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皓琛︱走出上一代法国人的舒适区和不适区
走出舒适区，摆脱温水煮蛙的状态，这并非仅是当代社会快节奏下的精神强心针，其实也可以作为观察知识群体的一个切入口：他们是弹起老调，抑或是谱出新曲？是做按捺住内心激流的寂寞人，抑或是做时代风暴的弄潮儿？是该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舒适，还是要一味突破，狩猎新的不适？
倘若拿这一系列问题向当代法兰西提问，那么我们便要留意各种可能回答背后的时代脉络。因为，每一代法国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和不适区，每一次突破或顽抗都透露出特定的时代精神。在2018年回顾法国当代盘根错节的知识版图，如果不把代际的思想接力考虑进来，那么即使是老练的中国读者也可能会对这一知识版图的把握错位，把彼时的不适误作此时的舒适。
法国精神分析史家卢迪内斯库（Elisabeth Roudinesco）在2005年面世的《风暴中的哲学家》便是有了时间距离后的一份个人知识版图。卢迪内斯库以专治精神分析史闻名西方世界，早年著有厚重的《法国精神分析史》和《拉康传》，近年更扩大视野，在多部成果的基础上写出《彼时和现时的弗洛伊德》。以如此一种知识背景来打量心目中六位法国当代哲学家的“风暴”，卢氏便不再是在众多已有哲学学术成果上徒增对某人某话的文本细读。用她在序言中的话来说，手绘法国哲学家群像的本意，是希望让他们的思想彼此映照出法兰西当代思想史上的几个闪亮时刻：康吉兰、萨特、福柯、阿尔都塞、德勒兹和德里达。掩卷之际，我们便会发现：萦绕卢氏心头的这几个时刻，多数还和心理学或精神分析有点瓜葛。
然而，吸引过全世界目光的当代法国思想，难道还需要卢迪内斯库在二十一世纪初精挑细选，反复回味？法国人对自身当代思想或褒或贬的反思，难道不是从来不曾就中断？拿中国读者熟悉的来说，我们早已了解到萨特和阿尔都塞的某些歧途被同代人严厉批判为“知识分子的鸦片”“想象中的马克思主义”；福柯、阿尔都塞、德里达以及深受卢迪内斯库本人景仰的拉康，亦早已在八十年代中便遭到来自法国本土的强烈质疑，被划入带负面意味的“1968一代”；冷战结束之际，法国知识界长期对苏联极权主义的笔伐终于笑到最后，其整体右转的态势进一步加速，有领军人物甚至喊出“幻觉已成过去”；连福山那篇早为中国学界热烈讨论的《历史终结》（La fin de l’histoire），不正是在1989年率先以法文在巴黎的自由派杂志《评论》上打响头炮？
告别革命，几乎就是告别了整体上改造社会的革命理想。九十年代以来的法国知识版图，确实放弃了在整体上突破民主社会的念头，其讨论议题亦越来越转向梳理西方自身民主发展历程和修补细节上的社会偏误。面对这种不愠不火的舒适区，我们不难理解：2001年法国左翼学者对保守思潮重占主流的忧心（D. Lindenberg）；2004年英国史家对法国思想界陷入温水煮蛙状态的猛批（P. Anderson）；2007年另一位左翼学者对近二十年的法国哲学界不思突破的痛斥（D. Eribon），甚至把相当一部分当代哲学学者斥为“只懂来来去去地注解老掉牙文本”!卢迪内斯库这本《风暴中的哲学家》，也大致可以算入这一纠偏的脉络，只不过语气少了檄文的杀气，多了对精神同路人的敬意。这位精神分析史家在书中关注的其中一个核心主题，就是要借六位哲学家，重申一种业已在法国知识界褪色了的理想。
