成为了“家人”。
澎湃新闻：关于《印度之歌》系列。这个系列聚焦印度种姓文化与“他者”的关系。画面中，不同的动物都有什么象征？
凯伦·诺尔：从2008年开始，我的作品转向了新的方向，通过摄影聚焦于印度高种姓拉其普特（Rajput）的文化以及它与“他者”的关系。这一组摄影作品通过大幅面数字摄影表现了莫卧儿（Mughal）和拉其普特宫殿、宅邸、陵墓建筑中的男性空间（mardana）和女性空间（zanana）。
动物的使用是具有寓言性质的，有时它们是《罗摩衍那》中的角色，有时是印度家长制下被禁锢的上层公主。这些动物是在印度被发现的，但是现在它们的生存确因人口增长和旅游业的爆炸式发展而受到威胁。印度和中国一样，自然和动物都在急剧减少。我在这里为保护自然和动物发声，毕竟这是每个国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为下一代守护它们。
澎湃新闻：关于《寓言》系列，丰富的画面信息，让人多角度理解。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凯伦·诺尔：《寓言》的想法来自于我对如何根据伊索寓言和拉方丹寓言来解读欧洲流行故事的思考。有一些故事是以普世的故事为基础，在那里面动物代表着美德，这些故事的年代可能比指导我们社会行为的经文还要早。从1986年开始，我就一直会在建筑遗产中插入动物的形象，动物在我早期摄影作品《贝尔格莱维亚》内也有描绘，有的以房间中油画的方式出现。生态学家保罗·谢泼德（Paul Shepard）曾经说过，我们人类实际上是由动物所定义的，它们帮助我们成为了人类。另外我也对于动物作为“他者”、非人类的概念感兴趣，它就是一个蕴含改变的基因的密码，挑战着我们之间的边界。
然而，动物仍是“他者”，对于被插入的环境来说，它就是外来者。动物不是这件作品真正的主题，建筑场所也不是。《寓言》展示给我们的是两个世界之间无法调和的距离：一边是原生的自然世界，一边是文化场所，后者只有在自然具有特定代表意义时才会允许自然的进入。尽管带着和平与爱，动物的入侵还是颠覆了场景本身。这件作品强调的就是博物馆本身“违背自然”的特点。
我想晃动世界，看事物表面下的隐秘
专访摄影师安娜·福克斯
安娜·福克斯（Anna Fox），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摄影师职业生涯，成为该时期一名出色的彩色纪实摄影师。福克斯受到了以保罗·格雷厄姆和马丁·帕尔等新色彩纪实摄影大师为代表的新英国纪实摄影的影响，对英国人生活中的荒诞和日常进行解读，创造出的作品是社会观察和私人日志的结合体。英国摄影评论家肖恩·奥哈根指出，福克斯的“拍摄对象是平淡日常的”，但她的作品却深入人心，这归功于她善于挖掘平凡之中的“荒诞和启示”。
澎湃新闻：展览名为“英国新摄影”，英文名是Another way of telling（别样讲述）。首先，请谈一谈您的摄影观念，以及您的“讲述方式”是什么？
安娜·福克斯：“Another Way of Telling”有几层含义。第一，我们是女性摄影师，在这样一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中，我们的表达就是“Another Way of Telling”。第二，我们开始是纪实摄影师，后来在实践中慢慢发展出新的讲故事的方式，既包含事实，也有虚构，不过虚构也是为了真实而存在的。我感兴趣的问题往往是生活中那些不经常被视作有趣的主题。我对日常生活、当代生活感兴趣，尤其是对将要出现的新兴事物，而不是那些快要消逝的部分。现代的工作生活基本上都发生在办公室或者家里——我选择了办公室作为我的主题之一，那时（20世纪80年代）没有人在拍摄办公室生活——它根本不被认为是一个主题！但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办公室内部的故事看到社会的本质。那个年代领导的政府非常保守，他们支持个人权力，所以也就不存在社区的概念。我也对现代的休闲生活很感兴趣，乡下的、通俗的（节日和当地剧院）、中产阶级的和女性生活中的场景。我想要去探索普通人生活背后的场景。
安娜·福克斯：我也受到了凯伦·诺尔的影响——诺尔、帕尔和格雷厄姆都是我的老师！这些作品确实是来自于一个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背景和观念的国家，但是我认为观众仍然可以去贴近、去理解作品中传达的想法。在很多有意思的书和杂志中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我希望通过在中国展示我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有机会通过媒体、通过展览（《英国新摄影》将会在中国厦门、北京、西安、兰州巡回展出）与我们的新观众们对话。