如此一来，哪怕告别了革命，卢迪内斯库也不愿陷入舒适区，不再突破。借六人的肩臂，她要重申一种代际的接力棒。如书末最后几页所示：她引为同代人的精神同路人，“既不认定主体有着彻底的自由，亦不断言主体势必为社会或语言结构所决定，他们更倾向于怀疑这种非此即彼思维的源头。这也是何以他们坚持批判启蒙和逻格斯的种种幻象”。换言之，哪怕康吉兰、萨特、福柯、阿尔都塞、德勒兹和德里达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分歧和承接，但就精神气质而言，六人和卢氏一样，都怀着抵抗精神，不愿一劳永逸地躺入舒适区。《风暴中的哲学》一书里的抵抗，既有康吉兰投身对抗纳粹德国的家国情怀，也有萨特持续否认无意识、强调自由意志的主体哲学，还指福柯突破精神病学的规训、“在西方文化最精致表达的内部”发现了疯癫秘密，当然还有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警惕，有德勒兹对精神分析之因循守旧而作的全盘否定。就连杀妻的阿尔都塞，卢氏竟也力排后人多个版本的心理学杀人解释，为这位哲学家的病态境地赋予相当的骚动和颠覆色彩！
然而，了解法国当代哲学的读者恐怕会疑惑：以治精神分析史出身，且一直为精神分析辩护的卢迪内斯库，何以偏偏要引几位敌视精神分析的哲学家为同路人？在书中关于康吉兰、萨特和德勒兹的章节中，卢氏为什么没有忌讳谈及这三人曾对精神分析的不屑，反而还花了不少笔墨相当程度地肯定了他们冷眼的理由？甚至连在众多议题上立场和卢氏相当趋近的德里达，也早于2001年在别的场合（见Elisabeth Roudinesco et Jacques Derrida, De quoi demain…, Paris, Fayard, 2001）向她当面直陈精神分析的诸多概念行之不远，那么《风暴中的哲学家》一书岂不间接把精神分析推向风雨飘摇的末路？恰在2005年，法国部分精神病学家向卫生部递交要求严肃整治精神分析疗法的提议及其牵扯出的争议，不正立即激起卢迪内斯库捍卫精神分析的笔战劲头？（见Elisabeth Roudinesco, Mais pourquoi tant de haine ?, Paris, Seuil, 2010）
这便触及卢迪内斯库写作《风暴中的哲学家》的第二大核心主题：对精神分析的定位。放到西方精神病诊断史的百年历程来看，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一直是争议的两大方面。前者延续着弗洛伊德开创的传统，更倾向于对患者进行心因性的诊断；后者斥弗洛伊德为伪科学，越来越广泛地把药物和非正式心理疗法作为治疗手段。其争议之剧烈，甚至可拟“风暴中的精神分析”为题，回顾一系列纠缠不清的论战。从本书不时闪烁的片段我们可以看到，卢氏颇为警惕当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对人的物化，忧心实验室和药理学完全取代对精神疾病的临床观察，进而借几位哲学家和精神分析的交集试图重申精神分析的人道主义维度。具体来说，卢氏借康吉兰之口，点破了行为心理学在测算和建模上的歧路；她借萨特那份《弗洛伊德》的命题剧本，试图含蓄地说明：萨特恰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以类似于弗洛伊德主动放弃其诱惑理论的方式完成了对自由主体哲学理论的升华；她还借福柯对精神病学彻底批判之机，再次表明自己和七十年代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左翼先锋并行，还“疯狂”以历史维度，且应以福柯为榜样，回溯它的历史时要留心那些业已被净化的部分；她甚至还借德勒兹《反俄狄浦斯》的努力，质疑了当时法国主流精神分析的因循守旧，尽管她也承认，德勒兹的这部作品“并没有在精神病临床方法上制造任何革命”，判定“反俄狄浦斯的计划从未实现”。不妨说，借某几位哲学家来对精神分析作有益的补充，这固然是卢氏的本意，但问题是：哲学家的话，是否能在精神病诊断日益依赖药物的当代大潮下，切实起到导引性的纠正作用？精神病学的从业医生，果真如卢氏所忧心的那样，冰冷得不剩丝毫人文关怀，徒具对患者进行“微观法西斯式”的剂量管控？认定精神科医生缺乏对人的关怀，这未免武断，似乎走进了另一种意义上不分青红皂白的舒适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冷静地参考抨击精神分析一方的意见（见Jean Cottraux et al., Le livre noir de la psychanalyse : Vivre, penser et aller mieux sans Freud, Paris, Les Arènes, 2005）。
回顾完《风暴中的哲学家》卢氏想要传递的两大主题，现在便可以考察该书带给我们的启发。倘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法国知识界确实在总体上变矜持、不再谋求惊涛骇浪的话，那么卢迪内斯库重温六位前辈的特立独行，便可谓是一番不甘囿于舒适区的呼吁。深知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共产党均已在八十年代告别法国舞台的卢氏，并没有加入多数同代人对苏东剧变的笑逐颜开，而是通过福柯和德勒兹对微观权力、欲望流溢等当代社会的内部批判，继续着她的反抗，憧憬着下一轮的风暴。不妨认为，即使共产主义在卢氏写书时的法国已灰飞烟灭，可她恰是要弘扬一股断了线的叛逆精神，以“不适”搅动了无生气的“舒适”。当然，这种主动寻获不适感的愿望，远非谋求推翻历经纳粹侵略和苏联极权的法兰西民主社会。事实上，卢氏在多个场合都表示过：精神分析只存在于民主社会。单凭卢氏这一姿态，我们便可知道：无论放弃舒适区抑或是拥抱不适区，《风暴中的哲学家》都坚决不重蹈二十世纪西方世界遭遇的两次威胁。
不消说，在2018年和中文读者见面的这本著作，时间上偶合于法国1968运动的五十周年纪念。我们也不必再啰嗦，《风暴中的哲学家》书里提及的多位法国当代知识界名人，都有过对所谓的“68精神”有着不同阵营的表态。在卢迪内斯库眼里，似乎不需要专门为如此一种反叛的精神状态再追加一份回忆。她列举的六位哲学家，本身已经体现出上一代法国知识人的整体面貌。不过，倘若卢氏在书中点名批评的几位法国当代学者有滑入舒适区之嫌（F. Furet, M. Gauchet, L. Ferry, A. Renaut, P. A. Targuieff），那么我们今天便应顺着她自己的立场来认真衡量：萨特、福柯和德勒兹等人留给我们的概念，是否足以让下一代法国知识人克服一系列新的不适？具体来说，上一代阿尔都塞等人的左翼理论，能否为眼下这一代法国政坛左翼的全面溃败提出一点解读？在移民问题上曾摆出姿态的福柯和德里达，放到今天，到底能否为当前法国社会几近胶着的移民议题开出一味切实的良药？福柯对微观权力之钳制的揭示，是否还适用于新形势下法国社会越来越仰仗国家公权力的具体现实？一句话，无论是卢迪内斯库在2005年刻意与之保持距离的舒适区，抑或是她深情回忆、充满风暴的不适区，到底还能不能照亮2018年的法国知识界？
我们执意以这一代人的目光打量上一代人的知识版图，并非生硬地借新买的屋帘比划旧时月色，而是为了更冷静地承接前人的爱恨褒贬。每一代人往往都有每一代人的议题。此时法兰西政界、学界、舆论界相当一部分的精力恰好聚焦在近东和北非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视这些方面，我们便几乎无法理解在法国知识界刮起国民认同、历史记忆、欧洲精神等一系列新议题的起风动因。这些议题背后的价值辩驳和取舍，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康吉兰、萨特、福柯、阿尔都塞、德勒兹甚至德里达留下的头脑风暴。如此一来，《风暴中的哲学家》便不再单纯告诉我们中国读者上一代法国人的知识角力，它还催迫着我们这一代人擦亮眼睛，告别他们思维上的舒适区和不适区。因为，同时走出上一代法国人的舒适区和不适区，也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继承和纪念。
延伸阅读
Elisabeth Roudinesco et Marcel Gauchet, La pensée 68 est-elle épuisée ?, Le Monde, 28.07.2015