理解这些概念不用花太长时间，最主要的是要明白打破传统概念、接受看待世界的新方式是多么重要。新摄影运动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打破传统纪实摄影规则的方式：这种摄影不是怀旧的，也不是很遥远的；我们的拍摄主题不是穷人或者新闻人物；我们的主题是寻常中产阶级的生活。商店、办公室、休闲中心，你只需要看看自己家外面就可以看到值得讲述的故事。同时，色彩也很重要——色彩可以帮助我们讲述此时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事情——色彩是即时反映当下的。另外，把自己当成是作者也很重要。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和凯伦·诺尔女士都使用图像配以文字的创作方式，同样，有时您的图文也并非一致。您怎样看待文本对图像的关系？
安娜·福克斯：我的作品里文字和图像的结合都是采用很特别的方式，两者之间没有字面上的联系。我收集配字的方式和我“收集”（拍摄）照片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会选择能反映出我对于拍摄主题感受的文字（我也是这样拍摄照片的）。项目快结束时，我会选择文字和编辑图片。我会把它们全都摊在桌子或者地板上，然后试着去找出哪些文字适合哪些图片。文字和图片的结合可以创造出第三层含义，即由于文字和图片的结合而得以放大的讽刺性。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明白图像与文字间没有字面上的联系是很重要的。
我发现这种结合可以创造一种线性的叙述（就像一个虚构的作品或一部电影）贯彻整个作品，这样观众就能理解到正确的故事了（即使实际上的相片拍摄方式和时间之间都没有真的线性关系存在）。我需要重申的是，我将自己看成是一个讲故事的作者，我的故事来自于真实，但是它们是由我讲述的。一篇文档和一个纪录片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纪录片一词是由英国电影导演约翰·格里尔逊创造出来的，他用这个词来描述他所拍摄的电影种类。一个纪录片是一个在真实的基础上由作者所讲述的故事。文字总是可以影响图像，这是我们选择使用它的原因——去创造一种特定的影响和含义——它会改变作品的意义。
澎湃新闻：作为摄影师，您觉得对影像的敏感度是基于天生，还是后天训练更重要？您是带着天生敏感直接拍摄，还是先选定主题，再去获取图像？
安娜·福克斯：我不相信有人天生就有拍照片的敏感。我相信的是，某些人会有更多动力去拍摄，而成为摄影师确实需要更多的动力，因为这是一个艰难、有时还很孤独的职业（我指的不是做一个在公路上的孤独摄影师——那是个我并不感到同情的男性迷思！我的意思是要在摄影的世界里走出你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你必须能承受的住一路上的坎坷挫折，一直前行）。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巨大的好奇心和创造欲，热爱摄影，有去拓宽摄影边界的动力，还要非常努力，你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摄影师。技术可以一直学习（当然你也要敢于试验新技术），想法和创意则来自于自己；阅读、研究、聆听然后意识到你的作品中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源于真正融入这个世界，源于对外部的观察和对自我的反思，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思考问题。
摄影是一种具有魔力的媒介，你需要去感受这种媒介带来的快乐，也要理解其虚幻特征的意义。敏感度会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发展起来——一个人对于事物是会有直觉的反应，但是这种反应来源于你已经知道的东西——知识的广度和开放程度、理解能力以及求知欲（好奇心）都是重要的要素，它们会创造出你的直觉，并培养出将这些直觉转化为能够传达含义、表达新观点的图像的能力。在照片里，世界可以颠倒过来。我作为摄影师，就想要去颠倒世界，去晃动这个世界从而看看事物的表面之下还隐藏了些什么。我觉得生活就像戏剧，我想要去探索幕布背后（后台）的秘密。
（本文图片均由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